现得不堪一击。清军的首领出现大量的不战而逃，甚至投降的情况。
这表明，清军之败败在〃管理〃方面，这种管理，应该表现为军事体制，而军事体制又是政治体制的一部分。恰恰在这方面，大清朝在洋务运动中并未涉及。
当然，体制的原因归根结底是人的原因。在相同的民族危机之下，中国人——大清朝的那些精英们选择技术上的转变而没有进行思想上的转变。大清朝的贵族和官僚甚至知识分子中，在甲午战争之前没有出现像伊藤博文、福泽谕吉那样的人。
另外，在战争过程中，中方没有〃涌现〃出一位堪与日军抗衡的将领。而在日军方面，一批向来具有扩张思想和〃大陆政策〃的执行者可谓〃脱颖而出〃。其中，日军侵华鼓吹者和直接指挥者陆奥宗光（1843…1897）不得不提。
陆奥宗光少年时赴江户求学，结识当时各幕的倒幕勤王志士，1862年离开江户前往京都从事勤王活动，次年入海军操练所学习，不久与伊藤博文等结识。此后曾赴欧洲考察，并在1892年出任伊藤博文内阁外务大臣。
甲午战争爆发前，陆奥宗光配合军事上的挑衅行动，积极在外交上进行活动。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极力争取英、美等国对日本的支持。
日本军舰撞沉〃洋务运动〃（1
1894年6月25日，俄国政府为阻止日本势力进入朝鲜，劝告日本政府与中国共同从朝鲜撤兵。
甲午战争爆发后，清政府在军事上接连失利，被迫于1895年1月派总理衙门大臣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兵部右侍郎兼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前往日本求和。在中国议和代表到达日本前，1月27日，日本政府召开御前会议，陆奥宗光亲自起草和约草案，并提出以朝鲜独立、中国割让领土、赔款等苛刻条件作为谈判基础。并与伊藤博文同被任命为议和全权大臣。3月，在日本外交、军事压力下，清政府改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赴日本乞和。之后，双方代表两国政府签订《马关条约》。
由于陆奥宗光在侵华战争中积极奔走，在甲午战争刚刚结束后，其被授予一等子爵。
从陆奥宗光的履历上可以看出，这位甲午战争的罪魁之一，是一位游历西方多年、具有世界眼光的军人。而这正是清政府的官僚们最为欠缺的。两军较量首先是军事将领的较量，与陆奥宗光的眼光和水平相比，清军中的官僚显然不在一个档次。
日军中既然有这样的人物，加上中国战败，清政府在《马关条约》中割地赔款，已成为不可挽回的局势。
事实上，陆奥宗光背后的伊藤博文才是李鸿章的真正对手。前面说过，甲午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是李和伊藤的对决。
在对李鸿章弄墨描绘之后，还有必要说一下伊藤博文，这个直接打碎洋务运动成果的明治时期的能臣。伊藤博文（1841…1909），比李鸿章年轻，却又处在同样的时代。明治天皇时期，他长期担任内阁总理大臣，堪称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操盘手。伊藤博文如何一步步成为对华战略的操盘者，后面我们将给予更多的篇幅介绍，此时，我们需要记住的是，在《马关条约》的谈判中，他是李鸿章无法逾越的障碍。
而《马关条约》签订，则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并成为中国人进行反思的转折点。
当战败消息传来，体制内的官员和体制边缘的知识分子们，接连向朝廷上奏陈情。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在此后走上历史的前台。
一时之间，反思成为舆论的主流。一般来说，反思表现为对过去的否定，甲午战败后，洋务运动成为躲不过去的反思对象。
洋务运动热热闹闹地搞了30年，从物质成就上说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它所引进的坚船利炮，在明治维新中诞生的战舰面前黯然失色。最终换来的竟然是整个民族向日本的屈膝投降和割地赔款。
在这样的现实与舆论之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就此成为历史名词。洋务运动——作为一项重大的经济改革举措，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改革本身是顺应历史要求的，并极可能成为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不幸的是，这项改革生不逢时，处于一个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也因为没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而被证明〃不切实际〃。
