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导演很难寻觅这样的角色。本章不拟一一列举他的所有节目，仅就“文化大革命”准备阶段的几桩重大事件，看看康生的三绝。所谓三绝，是康生在三桩重大事件上所使用的绝招。他的绝招在于先是害人，后是邀功，因而当了“顾问”，以达篡党夺权之目的。
对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是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争宠邀功的题目，以便为自己树碑立传增添内容。作为“顾问”的康生，的确名不虚传，他认为他有可以同“旗手”媲美的“特殊功勋”，不信吗？请看：第一，“发明”了《海瑞罢官》的“要害”。
一九六五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在上海经过七、八个月的秘密策划，抛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这篇文章，在“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阶段，起了什么作用，现在人们都清楚了。当这篇文章刚刚出笼的时候，张春桥就说：“看来文章出来后会有场大战”。江青则把它作为重型炮弹和突破口，说什么“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啊！”然而这一着“棋”，康生没有参与怎能成为格局呢？要害人物是善于抓要害的，于是康生独独抓住这篇文章的要害。此话别人说不清楚，只有康生自己交代。康生早在一九六四年就多次在毛泽东同志身边说过：“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有关，是替彭德怀翻案”。
这是康生根据自己的臆断捏造出来的。事情的本来面目是这样的：早在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针对当时干部不敢讲真话的情况，曾号召大家学习海瑞精神，并向大家推荐《海瑞传》。胡乔木同志为了贯彻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回到北京向明史专家吴晗传达了毛泽东同志讲话精神，建议吴晗写一篇有关海瑞的文章，有可能的话还可写一个“以海瑞为主人翁的戏”。在这种情况下，迅速写出《论海瑞》一文，京剧《海瑞罢官》也已开始酝酿。这是庐山会议之前的事。庐山会议之后，《论海瑞》一文公开发表；京剧《海瑞罢官》开始动笔。最初的剧本叫《海瑞》，后经云南植物研究所所长蔡希陶建议，为了同其他海瑞戏相区别，从第四稿起才改为《海瑞罢官》。一九六一年，即庐山会议之后的第三年，剧本方才发表
和演出。从吴晗的文章、剧本的写作动机到发表演出的全部过程看，都同庐山会议，同彭德怀同志被“罢官”毫不相干，没有任何联系。可是康生不顾历史事实，硬是将《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诬蔑吴晗为彭德怀翻案，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因为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
以此进谗言而得宠，抱头功而有份，康生真不亏为高参，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整个部署上，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一九六六年二月八日，康生同彭真同志一起去武汉向毛泽东同志汇报学术批判问题。汇报过程中，毛泽东同志问道：“《海瑞罢官》同彭德怀翻案是否有联系？”彭真同志当即据实回答：“根据调查没有发现他们有联系”。
听了这个回答，毛泽东同志说：“我说过吴晗文章的要害是罢官，这是康生向我讲的，是康生的发明权。”康生连忙插话说：“不，不是我的发明权，是毛主席的发明权。”后来，毛泽东同志第二次肯定说，是，“康生的发明权”时，康生方才没有吭声。可是两个月后，康 生不仅不矢口否认、默不作声，而且争着大肆宣扬了。在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和五月五日两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康生说：“六四年的时候，我曾向主席讲过，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有关，同彭德怀问题有关”。六月初，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时，康生又宣称：“吴哈的《海瑞罢官》替彭德怀翻案，是我向毛主席讲的”。六月三日，康生向一位外宾说：“我曾经向毛主席讲过，《海瑞罢官》与彭德怀有联系，因为它提出退田。给贫民的口号，彭德怀也提出要恢复单干！”八月十一日，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康生再次说：“六四年我曾向毛主席讲过，吴哈的《海瑞罢官》和庐山会议有关系。这件事我没有向一任何人讲过＂。康生为什么对他向毛泽东同志最早提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一事，开头矢口否认，默不作声，后来又大肆宣扬呢？