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只有组织上解决是不行的，要从思想上解决问题才是真正的胜利。“
2 康生究竟怎样进行“思想上整党”呢？就是不断地在党内进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就是无；休止地进行党内斗争。他说：不断进1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三日的讲话。
2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三日讲话。
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过程”，就是“整党建党的过程”，也就是“毛泽东思想发扬光大的过程”。1康生不仅把“路线斗争”提高到“党的建设”的高度，而且还以中央党校为试点竭尽全力抓“路线斗争”，以实现他的所谓“党的建设”。康生自己说，他插手中央党校十年中进行了十次“路线斗争”。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他怎样进行这十次“路线斗争”的吧！
第一次“路线斗争”，康生说发生在“五七年的上半年”，斗争的问题是，
“到底需要不需要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这两大重要著作“。”当时我向杨献珍、侯维煜提议把党校的讲课计划停止，专门学习毛主席这两大著作，遭到杨献珍、侯维煜的坚决反对！“”通过这个斗争，使我进一步觉悟到党校对毛主席著作不重视，不把它看成是经典著作。“
这是对杨献珍、侯维煌同志的栽赃陷害。凡是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工作过的同志都知道，杨、侯同志对毛泽东同志的那两个报告是极为重视的。
先是组织大家听取报告录音，接着又决定停课两周学习根据录音整理的铅印稿。两周之后，杨、侯同志又特别强调说，学习只是暂时告一段落，待正式文稿发表后再结合专业深入学。这怎能说杨、侯同志认为“不需要学习”呢？所谓杨、侯“不把毛主席著作看成经典著作”，也完全不是事实。
的确，一九五六年七月中央党校起草的《支部工作纲要》中有“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提法，但这是从延安时期就沿用下来的提法，而且从这个提法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把自己摆在学生的地位，这怎么是对毛主席著作的不重视呢。同年九月，在中央党校第二次党代会上，正是杨献珍同志首先对这个传统的提法提出异议，建议停止使用。这怎么能说杨、侯两同志不把毛主席著作当作经典著作呢！既然不是反对学习毛主席的两个重要报告，也不是否定毛主席著作是经典著作，那分歧在哪里呢？分歧就在于康生主张完全停止执行中央批准的教学计划，只学毛主席的报告；杨、侯同志主张毛主席报告要学，教学计划也要执行。这难道也是“路线斗争”？
值得注意的是，康生对中央党校教学活动的这次干涉是通过他老婆曹轶欧进行的。他自己明自说过：“因为那时我不管党校……曹轶欧那时在短训班，她回家的时候，我对她说：”你们应该停课学习毛主席的东西‘。“停止执行中央批准的教学计划，怎么能不按党中央规定的组织手续，而通过自己的老婆去瞎指挥呢？这不是封建的家长制又是什么呢？难道让中央党校1 1970年4月18 日《关于”九大“党章的讲话》。
校长去听从康生夫人的传话，立即改变全校学员的学习活动，才是正常的吗？这是要求对毛主席著作的重视，还是要求对康生老婆转达的康生指示的重视？假若杨、侯二同志真的拒绝、抵制的话，那么，他们拒绝、抵制的是毛主席的指示，还是拒绝、抵制的是康生、曹轶欧的瞎指挥？
第二次“路线斗争”，康生说发生在“五七年整风反右”时，“斗争的问题是中央党校要不要（搞）整风反右的革命运动”，“那个时候杨献珍、侯维径……认为党校（应该）放假，不要（开展）整风反右运动，理由是党校干部都是各地方来的，因此回到各地方好，当时我反对了，这是整风反右，是一次社会主义大革命嘛！难道党校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吗？”“经过这一斗争才没有放假”。
这也是歪曲和捏造。事实上，中央党校党委对当时的整风反右运动态度是积极的，早在康生干涉之前就决定党校所办的各种班一律取消假期，留校参加整风反右运动。问题只是出在中宣部主办的、中央党校代管的、即将结业的短训班上。中央党校考虑，运动一起，党校根本无力照顾短训班。
为此，特打报告请示中宣部派人来直接领导。中宣部答复：中宣部也派不出人去领导，可考虑让短训班按期结业，回原单位参加运动。中央党校讨论中宣部的答复时，短训班主任曹轶欧第一个发言，表示同意照中宣部的意见办。其他党委委员也表赞同。只有党委书记侯维煜同志表示反对。他说，短训班还是留下搞运动好，关于领导力量不足的问题，由党校内部设法解决。经过反复讨论，大家不同意候的意见，最后，侯只好郑重声明：“我少数服从多数，但我保留意见”。并特别嘱咐记录同志把他的意见记录下来。
