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大王一定不要让他陪您到后宫去。后宫有那么多漂亮的嫔妃，见到宋玉可能会惹出麻烦来。”。楚王于是召见宋玉，就登徒子的话向他求证。宋玉说：“我长得相貌堂堂，是天生的，我很有知识，是因为我勤奋好学，至于说我好色，则是没有的事。”，楚王问：“有何为证？”，宋玉说：“天下美丽的女人，楚国最多，楚国美女最多的地方是我的家乡臣里。臣里最出名的美女就是我家的邻居。这位美女，增一分则太高，减一分则太矮。用了粉则显得太白，用了红脂则显得太红。她的牙齿、头发、一举手一投足，真是再美不过了。她微微一笑就迷倒了一大堆贵公子们。可是这位美女却常常透过她家的墙偷看我，足足有三年时间，我却不为心动，怎么能说我好色呢。实际上，登徒子才是一个好色的人。”；楚王请他说出理由。宋玉说：“登徒子的老婆一点都不漂亮，可是登徒子一见她就迷上了，而且已经跟她生了五个孩子。”楚王听了也不知该说什么好了。然而，宋玉还是因为“好色”而名传千古了。
“风流才子”这套衣钵的第二代传人是汉代的司马相如。司马相如（前179─前117），字长卿，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西汉文学家，初名犬子，因慕战国时人蔺相如，改名为相如。司马相如少年时代喜欢读书练剑，二十多岁就做了汉景帝的警卫叫「武骑常侍」，不过并不受重用而使他有不遇知音之叹，后来他辞官投靠梁孝王，并与邹阳、枚乘、庄忌等一批志趣相投的文士共事，就在此时他为梁王写了著名的那篇“子虚赋”。后来这篇文章被汉武帝看到大为赞赏，并且以为是古人的文章，经人奏报才知道是出于一个当代的年青才子之笔，惊喜之余马上召他进京，司马相如向武帝表示说：「 “子虚赋”写的只是诸侯打猎的事，算不了什么，请允许我再作一篇天子打猎的赋」，这就是内容上与”子虚赋”相接的”上林赋”，不仅内容可以相衔接，文字辞藻也都更华美壮丽、好大喜功的武帝读毕非常高兴，立刻封他为侍从郎，即为「郎」。建元六年（公元前１３５年）武帝派大将军唐蒙征南越，通夜郎，派司马相如出使巴蜀，对当地的少数民族进行安抚，他在那儿发布了一张“谕巴蜀檄”的公告，采取恩威并施的手段，收到良好的效果。第二度他又奉命出使巴蜀这一次回到成都他受到当地士绅热烈的欢迎，他的一篇“难蜀父老”以解答问题的形式，阐明为什么要和少数民族相处的道理，文章苍劲优美，说理透彻，成功地说服了众人，使少数民族与汉廷合作为开发西南边疆作出贡献，可惜好景不常，有人告发他接受贿赂，因而被免官。相如晚年出任「孝文园令」，这是管理皇帝墓园的闲差事，但是他对朝廷大事仍然关心，他见到武帝喜好神仙之术，因此上了“大人赋”欲以讽谏，想不到效果适得其反，“长门赋”中就可以窥见他对自己际遇不幸的感叹，元狩五年（公元前１１８年）遗有“封禅文”一卷，这就是司马相如的绝笔了。代表著作：《子虚上林赋》，司马相如把田猎作为主要描写对象，展开了全面的具体的描写，并通过对客观事实的具体描写，形象地表现了作品的主题。《子虚上林赋》是歌颂的作品，作者所描写的是帝王贵族的生活，竭力宣扬的是汉天子的豪华和富有，这固然有揣摹帝王心理，投其所好的一面，但通过这些描写，可以使我们感受到统一的汉帝国在上升时期所具有的气象和面貌，其视野之恢弘、胸襟之开阔，是以前文学作品所没有的。《子虚上林赋》还是一篇讽喻性的作品，作通过作品中三个人物一浪高过一浪的描写以及最后子虚、乌有先生俯首受教、态度的转变，表达了对诸侯的奢侈和僭越礼法行为的不满，以及维护中央王朝统一的政治态度，这与汉初政论家贾山、贾谊、晁错等人论政所表达的认识是一致的。至于赋末作者通过天子之口所发表的抑制奢侈、崇尚节俭的议论，其社会效果也许是十分微弱的。《长门赋》，在表现手法，艺术风格上与《楚辞》相近，是一篇很好的抒情作品。司马相如写作这篇赋的起因，并不单纯是对于后宫妇女的同情。而是以后宫女子的悲惨遭遇来寄托个人身世之感慨。屈原利用话传说的材料，采用的是幻想、象征的手法，人们容易发现其中的寄托，而司马相如转而写入人间男女的情爱，采用的是写实的手法，人们容易从其描写的生活出发对作品进行分析，不容易想到作者另外的寓意。司马相如的这种写法，实际上开创了古代诗歌中以男女之艳情写个人情志的一体，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同样是不可低估的。景帝中元六年，司马相如回到蜀地，恰巧那里的富豪卓王孙，备了宴席请客。县令王吉和司马相如一起参加了宴会。客人被司马相如的堂堂仪表和潇洒的风度所吸引，正当酒酣耳熟的时候，王吉请司马相如弹一曲助兴。司马精湛的琴艺，博得众人的好感，更使那隔帘听曲的卓文君倾倒。这卓文君是富豪卓王孙的女儿，因丈夫刚死，才回到娘家守寡，她听到司马相如的琴声，如痴如醉，又见他的相貌堂堂，有了好感。此后，他们两人经常来往，便产生了爱慕之情。一天夜里，卓文君没有告诉父亲，就私自去找司马相如。他们一起回到成都，结了婚。这就是有名的「文君夜奔」的故事。正当司马相如和卓文君沈浸在甜蜜的新婚日子里，卓王孙却暴跳如雷，发誓不给文君钱财。