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所害人的标准是：谁妨碍他夺权，他害谁；谁了解他的底细，他害谁；谁反对他或对他的意见表示异议，他害谁。
康生害人的特点，还表现在他的残酷性上。
前面提到，曾任康生秘书的沙韬同志在解放初期遭受康生迫害的情况。
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沙韬同志怎样了呢？结果受到了更加残酷的迫害。
一九六七年六月一日，康生在中调部的一个“报告”上，得知沙韬在宁夏任组织部副部长的情况之后，立即批示：“我很久不知此人下落，原来是改了名字，是反革命分子刘少奇、杨尚昆包庇下来的，并且（借）刘、杨包庇之力，他竟作了副部长”，接着下令将其逮捕，立案审查。一九六九年五月四日，专案组王涛江根据一年多的调查，写了个实事求是的调查报告，康却为此大动肝火，批示说：“把鱼（指沙的爱人）的地主、叛徒、特务的家庭，说成是比较简单的，把沙的恶霸有血债的家庭说成是革命的，始终是好人，把一个叛徒、特务说成是并无罪行，亦未发现有何政治问题，王涛江是站在那个阶级来说话？王的立场，完全替地主恶霸、国民党特务、叛徒等反革命分子辩护，并拿这些反动材料来包庇反革命沙韬，无怪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小集团一见王涛江的材料就大加赏识，作了包庇沙的黑批语”。王涛江受到如此严厉的指责，无非是根据调查材料讲了些老实话。然而，在康生看来，谁讲老实话，谁的立场就有问题，谁就是替地主恶霸、反革命分子说话；相反，谁不顾事实，一味迎合康生的意思去说
去做，谁就是立场坚定。所以，所谓立场是否坚定，完全是以康生的爱憎为标准。一九六九年八月五日，康生又在曹轶欧写的关于沙韬问题处理意见请示报告上批示道：“请沈恒汉、胡继宗同志负责彻底将沙的问题弄清，并责成专案组各方同志调查研究和具体处理沙韬专案问题，务必实事求是，搞深搞透。中调部同志及有关人员，要积极忠实的提供材料……”康生在这里还装模作样地说什么“务必实事求是”，“要积极忠实的提供材料”，其实，他所说的“实事求是”和“积极忠实”，无非是不顾一切的满足康生的诬陷而已。事实确是如此。沙韬同志正是在康生的这种诬陷下，才长期被关在狱中备受折磨。其实，沙韬同志不过是在解放初期给康生当了一年多的秘书，结果使沙从那时起到康生死时止的二十多年的时间内，一直被康咬住不放，非把他置于死地才罢休。
一九四五年底，我党为了扩大政治影响，让美军情报处的美柯中尉等三人到解放区张家口参观。“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却把这项正常工作诬陷为有预谋的“特务活动”，就此追查“刘仁的美特、日特问题”。一九六八年一月三日，“刘仁专案组”，按康生的意图炮制了一个所谓“大特务头子刘仁在全国解放后继续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情报” 的报告。康生见此报告立刻批示：“刘仁、崔月犁、冯基平、徐子荣等这伙反革命敌特分子，出卖党的核心机密，叛党叛国，罪该万死，对他们不能用一般对待犯人的方法对待”：“应将他们铐起来，进行严厉地突击审讯工作”。从此之后，刘仁等在狱中被戴上手铐脚镣达四、五年之久，受尽残酷折磨。刘仁同志在一九七三年十月含冤而死。徐子荣同志一九六九年惨死在狱中。株连所及，仅原中共北京市委二十个常委中，被捕者九人，逼死者二人，致残者一人，还有六人被长期隔离审查；原北京市各部、局和大专院校领导干部中，也有二十九人被迫害致死。这就十分清楚，为什么在康生、谢富治死后，“四人帮”那么隆重地追悼，那么高度地评价了。
对林枫同志的迫害也充分说明康生的本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康生就对他的亲信说，“林枫的问题主要不在党校”，而“在东北反对林彪同志”，极力唆使他们给林枫贴大字报、戴高帽、挂牌子，在全校进行游斗。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又指使“造反派”头头，“用群众的名义，给中央写个东西，要求他停职反省”，“有些事不要讲是康老讲的”。“造反派”头头立即写了个要林枫“停职反省”的报告。康生拿到这个报告，马上打着群众要求的幌子，亲自向中央提议撤掉林枫同志中央党校校长之职，对其立案审查。然后又派人抄了林的家，还把林弄到“批斗”陆定一、张闻天等同志的万人大会上“示众”。结果，林枫同志被当场打昏，肋骨打断三根，前胸、后背、左肘骨等多处受重伤。事后，康生又直接指挥中央党校“专案