——这就是事情的真相。可是康生却歪曲说杨、侯“有意把短训班弄走了”，并且造谣说：“杨、侯认为党校（应该）放假”，“不要（开展）整风反右运动”，只是经过他的斗争，“才没有放假”等等。这纯粹是为了标榜自己对整风反右的激进态度而编造的谎言。
康生对当时的整风反右运动的态度是出奇的激进，这倒是事实。但是，这种激进并不在于他主张取消假期搞运动上，而在于任意把革命同志打成“右派”上。当时，中央党校曾组织学员讨论对社会上鸣放的认识。事后，曾将讨论情况整理成八类二十四个问题上报中央，其目的是让中央了解情况。对这八类二十四个问题怎样认识？中央党校认为，它分四种情况：一是正确批评。对此，应该虚心接受，认真改进工作；二是情况不明。对此，应说明情况，解除误解；三是认识模糊。对此，应该通过学习逐步提高思想j 四是错误言论。对此，应该批评帮助。总之，四种情况皆不属于右派言论。可是康生却一口咬定这八类二十四个问题是右派言论，极力主张划为右派。结果，在他的鼓动和坚持下，错划了许多右派。这就是康生装病多
年之后所干的第一桩事，这也是他在这次所谓“路线斗争”中的真正“贡献”！
第三次“路线斗争”，康生说发生在一九五八年，“斗争问题是关于党校方针问题，到底是用毛主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那个方针，还是用杨献珍的‘十六字’方针”，杨献珍“把‘十六字’（方针）当圣经，在全国到处讲，谁要不同意就是离经叛道”，而“我批判过，我说你这个东西不明确，没有阶级性，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
康生对这次“路线斗争”的描述，是颇能令人玩味的！早在一九五三年五月，中央党校就办校方针、任务等问题写了个报告，其中根据毛泽东同志的一贯思想，总结了党校多年来的教学实践，第一次将党校的方针具体表述为十六个字：“学习理论、提高认识、联系实际、改造思想”。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了这一方针。后来，中共中央又在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于一九五六
年二月写的《关于全国初级党校工作会议情况报告》上批示说：十六字方
针不仅适用于中央党校，而且适用于全国初级党校。（此时，十六字略作改动：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增强党性。）可见，“十六字”方针是中共中央肯定的，并直接向全国党校推广的。把它说成是“杨献珍的方针”，而且是“对抗毛主席的方针”！这不是极端荒唐的吗？
必须指出，在“十六字方针”问题上，康生是耍尽了两面派手法的。人们清楚地记得，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二日，他在北京音乐堂向政治教师作报告的时候说：“十六字方针”是“带根本性”的方针，是中央党校“经过长期摸索制定的”，也是“党中央经过长期摸索才定的”，它是“正确的马列主义的方针”，它“不仅适用于中央党校，而且适用于其他各个学校”。
他特别强调说，这个方针是“教育工作的普遍真理”，“任何地方，任何学校，不应对这一方针发生动摇”。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他在中宣部召开的理论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再次肯定说：“这个方针过去适合，现在也适合，它是普遍真理，党章总纲就是这样规定的。它不仅是教育方针，党的全部工作也是这个方针”。并且向人们指出：“十六字方针”，就是“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里提到的方针”，除此之外，“不能有另外的解释”。这些话真是把“十六字”方针捧到了九天之上，从理论到实际，都不准怀疑，都不许作别的解释。他不是一次讲，是多次讲，也不是向一个领域或一个单位讲，而是向全国讲。可是这些话说了还不到一年，康生就于一九五八年六月五日来了个“另外的解释”，认为“十六字”方针的提法，“还可以不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也可以采取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形势的变化，特别根据康生自己
的需要，他的调子变了。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康生在各省市宣传部长、党校校长、报刊负责人会议上，对“十六字”方针进行了恶毒攻击，从九天之上，一下子打入十八层地狱。他说；这方针是“没有阶级性的”、“正正经经的废话”，并气势汹汹地质问道：“学习理论，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还是学习修正主义的理论；联系实际，是联系革命斗争实际，还是联系反革命实际；提高认识，是提高党的思想认识，还是提高反党的认识；增强党性，是增强共产党的党性，还是增强蒋介石国民党的党性？”
