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倾”斗争，性质是相同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形式上的不同，就在于前者表现在党外，后者表现在党内。这就为后来“四人帮”所说的资产阶级主体由党外转移到党内的论点，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康生不仅对“彭、黄、张、周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进行了慷慨激昂的批判，而且还竭力想在理论界找出个批判对象，以便把所谓的反右倾斗争扩大到全党。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康生这时接到密告说杨献珍同志在全国文联会议上的讲话和同辽宁抚顺党校的谈话有问题。于是，他就如获至宝，立即揪住不放。
杨献珍同志讲了些什么呢？主要是批评当时盛行的极左思潮是“浪漫主义百分之九十九，现实主义百分之一”；批评“穷过渡”是“叫花子共产主义”，“穷骄傲”是“乞丐的骄傲”，揭露“五风”的思想根源是“主观唯心论”。这些话，虽然听起来不那么舒服，但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对纠正错误是有好处的。这些话是在极左思潮大肆泛滥，“五风”猛吹时讲的，这就更加难能可贵了。然而这却刺到了康生的痛处。
康生明明自己一身毛，却诬别人是妖怪，本来他宣扬了唯心主义，却倒打一耙，反诬那些批判唯心主义的同志是“右倾机会主义”、“保守主义”、“甘居中游”、“观潮派”、“秋后算帐派”和“反马克思主义”等等。在康生的亲自策划下，对抵制“五风”的杨献珍等同志，进行了长达十几个月的批判。从此，便出现了一种反常现象，批判唯心主义的同志，则成为被批判者；鼓吹、宣传唯心主义谬论的康生，倒成了批判者、“胜利者”，从而造成了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的混乱局面。
在批判杨献珍同志的所谓“右倾”时，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问题”发动了围攻。
“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但在我国，这个问题激烈争论起来，那还是庐山会议之后。
庐山会议之前，苏联罗森塔尔和尤金合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出版问世，其中关于同一性问题是这样写的：“象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生和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相互排斥的。”这是公开否定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的形而上学观点。这一观点同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的观点是对立的，同唯物辩证法的根本原理是对立的。在我国理论界进行批判是完全正确的。可是，康生由此加以引伸去为自己的谬论辩护，那是别有用心的。康生长期打着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幌子，大肆煽动：“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思想有粮就有粮，思想有钢就有钢”，“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口号，到处鼓吹“敢于胡搞就行”，把思想作为第一性，把物质作为第二性的。这显然是在宣扬“思
维即存在“的唯心主义观点。这同”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的辩证关系的论点完全是两国事，为了区分两种同一性，杨献珍同志写了一篇《略论两种范畴的”同一性“》的文章，其目的是批判”同一性“问题上的形而上学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维护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所阐发的关于矛盾同一性的辩证法思想。
杨献珍同志的观点是：“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和对立面的同一的‘同