康生所奉行的是”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在事实面前可：以撒谎，谎言说一千遍就可变成真理！怎么对自己有利就怎么说。今天这么说，明天可以不认帐，而且还可以说得完全相反。开头，他不摸毛泽东同志的底，不知毛泽东同志对吴晗的《海瑞罢官》究竟持什么态度？假若持批判态度，康生承认自己的发明权，问题还不大；假若不是这样，康生要承认自己的发明权，这不陷人非常被动的局面吗？因此，康生只好采取硬抵制和软抵制的办法，以便为自己留条退路。两个月后，康生摸准了毛泽东同志的态度，他胆子就大起来，于是抢功并大肆宣扬起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康生到处宣扬”要害是罢官“是他向毛泽东同志讲的同时，又说”这话是毛主席六五年十二月二十日的指示“。不知底细的人，听了这些讲法，出自一人之口，岂不语无伦次，前后矛盾？其实，对他来说，这是司空见惯的事，不然，怎么能叫政治骗子呢？他的意思很清楚：毛泽东同志的指示，
就是他康生的指示，你怀疑吗？你就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忠”！就可以以“反革命”论处！待弄清时，就需要作为冤案平反了！
第二，“揭发”了《二月提纲》的“秘密”。
对《二月提纲》的批判以及在批判的基础上产生的《五。一六通知》，用
当时以《人民日沙和《红旗》杂志的名义发表的《伟大历史文件》中的说
法，是“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军的号角”。然而这“进军的号角”
又是康生争当吹鼓手的。
康生是以彭真同志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之一，而且是仅次于彭真的主要成员。他参加了制定《二月提纲》的全过程。情况要略
如下：
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康生出席了为讨论由批判《海瑞罢官》引起的问题而召集的第一次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讨论中，康生一直沉默不语。
后来，当彭真同志根据调查声明“吴晗和彭德怀没有组织联系”时，康生仍然一言不发。会议结束时，彭真同志作了全面发言，并指定许立群、姚
谦二同志根据会议讨论情况整理一个《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
称《二月提纲》），康生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二月四日，《提纲》草毕。经彭真修改，立即打印几份分送所有参加二月三日会议的人。康生收到《提纲》草稿，没有提出任何修改意见。
二月五日，刘少奇同志主持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当时毛泽东同志不在北京），听取彭真同志代表“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汇报后，康生没有对汇报提出任何意见。当刘少奇同志问到吴晗同彭德怀有没有组织联系时，彭真同志据实回答，康生仍然一言不发。
二月八日，“五人小组”的全体成员去武汉向毛泽东同志汇报。此次汇报中，康生对《提纲》仍然没有提出任何意见。
二月十一日晚，彭真同志以中共中央名义草拟了将《提纲》批转全国的批文，送康生和其他成员传阅。当时，康生正在看电影。等秘书念完了批语，康生亲笔在批文上画了圈，对《提纲》和批文还是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上述事实说明，《二月提纲》从起草到定稿，康生始终是参加者，根本不存在象康生所宣称的那样，是“背着他”搞的；讨论过程中，康生始终没有发表意见，因而也根本不存在象康生所捏造的那样，进行了什么“针锋相对的斗争”。
这是不是说康生当时支持《二月提纲》呢？不是。因为《二月提纲》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反对将学术问题搞成政治问题，反对把吴晗的《海瑞罢官》说成是同彭德怀问题有联系。而这点，恰恰同他自一九六四年来多次向毛泽东同志所进的谗言是相违背的。康生当然不会同意《提纲》的观点。
正因如此，当他参加制定《二月提纲》的过程中，又秘密布置其亲信写一篇“批判”吴晗为彭德怀翻案的文章。这充分说明，康生当时同时准备了两手，象个押宝的赌徒，一手押红，一手押黑，不管是红是黑，他都保险取胜！。非常清楚，康生之所以在制定《二月提纲》的过程中沉默不语，不发表任何反对意见，这是由于他当时还没有完全摸清毛泽东同志底数的缘故。
这样，他只好把自己摆在可进可退的稳坐钓鱼台的位置上。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康生同江青、张春桥等一起被毛泽东同志找去谈话。