这样一来，文君和相如穷得没法过日子。他们只得回到临邛，在街上开了一家酒店，文君坐柜台打酒，相如穿上围裙，端酒送菜，洗碗刷碟子。日子虽然清苦，但两口子相敬如宾，过得和和气气，过了一些日子，卓王孙在朋友的相劝下，才消了怒气，给了文君一些钱财和奴仆。“文章西汉两司马”，这是班固对司马相如文学成就的评价，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中还把二人放在一个专节里加以评述，指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二人的文学成就虽有差异，但他们都各自从一个方面反映了那个时代，在各自的领域中达到了时代的最高水平，为推动文学的发展、社会的前进，他们有相同的努力和贡献，二人对后世文学的影响都不仅局限于各自擅长的那一方面，而是全面的、巨大的。汉赋经过他揉和各家特色加上他自己的创造建立起固定的散体大赋，后来学诗赋的人都能以他为典范。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风流韵事更是千古流传。
“风流才子”这套衣钵的第三代传人是三国时期“才高八斗”的曹子建。曹植（公元192～232），三国时魏诗人，字子建，他是曹操之妻卞氏所生。曹植自幼颖慧，年10岁余，便诵读诗、文、辞赋数十万言，出言为论，下笔成章，深得曹操的宠信。曹操曾经认为曹植在诸子中“最可定大事”，几次想要立他为太子。然而曹植行为放任，屡犯法禁，引起曹操的震怒，而他的兄长曹丕则颇能矫情自饰，终于在立储斗争中渐占上风，并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得立为太子。建安二十五年，曹操病逝，曹丕继魏王位，不久又称帝。曹植的生活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他从一个过着优游宴乐生活的贵公子，变成处处受限制和打击的对象。黄初七年（226），曹丕病逝，曹？继位，即魏明帝。曹？对他仍严加防范和限制，处境并没有根本好转。曹植在文、明二世的12年中，曾被迁封过多次，最后的封地在陈郡，卒谥思，故后人称之为“陈王”或“陈思王”。诗歌是曹植文学活动的主要领域。前期与后期内容上有很大的差异。前期诗歌可分为两大类，一类表现他贵介公子的优游生活，一类则反映他“生乎乱、长乎军”的时代感受。后期诗歌，主要抒发他在压制之下时而愤慨时而哀怨的心情，表现他不甘被弃置，希冀用世立功的愿望。今存曹植比较完整的诗歌有80余首。曹植在诗歌艺术上有很多创新发展，特别是在五言诗的创作上贡献尤大。首先，汉乐府古辞多以叙事为主，至《古诗十九首》，抒情成分才在作品中占重要地位。曹植发展了这种趋向，把抒情和叙事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五言诗既能描写复杂的事态变化，又能表达曲折的心理感受，大大丰富了它的艺术功能。曹植作为建安文学的集大成者，对于后世的影响是不小的。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他被推尊到文章典范的地位。曹植生前自编过作品选集《前录》78篇。死后，明帝曹睿曾为之集录著作百余篇，《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30卷，又《列女传颂》1卷、《画赞》5卷。然而原集至北宋末散失。今存南宋嘉定六年刻本《曹子建集》10卷，辑录诗、赋、文共206篇。清代丁晏《曹集铨评》、朱绪曾《曹集考异》，又对各篇细加校订，并增补了不少佚文□句，为较全、较精的两个本子。近人黄节有《曹子建诗注》，古直有《曹植诗笺》，今人赵幼文有《曹植集校注》。曹植得以留名千古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他暗恋自己的嫂子、魏文帝的皇后甄洛而作了千古绝唱《洛神赋》。
“风流才子”衣钵的第四代传人非陶渊明莫属。陶渊明（公元365～427），又名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附近）人。他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十分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中。他的曾祖父陶侃曾任晋朝的大司马；祖父做过太守，父亲大概官职更低一些而且在陶渊明幼年就去世了。在重视门阀的社会里，陶家的地位无法与王、谢等士族相比，但又不同于寒门。陶侃出身寒微，被讥为“小人”，又被视为有篡位野心之人。可以想见，他的后人在政治上的处境是相当尴尬的。陶渊明在柴桑的农村里度过少年时代，“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便是那时生活的写照。他常说因家贫而不得不出仕谋生，这固然是实情，但也不能排除一般士人具有的那种想要建功立业的动机。