一‘，这两个’同一‘是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前一个’同一‘是说的这个即那个，那个即这个，思维即存在，存在即思维。后一个’同一‘是说的’统一体‘，’对立面的同一‘，是说的统一体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两个’同一‘的意思是完全不同的“。文章打出三份清样，除了作者留了一份外，一份给了陈伯达，一份给了康生。康生看了清样，感到杨献珍同志所说的第一种”同一性“刺痛了他，因为他在一九五八年到处兜售的正是这种观点。于是，一口咬定杨献珍同志否认思维与存在有统一性，宣传形而上学观点。康生为了骗取毛泽东同志对自己观点的支持，立即拿着清样去找毛泽东同志。当时毛泽东同志正在游泳。康生根本没有将清样拿给毛泽东同志看，只是简单地问：”思维与存在有没有统一性？“他这样提问题，毛泽东同志自然根据《矛盾论》中的”矛盾的同一性“原理，回答说：”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这个回答，显然是指思维与存在之间有矛盾的同一性，而不是回答杨献珍同志提出的问题。可是康生硬说毛泽东同志否定了杨献珍同志提出的”两种同一性“的提法，授意报刊对杨献珍同志在”同一性“
问题上所持的观点进行批判，从而制造了哲学界所谓“思维和存在同一性问题”的大争论。待杨献珍同志被康生当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批斗后，杨献珍同志在“同一性”问题上的学术观点，也就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的哲学基础，进行了政治批判。
康生为什么在一九五九年如此积极的“反右倾”呢？其目的无非有三：第一，这是他对自己极左的本能维护；第二，是为了掩盖自己在一九五八年的狂热煽动等错误而施展的以攻为守的策略；第三，有意要借“左”的指导思想去迫害“不顺从”他的干部，以达其危害党和人民的目的。
第十七章 在“三年困难”时期庐山会议之后，由于在全党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左”的错误得到恶性发展，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再加上赫鲁晓夫撤专家毁合同和自然灾害，就使我国的国民经济在一九六〇年出现了严重困难。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农村整社工作十二条，开始认真纠正“共产风”的错误，指出凡一平二调者，必须坚决退赔。十二月，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同志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一九六一年一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实施八字方针，并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同时，中央派出了三个调查组到浙江、湖南和广东调查，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了调查组的活动。正是在这个调查的基础上，他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随着广泛的调查研究，中央又相继制定了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高等教育六十条、科研十四条等一系列条例。一九六二年初，又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对几年来的工作进行了总结，毛泽东同志作了自我批评并承担了责任。这个期间，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李富春等同志做了大量工作来调整国民经济。事实证明，一九六〇年冬季以来，党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是正确的，效果是显著的。
在严重的困难面前，对共产党员是个严峻的考验。正当全党，特别是领导岗位上的负责人需要全心全意地领导全国人民共渡难关之时，康生这个“大跃进”中的狂热煽动者，反右倾斗争中的急先锋，却突然转移了他的兴趣。过去那股狂热的劲头，频繁的指示，空洞的号召，严厉的挞伐，突然不闻不见了。他干什么去了呢？查查他当时的行动踪迹，方才得知，他去游山玩水，搜罗文房四宝，点看旧戏去了。这时，他对开放诲淫诲盗的禁戏颇为热心。真是闲情寄趣，逍遥世外，似乎又回到他青少年时期的地主之家，当然，地位、权力、架势都远远不是一个地主阔少爷所能比拟的了！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当党中央发出十二条指示的时候，康生刚刚作为中共代表团团员去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三周年庆典归来。
他回到北京，不顾中央的指示和号召，同紧张战斗的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完全相反，却热中于长年不再上演的旧戏。他借口“京戏中的花旦戏实在太少”，特意点演了一出解放后一直禁演的《花田八错》。康生担心著名艺人不愿意或不敢照原样表演，特在演前亲自跑到后台鼓劲说：“你放手演，过
去怎么演的，现在还怎么演，演全本的，出了问题算我的。“很象解放前上海滩上的青红帮头子那样：”出问题我给你顶着“。一时间，舞台上出现了《大劈棺》、《纺棉花》、《马寡妇开店》等不堪入目的淫荡戏。
一九六一年新年刚过，康生就带着一行人，浩浩荡荡先后到云南、四川。