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已经长期将中国视为敌人的日本不希望看到中国强大。加上这场洋务运动本身的局限性，中国在与日本的赛跑过程中，出现体制改革的先天性缺陷。发端于19世纪60年代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终究随着北洋舰队在黄海海面上的沉沦而折戟沉沙。
镜头再闪回1894年的深秋，日军由南向北跨过鸭绿江，从此对中国大陆开始了长达50年的侵略。50年中，中国历史风云变化，大清倒掉，洪宪复辟，军阀纷争，政党政治，共和萌芽，同时纠结着内忧外患。当然，这些纠结中，更是无法摆脱日本这样一个恶邻带来的梦魇。
日俄战争硝烟下的〃清末新政
二、日俄战争硝烟下的〃清末新政〃
日俄战争，这场发生在中国领土上的〃国际战争〃，对中国的影响，比对日本和俄国的影响还大。中国的精英们不愿意再给政府时间。一切改革，都为时已晚
改革本来是为了解决问题，但伴随改革又常常会产生新的问题。任何一场改革一旦出现危机和宣告失败，必然会引发反思。清末曾经有过两次看似自上而下，实则为形势所逼的被动式政治改革，被历史定义为〃清末新政〃。
政治改革一旦启动，就难以再走回头路。清末新政，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旧体制勇敢的否定。尽管自上而下，但这不是一场能够游刃有余的改革。姗姗来迟的政治改革，因为缺乏稳定的外部环境，注定艰难。当一场在中国领土上发动的〃国际战争〃爆发，让中国的精英们彻底发现中国无能的时候，他们不愿意再给政府时间。一切改革，都为时已晚。
这场在中国领土上发生的日俄战争，对中国的影响，比对日本和俄国的影响还大。
清末的两次新政，第一次是甲午战争后，光绪皇帝主导的、昙花一现般的百日维新；第二次是慈禧太后主导的〃清末新政〃。刺激〃保守派头子〃慈禧太后大搞清末新政的一个动力，就是〃立宪的日本打败帝制的俄国〃。这本是一个积极的促进，怎奈，对于已经在财政上几近崩溃的大清，已经难以支付政治改革的成本。
慈禧太后是〃昏庸〃还是〃聪明〃先搁至一边，单就她开始搞政治改革，已经错过了10年前甲午战争后的改革机遇。
甲午战争之后，反思主导了舆论。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维新派的〃崛起〃，并试图通过变法，实现富国强兵，以雪对日战争失败之耻。戊戌变法虽然因为清政府的内部矛盾而夭折，持续了百日便宣告失败，但它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成为当权者的必然选择，并由此发生了旨在政治改良的〃清末新政〃。
要解析清末新政，还要从甲午战争之前说起，从一个年轻的〃学生〃康有为说起。
康有为，说起这个传奇人物，我们的认识仍然是模糊的。他所〃发起〃的〃公车上书〃，在历史上是否真的曾经发生，至今仍遭到一些人的怀疑。但是，这并不影响他的历史地位。
这个看着洋务运动长大，看着甲午战争失败成长起来的旧式文人，因为处在一个大变革的年代，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起了启蒙者的角色，按照历史课本上的说法，他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民族资本主义〃的代言人。
洋务运动虽然失败，但它的一个重要〃遗产〃——民族资本主义却在动荡的大时代中获得初步发展，并酝酿产生了自己的〃代言人〃。所谓的戊戌变法，推动力量首先来自〃体制外〃——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代言者〃。
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地主官僚家庭出身。18岁时受业于江南名儒朱次琦，但不囿于师说，能独立思考。21岁时康有为曾游历香港，接触到西方政治文明，以为〃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遂大倡西学，走上了向西方探求救国真理的道路。
日俄战争硝烟下的〃清末新政
最先影响康有为的重大历史事件，是发生在1883年12月…1885年4月的中法战争。20多岁的康有为，目睹清廷腐败，大受刺激，激发起寻求救国道路的想法。
1888年，30岁的康有为来到北京，参加乡试。公开的说法是，康有为趁机第一次上书皇帝，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策，认为光绪帝应该〃屈尊降贵，引咎罪己，求言图治〃。
人微言轻。以中国的政治体制，一个考生无论如何无法影响朝政。〃日理万机〃的皇帝，恐怕根本就不可能看到一个举子的言论。康有为的政治思想，根本不可能上达最高层。
拥有〃异端〃思想的康有为，显然难以在科举考试中有好的成绩。京城居不易，他不得不离开帝都，重回南方。
外患频仍的政府，并不介意这个年轻人宣传自己的政治思想。1891年春，康有为在广州开办万木草堂，传播其政治思想，延揽了梁启超等弟子。