还说：“十六字”方针，“实际上成为反党反对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挡箭牌”，并且下令说：“今后不许再用！”谁能相信，这是出自一个人之口，谁敢相信，这是出自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一人之口！这样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按一般人的为人道德是无法理解的，然而这却是康生的惯用手法。
康生在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一日的一次报告中曾经公开声明说：“我今天讲的
话，明天我就不认帐，所以录音也没有用“。既当吹鼓手，又当刽子手！在我们看来，很难理解，在两面派看来，一点也不怪！
第六次“路线斗争”，康生说发生在六二年，斗争的问题是翻案还是反翻案。那个时候，中央党校大搞翻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我批评了杨献珍”，才“把这股歪风打下去”。
所谓大搞翻案，实际是指中央党校否定杨献珍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否定办校有所谓方向性错误两件事。在一九六二年初，中央党校讨论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报告时，就有不少同志提出：杨献珍等同志有没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要不要为其平反；中央党校是不是犯了方向性错误，要不要对“十六字”方针重新认识。关于前一个问题，由当时的中央监委常务副书记兼中央党校校长王从吾同志主持党委会讨论处理。经过反复调查，终于向中央写出甄别报告，明确提出，杨献珍同志没有右倾机会主义问题，此案可以了结。关于第二个问题，由党委发动全校十七级以上党员干部进行了充分讨论，成立了若干小组讨论、起草文件，总结经验教训，澄清是非，端正方向。并在此基础上草拟了一个《中央党校教研室工作条例（草案）》。就是在这个条例中，开宗明义，肯定“十六字”方针是正确的。另外，还发动群众总结一九五九年以来的教学工作经验，揭露党校问题。许多同志点名道姓地系统地批评了康生、曹轶欧的错误做法，清理了一九五九年以来提出的所谓“最高最后标准”、“顶峰”、“在学习中战斗，在战斗中学习”、“少而精”、“立竿见影”等错误口号。中央党校党委根据同志们的揭发，本着“有言必录，保护批评者”的原则，编出四十三期《简报》，并写了个《中央党校五九年以来教学工作总结（草案）》。以上材料，均发给了全校十七级以上干部讨论，并报送了中宣部、中组部、中直党委和中
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康生得知以上情况，硬说是“翻案”，攻击起草小组是“反党小集团”，叫嚷要大反“翻案风”。因此，康生挑起的这次所谓“路线斗争”，实际是打着“反翻案”的幌子，维护其插手党校以来的胡作非为。
这就是康生在中央党校亲自挑起的四次“路线斗争”的真相。除此之外，他在中央党校还挑起了六次“路线斗争”，这就是：五九年上半年，对“思维和存在没有统一性”的批判；五九年下半年，对杨献珍同志所谓“反三面红旗”的批判；六四年夏，对“合二而一”的批判；一九六六年春，配合社会上批判《海瑞罢官》，在中央党校进行的“反彭真的斗争”；一九六六年夏，在中央党校掀起的“反林枫的斗争”；一九六六年底，在中央党校又掀起了“同刘邓路线的斗争”。这六次“斗争”，有的已在前面专章或专节评述，有的前面虽未评述，但其情况与实质，人所共知。因此，这里不再赘述。
康生插手中央党校不过十年时间，十年之中，他就进行了“十次路线斗争”，而且每次都以胜利而告终，这很好地说明了，他真不愧为是“路线斗争”的“勇士”、“行家”和“常胜将军”。但是，他所进行的“路线斗争”
究竟是什么货色呢？从上面的揭露中可以看清，他所进行的“路线斗争”，实际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诽谤，是对革命同志的打击迫害，是以颠倒敌我、混淆黑白、搅乱思想为目的的“挖心战”，是他实现篡党夺权、逐步改变党的性质的重要手段。
四、“吐故纳新”，以帮代党。
康生非常重视党组织的“吐故纳新”。他说：“如果把党看成形而上学的，一成不变的，不搞吐故纳新，那党还不是死气沉沉的党？”1因此，他极力主张按照“文化大革命”的那套办法，实行开门整党，大搞“吐（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