“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就透露了这一消息。陶渊明29岁曾任江州祭酒，不久即辞职。后来江州召为主簿，他未就任。晋安帝隆安二年（398），陶渊明到江陵，入荆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幕。当时桓玄掌握着长江中上游的军政大权，野心勃勃图谋篡晋。陶渊明便又产生了归隐的想法，在隆安五年（401）所写的《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中说：“诗书敦素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这年冬因母孟氏卒，便回寻阳居丧了。此后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安帝元兴元年（402），桓玄以讨尚书令司马元显为名，举兵东下攻入京师。元兴二年（403）桓玄篡位，改国号曰楚。元兴三年（404）刘裕起兵讨伐桓玄，入建康，任镇军将军，掌握了国家大权，给晋王朝带来一线希望。于是陶渊明又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在赴任途中写了《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他的心情矛盾，一方面觉得时机到来了，希望有所作为：“时来苟冥会，婉辔憩通衢。”另一方面又眷恋着田园的生活：“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这时刘裕正集中力量讨伐桓玄及其残馀势力，陶渊明在刘裕幕中恐难有所作为。到了第二年即安帝义熙元年（405），他便改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这年八月又请求改任彭泽县令，在官八十馀日，十一月就辞官归隐了。这次辞去县令的直接原因，据《宋书》本传记载：“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而他辞官时所作的《归去来兮辞》说出了更深刻的原因：“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陶渊明彻底觉悟到世俗与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违背的，他不能改变本性以适应世俗，再加上对政局的失望，于是坚决地辞官隐居了。辞彭泽令，是陶渊明一生前后两期的分界线。此前，他不断在官僚与隐士这两种社会角色中做选择，隐居时想出仕，出仕时要归隐，心情很矛盾。此后他坚定了隐居的决心，一直过着隐居躬耕的生活，但心情仍不平静：“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其二）他在诗里一再描写隐居的快乐，表示隐居的决心，如“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其九）；“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饮酒》其四）。这固然是他真实的感受，但也可以视为他坚定自己决心的一种方法。在后期他并非没有再度出仕的机会，但是他拒绝了。晋朝末年曾征他为著作佐郎，不就。刘裕篡晋建立宋朝，他更厌倦了政治，在《述酒》诗里隐晦地表达了他对此事的想法。到了晚年他贫病交加，“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萧统《陶渊明传》）宋文帝元嘉四年去世前写了一篇《自祭文》，文章最后说：“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呜呼哀哉！”这成为他的绝笔。死后，朋友们给他以谥号曰“靖节先生”。他的好友颜延之为他写了诔文，这篇诔文是研究陶渊明的重要资料。他“风流”就在于他终日以酒为伴无拘无束的行为。
“风流才子”衣钵的第五代传人就是唐朝的李白。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东），于唐武后长安元年（公元701年）出生在西域的碎叶（今巴尔喀什湖南面的楚河流域）。幼时随父迁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县）青莲乡。少年即显露才华，吟诗作赋，博学广览，并好行使。从二十五岁起离川，长期在各地漫游，对社会生活多所体验。其间曾因吴钧等推荐，于天宝初供奉翰林。但在政治上不受重视。又受权贵谗毁，仅一年余即离开长安，政治抱负未能实现，使他对当时政治腐败，获得较深认识。天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