1890年前后，是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这个时候，中国经历近30年的洋务运动，军事力量大大提升，日本经历明治维新跃跃欲试。中国民间的知识精英们，为国家的前途而思考而苦闷彷徨。
就在康有为远在江湖，冀望为国分忧的时候，庙堂之上，最高统治者的所作所为，根本看不出有什么忧愁。这个时候，在诸如李鸿章这样的有识之士看来，中日必将有一战，但他也不知道这场战争将会很快到来，更不会想到其毁灭性的后果。
将光绪帝玩弄于掌股间的慈禧太后，这个时候正醉心于动用海军军费修建的颐和园。老而不死是为贼，这句话用来形容这个最高统治者似乎很不厚道。但她将个人爱好凌驾于国家安危之上，确实堪称国贼。
在后人，甚至在当时旁观者看来，这个国家的财政几近破产、内忧外患连绵不断已经危及政权存在的时候，她却动用巨额的军费供自己〃颐养〃享乐。
当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口若悬河讲述自己的政治理念的时候，李鸿章正在为向朝廷要钱发愁。李鸿章正在修一条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铁路——关东铁路。但在向海军衙门催要关东铁路拨款的信中，他先是详尽地报告托人在德国为颐和园购买电灯的情况，详细地介绍这批电灯为西洋最新产品，在中国前所未有。他在信中提到，专门从德国请来安装电灯的人在讲完这些替老佛爷办的〃私事〃之后，李鸿章才〃捎带着〃提到关东铁路的修路费问题。
尽管如此，李鸿章还是碰了一鼻子灰。慈禧太后私事就是国家的头等大事，连海军费用都挪来修建园林，朝廷哪里有钱用于修路。不仅如此，关东铁路的经费还被〃商借〃走200万两白银。这条已经修到山海关的重要铁路，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的关键时刻被迫停建。
颐和园的修建持续了8年，从1886年到1894年源源不断的白银流向这个皇家园林。据考证，这一工程用银在2000万两以上。在此期间，已经在实力上大大超过日本海军的北洋海军，从1888到甲午战争开始的6年中，由于没钱，没有再购买一艘战舰、没有更新一门火炮。同样在这6年中，东洋的明仁天皇节衣缩食，调拨内帑，作为造船费用。1890年以后，日本将财政收入的60％用于军备扩张。首相伊藤博文以天皇捐款为榜样，号召民众为海军捐款，一年之间募捐200万元用于海军建设。
日俄战争硝烟下的〃清末新政
日本为何如此大规模的扩军？还是缘于其处于历史大变革时期敏锐的忧患意识，中国洋务运动导致军力上升，日本对此一直不敢懈怠。而发生在1885年春的中法战争，法国远东舰队把中国舰队打得溃不成军的一幕，更是刺激了日本的危机感。
这些，远在广东的康有为并不知道。1891年春，当他开始自己的讲学生涯的时候，并不知道北洋海军已经开始走〃下坡路〃，户部在这年的4月不仅要求不准再为海军购买大炮，而且为了节省军费要求裁减海军人员，而军舰的正常维修费用也不能保证。
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像康有为一样不知道活跃在庙堂上的那些人们都在忙些什么。但至少康有为知道，这个国家处在危机之中。而这场即将到来的巨大危机，为他登上历史舞台，铺就了一条特殊的道路。
1895年春，康有为携弟子梁启超一同赴京会试，适值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签订空前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应试举子群情激愤，奔走相告。
热心政治的康有为似乎并不关心个人的科举之路。史载，康有为、梁启超联络18省举人1300余人联名上书清帝，反对签订《马关条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
我们从历史教材中读到的这一事件，被称为〃公车上书〃，公车，就是应试举子的代称。但事实上，公车上书到底是否真的发生了，是值得存疑的。有论者认为，这是康有为后来的虚构。据考证，无论是当时的权臣还是朝廷的文字记录中，均无公车上书的记载。也就是说，即使发生了，也没有进入核心权力层的视野。
事实上，不管上书事件是否发生了，有一点可以断定，上书内容根本没有机会递交到当权者手中，上书的目的并没有实现。但〃举子议政〃的事情肯定是发生了，并在事实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标志着在体制之外，一个叫〃维新派〃的力量，正在形成，并开始要求进入政治舞台。这开创了200多年大清政治的先例，没有功名的学生，开始对朝廷指手画脚。
此后，康有为以〃变法图强〃为号召，先后在北京、上海组织强学会，发行《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和《强学报》，宣传变法维新、救亡图存，提倡西学，考察各国强弱之源，反映了维新派对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