他不象其他领导那样，对国民经济遭到的破坏，人民生活遇到的困难，感到忧心如焚，去做调查研究去了，而是充当钦差大人出巡“视察”来了。
康生认为，管他什么国家经济困难，人民没有饭吃呢！只要我能天天嚼着山珍海宝、住着豪华宾馆，白天看看秀山丽水，古刹绝景，搜一些名砚名帖，珍书珍画，晚上兴致勃勃点上几出“过瘾”的旧戏即可。在云南，他曾点演了《辛安驿》、《十八扯》、《宝蟾送酒》等。当时，中国京剧院出国演出归来的同志，路过云南，见此情境，甚为吃惊。康生对他们说；既然你们吃惊，“那就非演不可了，你们也就非看不可了”。当时有人问康生为什么点演《宝蟾送酒》时，他反问说：“你们在学校时为什么提倡读《红楼梦》？你们把《红楼梦》吹得蛮好，却不准演《宝蟾造酒》，真是怪！”在四川时，主要点演了《柴市节》、《战绵竹》、《十八扯》等旧川剧。康生看后，一再嘱咐他们说：“你们不要到北京去或少到北京去。如果要去，必须防止一条：不要把川剧的特点给抹掉”。
同年二月底至三月，康生在上海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又借机点演了许多旧戏。其中有《十八扯》、昆曲《八阳》等。当他看了上海演的《十八扯》之后，在演员面前评论说：“你们不行，你们不如云南扯得好”。
三月下旬，康生由沪返京。当时，戏曲编导工作座谈会正在北京举行。
三月二十二日，他特地赶到会上发表长篇讲话（即紫光阁讲话），不遗余力地鼓吹说：“《花田八错》、《辛安驿》、《盗魂铃》、《十八扯》等都可演”。《宝蟾送酒》是“一出很好的戏”，“无论如何要传一传”。并责令某某某教教妓女戏《胭脂虎》，某某某学学川戏《柴市节》，某某某学学川戏《战绵竹》，某某某把河北梆子《红梅阁》搞一搞。要“把剧目搞宽一点”，“不要太窄了”。此话一传，戏曲界的同志都为之吃惊，使“戏曲剧种挖掘整理上演”
工作出现了混乱。据一九六一年七、八期合刊《戏剧报》报道，当时北京
就上演了《打樱桃》、《盗魂铃》、《一两漆》、《胡迪骂阎》、《打砂锅》、《浣
花溪》、《双摇令》、《顶锅》、《王宝钏》等。上海戏曲界也根据康生讲话精神搞了个传统剧目会申，公开演出了《十八扯》、《顶花砖》、《翠屏山》、《大
五花洞》、《花田八错》、《虹霓关》、《七侠五义》、《荷珠配》、《战宛城》、《打
侄上坟》等剧目。
一九六一年十月，康生对于昆曲《李慧娘》正式公演表现了特别的热心。
昆曲《李慧娘》是北方昆剧院于一九五九年请孟超同志改编明代传奇《红
梅记》而成的新作。孟超在改编过程中，多次请康生提过意见。康生对此表示支持，并且提过不少修改意见。一九六〇年彩排期间，康生多次到剧场观剧，出主意把李慧娘所戴的蓝色鬼穗子改为红色鬼穗子，并且为剧本改词，把“美哉！少年！”叠句的后一句改为“壮哉！少年！”一九六一年夏秋之间正式公演。康生又亲临观看。看后，甚为满意，特写信给作者，“祝贺该剧演出成功”。康生除了全面肯定《李慧娘》的编导、音乐、表演之外，还说是“近期舞台上最好的一出戏”，称赞孟超“这口做了一件大好事”，指令“北昆今后照此发展，不要再搞什么现代戏”。
一九六二年春天，江青到杭州“养病”，康生也去杭州休养。江青要看戏，康生就帮着点戏。从三月二十日起，在近两个月的时间内，江青戴着大口罩，由康生陪同，差不多每天都到剧场看戏。他们以“中央首长”的名义，点看了不少解放后早已禁演或演员自动不演的戏，如《虹霓关》、《大五花洞》、《斩黄袍》、《战太平》、《沙桥饯别》、《打銮驾》等。这是些什么戏呢？《虹霓关》，内容极其低级庸俗。讲的是隋唐时的瓦岗寨将领王伯当杀死了虹霓关总兵，总兵老婆东方氏披挂上阵，为丈夫报仇，但是一见王伯当年轻美貌，顿时神魂颠倒，爱上了王伯当，就在战场上调情卖俏。江青特别欣赏这种调情卖俏，说“舞蹈很好”。《大五花洞》，写一群妖魔鬼怪变成四个潘金莲，和武大郎在公堂上胡闹，嘲弄县官。在旧社会，这出鬼怪加色情的戏，是流氓、把头用来显示女演员色相的。演员对演这种戏历来是抵制的，解放后早已停演，而康、江非看不可。《斩黄袍》，讲的是北宋初年，赵匡胤的歌姬韩素梅玩弄阴谋诡计，爬上了“梅花宫贵妃”的位置，对于开国大将郑子明竭尽诬陷，险些动摇了北宋中央政权。康、江对韩素梅这个人物非常欣赏。当他们点看《战太平》和《沙桥饯别》时，杭州京戏团当时没有演这两出戏所必备的红蟒和红靠，不得不两次派人坐专车到上海去借，当天赶回。这就是一九六二年春天，康生和江青在杭州看戏的情景。
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前夕，康生对《桃花扇》一剧又表现出特别的关心。五月四日，他亲自写信给北京人艺导演梅吁、孙敬雨二同志，谈他对剧本的修改意见，要他们“真正实事求是的”，即“不是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也不是肯定一切的人云亦云的”，将此剧“研究清楚”。七月中旬，《光明日报》在一篇评论中，对于欧阳予倩改写的话剧《桃花扇》流露出否定的情绪，康生看了甚为恼火。他说：“孔尚任的《桃花扇》传奇，把侯方域作为正面人物歌颂，而不揭露他降清行为，是替投降变节行为辩护，欧阳改编的话剧在政治上比原著好，只是艺术上有缺点。目前要演这个戏还是以欧阳的改编本为好。报上的文章对这个改编本流露的情绪不好，应该批
评。“
戏剧是一项重要的文化遗产。对我国的传统戏剧，需要认真研究整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利继承和发展。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