组“就林枫的所谓”反林总的问题“，”重点突击“，连续”审讯“，大搞栽赃陷害。不久，将林枫同志投入监狱，百般摧残，最后迫害致死。
康生不仅对老干部如此，就是对触犯了他的年轻人，也绝不放松他的毒手。这里我们根本用不着列举更多的事实，仅举一例就可见一斑。
一九六七年一月，康生认为中央党校拥有三百多名干部和工人的群众组织“红战团”对他的“态度有问题”，于是通过他的同伙陈伯达、关锋将“红战团”定为“反动组织”。接着，经康生亲自批准将其中六名青年逮捕关押，着手“清理红战团的问题”。批斗面竟然宽达百分之三十六，并围绕“对康老的态度问题”，摘人人检查过关。康生还于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在人民大会堂向他的打手们具体传授了搞逼供信的所谓“经验”。他说；“首先计划一下，斗争几个。我设想，找二十七人或二十八人，三个人或两个人研究一个人，把工作分配一下，三人小组或两人小组专门汇集、调查研究这个人的材料。……例如拿宋扬之说，我们知道他同廖沫沙有关系，可以通过北京市到廖沫沙、邓拓、姬鹏飞及其子女那里去调查材料。……
研究这个人什么问题，什么性格。有的人先劝一下，有的人先压一下，这要看具体对象。“”这六人哪一个最容易攻？先攻哪一个？先选弱点。似乎苏承德做点说服劝说工作有点希望，因为苏振华已经成了黑帮“。
又说：“审讯工作是个艺术。什么性格、手法，首先摸清。你要攻这个地方，首先要看地形，看看对方有什么战略战术。第二个要准备子弹，就是材料。第三，每一次审讯一定要有个审讯计划，就是我们要问什么，对方会采取什么手法抵赖，我们再用什么方法攻，这一次审讯达到什么目的，子弹火力配备到什么程度。不要把所有子弹都打出去，不要企图一次把所有问题（都）解决。要由浅入深，由易入难，由次要到重要的＄核心。”
还说：“审讯方法……也要摸。有时审讯，笼统出个题目，好似不晓得，就是靠你讲。他不拿出材料来，骗你，只要你有点材料，不要发急，让他骗你，越骗得厉害越好，等他骗完时，你说，照你这样说，你根本不晓得？
你给张纸让他写，你根本不晓得，签个字。蠢家伙一签字，我拿出东西来一打，他全部解除武装，这就可以大进攻了。这是诱敌深入。有些聪明家伙，他不写，你就说我们的审讯记录是否可以签字，他逼着没办法，让他签字，然后拿出材料来。另外，有时候先拿出材料，先肯定有，拿出一两件，希望你继续交代。取得一个胜利后，可以乘胜直追。“再者，审讯工作还要同大中小会议结合起来，”大会是暴露，精神上给他压力，但不能认为仅仅大会解决问题“。
康生这番话，如果放到一部小说里，比如放到《红岩》里，那么，你会清楚他扮演了什么角色！他曾大肆诬陷人家“利用小说反党”，可是他的言
行却在虐杀优秀的共产党员，残害革命青年，在大旗掩盖下，干伤天害理的勾当，这正是康生的行径。至于由康生亲自挑起的群众性武斗，致死致伤的事例，我们就不—一列举了。
总之，康生对共产党员的迫害，对革命者的迫害，是可以和戴笠、毛人凤比赛的，他是应当得到蒋介石重赏的。
第三十章灭口和毁证
江青把“文化大革命”当成了她个人复仇的大好时机，所有触犯过她的人，了解她某些阴私又不能为她“保密”的人，以及她认为妨碍她实现阴谋篡权的人，一律列为仇人，作为打击和迫害的对象。在她看来，把仇人消灭了，自己就会变成“百分之百”的正确，不致引起人们的疑义了，女皇宝座也就稳拿了。她把自己的这套做法，又传给了她的同伙，于是“文化大革命”就成了他们的“复仇运动”。这就是她一再宣扬“恩仇记”的实质。
江青这一着，是不是她的创造呢？不，她是从康生那里学来的。在这桩见不得人的勾当中，康生确实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教唆犯。他以自己的行动，向他的效法者作了样板。他所采取的手段，井不是什么新鲜货色，无非中外古今一切奸人所惯用的绝招，一曰灭口，二曰毁证，这正是见不得天日的阴谋勾当。似乎去掉了这些使他恐怖的对象，常年的心病即可化为乌有了！
在康生的复仇对象中，除了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坚定的革命者之外，还有另外一种人，那就是极少数的使他感到“威胁”的叛徒、特务。现就几个由康生直接处理的在押犯，看看康生究竟有哪些心病。
王云程，曾经是共产党员，并且是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一九三0 年至一九三三年初，在党内担任过如下的职务：上海工联党团书记，江苏省委书记，共青团中央书记。一九三三年二月，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继而充当了国民党中统特务，任过国民党北平特别党部调查室主任，中统上海区区长，经常活动于上海、南京一带。此人于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在其自首宣言中写道：共党内，在派别斗争中采取暗杀告密手段，如何孟雄二十余人都死在赵容等所领导的赤色恐怖之下了。