此次谈话中，康生就《二月提纲》问题向毛泽东同志作了歪曲事实的汇报，方使毛泽东同志作了这样的表态：“《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这下子，康生胆子壮了。四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康生又一次被毛泽东同志找去谈话。在此次谈话中，康生完全摸清了底细。于是他便积极准备筹码。在五月四日至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康生一反过去对《二月提纲》的沉默态度，变成了激烈的批判者，系统地批判了《二月提纲》，说这个《提纲》是“对抗文化大革命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康生的揭发和批判起了重要作用。正是在这次揭发批判之后，以彭真为首的“五人小组”才被“撤销”，《二月提纲》才被“停止执行”，《五。一六通知》才得以产生。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康生和陈伯达是起草《五。一六通知》的主持人。
康生利用主持者的身份，在这个《通知》中说：“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这样捏造，怕人不信，他又急急忙忙找到××交代任务说：“光有通知还不够，还要搞个附件，弄个大事记，摆摆两条路线斗争的事实。还有，错误不能人人有份，‘五人小组’要给……开脱。”××按照康生的旨意，首先是给康生开脱。于是，××就同康生的秘书一起编造了一个应康生需要的大事记。颠倒是非，当然需要编造的本领。若要骗人，就得撒谎。“绍兴师爷”的刀笔，就在于在要害问题上下要害之笔！他们写道：“许立群同志和姚臻同志，根据彭真同志自己的意见，在钓鱼台关起门来，制造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谁也不准进去，谁也不准知道。连对同住一个楼里的所谓‘五人小组’成员康生……也严密封锁，不透一点消息。”让别人一看，这哪里是正常工作，明明是在搞阴谋。的确，搞阴谋搞习惯了的人，看别人待人处世，一举一动都是阴谋。就象蝙蝠不能见阳光一样，天下全是灰暗的。本来，起草文件是彭真同志交给许、姚二同志的任务，在起草过程中，起草人能在会议上而不在安静的房间里写作吗？这是任何人都知道的常识。可是这也成了康
生没有参与其事的借口。另外，大事记中还造谣说：康生在《二月提纲》问题上同彭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样，康生通过《五。一六通知》及其附件《大事记》就把自己洗刷得干干净净，欺骗了全党。康生把这件事说得比。唱的都响，不仅在国内说，也向国际友人说。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他同胡志明主席谈到《二月提纲》时就曾厚颜无耻地说过：“我是‘五人小组’成员，他（指彭真）背着我干这件事，我是不满意的”。胡志明主席当即插话说：“你也有缺点”。康生狡辩说：“是的，我的缺点是，我在看电影，彭真的秘书交来文件传阅，我不满意，叫我的秘书代画了一个圈，仍看我的电影。现在应该说这是对党不负责任。”在别人看来，康生应和小组其他成员一样承担责任，而康生却把自己打扮成“五人小组”的坐探。
不过，他的扶摇直上的前景，不知要践踏着多少同志的尸首和鲜血！
第三，“指挥”了第一张大字报的炮制。
早在《五。一六通知》发表的前夕，康生就背着中央积极策划点火于基层了。五月十三日，他先是指使吴传启等人写一篇直接点名批判彭真的大字报。只是由于吴传启看人对事都要拿天秤去衡量的，怕“投机”不成，反丢一把米，对于这种“火中取栗”的事，既想伸手，又怕烫手，迟迟未决，最后只写出一张矛头指向杨述同志（原北京市委宣传部长，当时是社会科学学部负责人）的大字报（题目是《评杨进的“青春漫语”》），交了差。
五月十四日，康生又派其老婆曹轶欧等七人，以“中共中央理论小组调查组”的名义，打着“调查”的幌子，去北京大学秘密策动、欺骗一些人，写反对北大党委以至北京市委的大字报。
以曹轶欧为首的“调查组”出发之前，康生专门召集他们面授机宜，让他们“从北大点火，往上搞”。他们到了北大，既不听北大党委的汇报，又不参加北大党委的会议，却鬼鬼祟祟地私下串连，把一些人找到他们的住处——西颐宾馆，进行秘密谈话，煽动一些人反对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扬言“要摄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盖子”。康生、曹轶欧明知聂元祥政治上、生活上有许多问题，群众意见很大，却极力鼓动地贴北大校长、党委书记陆平同志的大字报，康生直言不讳地说：“就是乌龟王八蛋也要支持！”开始聂元样等人准备写关于北大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大字报，但康、曹觉得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央，时机未到，不如从北京市委下手容易得逞。
于是曹铁欧杀气腾腾地说：“要揭宋硕、陆平、彭佩云。宋硕五月十四日讲话是捂盖子。”大字报就按这个调子，把北大党委打成“三家村”的分店，两易其稿，炮制出笼。这张大字报的题目是：《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其中说：“你们把伟大的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引导’到‘纯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