王云程这里所说的赵容，就是康生当时的化名。
解放后，王云程为我逮捕，长期关押，未判死刑，是为了留作活材料。
卢福坦，原是共产党员，并为“六大”中央委员，于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一年，先后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河北省委书记，全国总工会委员长。
一九三一年一月被捕叛变，并充当了国民党特务机关徐州特区行动股股长，上海区情报股股长，长期活动于南京、上海一带。他在被捕叛变后，也在自首书中，直接点名赵容“被捕叛变”、“出卖同志”问题。此人在解放后，被我专政机关逮捕，长期关押，留为活材料。
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康生掌握了中央专案组大权之后，就处心积虑，一再催促将王云程、卢福坦立即杀掉。康生反复说：我说过多次了，这两个人罪大恶极，让你们打个报告，把他们赶快处决了，可你们就是不办。结果，在康生的指令下，将王、卢二人于一九六九年十月底十一月初，分别秘密处死了。
康生干这种事情，已经不是一次了，解放战争时期，我们撤出延安之后，他违背中央决定，把王实味等人秘密处决了。为此曾经遭到毛泽东同志的严厉批评。但是他并没有接受批评，只要他一得手，就故态复萌。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更加无所顾忌，大干特干了。谁都知道，他是“大抓叛徒”
的总指挥，从“六十一个叛徒”案件起，他便直接指令南开大学、北京大学等校的“红卫兵”组织，在全国各地大抓“叛徒”，闹得“叛徒”满天飞，“特务”多如麻，真假不辨，是非不清。康生无论大会、小会，提起叛徒，就咬牙切齿，似乎比谁都更加仇视。现在看来，对他的这种行为，应当分析，不可一概听信为真，亦不可全部斥之为假，因为其中有真有假。他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把“叛徒”、“特务”的帽子，扣在许多同志头上加以陷害。他又把真正的叛徒、特务，如江青、张春桥以及姚文元之父姚篷子之流，包庇下来加以掩护。他还把触犯过他而又使他害怕的叛徒、特务加以灭口。当他煽动大抓叛徒的时候，其凶如虎，实际上却无法掩饰住他的胆战心惊，其状如鼠。
灭口只是消灭了活材料，还有当时记录下来的死材料又怎么办呢？
康生对这些东西的来龙去脉是非常清楚的，他通过什么渠道加以控制再进而毁掉“危害”自己的部分，他也是非常清楚的。
一九六七年，康生伙同林彪、江青等人，借“反二月逆流”之名篡夺了党政军的一切大权之后，很快于十月八日炮制了。一个《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关于接管清查敌伪档案的指示》。《指示》一下，康、江、谢（富治）积极行动，大肆叫嚷：“争夺档案很重要，要派人清理公安部的档案”。康生特别强调说：“公安部的档案要彻底搞”，“要派大量的解放军干部彻底清查原公安部的一切档案”。按照康的“指示”，谢富治等很快从部队调到公安部七百多人进行清档，直到一九七0 年二月才结束，前后历时一年半。他们清档时，随意在档案材料上挖洞、贴糊、抽页，把档案搞得混乱不堪。
上海是康、江、张（春桥）的发迹之地。因此，他们对上海特别“关心”。
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所谓《接管清查敌伪档案的指示》下达后，他们立即充实扩大早在五、六月份就已成立的上海市革委会清档领导班子，并从
全市各条战线抽集了解放军、工宣队、复员军人、大专院校学生和青年教
师等六千余人（其中外语人员三千四百余人），组成了二百零四个小组，查封接管了一百零三个单位的敌伪档案和报刊资料，清查了全市八百四十六个单位保管的一百八十七万余卷敌伪档案，同时，还清查了六十多万份（件）
解放前的报刊资料。到一九七O 年清档基本结束，历时四年多。仅据上海市公安局统计，全市一百五十九个单位送交的，从档案中抽出挖下剪贴的所谓“防扩散”材料就有二万六千多卷（份），从市、区两级公安机关档案中抽出的“防扩散”材料，就有四万一千五百二十二卷（份）。据不完全统计，以“防扩散”为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