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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四日，听取“彭真专案组”的汇报，并作“指示”：（1）专案工作要“突出政治”，而“2 突出政治”正是他二十多年前搞社会部工作时的“重要经验”和“好传统”。（2 ）彭真问题要“突出历史问题”，“不要把彭的案子孤立起来，要同刘仁密切联系起来，彭真与刘仁是一个案子。下步的重点应查彭真的日特问题、美特问题以及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3）从专案看，刘、邓、彭、罗、陆、杨等老干部不是“老革命”，而是“一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叛徒、老反革命”！
八月五日，同江青一起，策划在中南海院内大规模地批斗刘少奇同志，并派了两个身分特殊的“中央特派员”，亲临督战。
八月十一日深夜，同陈伯达、江青、谢富治等人一起在人大会堂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代表并讲话。鉴于林、江、康、陈一伙长期以来所煽动的“打内战”、“大串连”、“揪军内一小撮”等歪风，至此已造成了严重恶果，康生在这次讲话中，不得不装模作样地动员大家收敛一下。但是他又声明：他所反对的是“自由外串”，不是有组织的外串；是保守派夺解放军的枪，不是“武装左派”。
八月十三日，接见宁夏群众代表，把宁夏“总指挥部”这个群众组织封为“造反派”，把另一群众组织“筹备处”宣布为“保守派”。并正式提出“武装造反派”的口号。
八月十四日，指使中联部编印所谓“三降一灭”的材料。
八月十五日，在“刘仁专案组”的一个报告上作批：要把外地与此案有关人员，“调到北京审查”。
、八月十六日，指示进驻宁夏的部队，坚决支持“造反派”，“必要时可
发枪自卫“。
八月二十二日，接见一兄弟党负责人，宣扬“赞成不赞成毛泽东思想，赞成不赞成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判断一个共产党是马列主义或不是马列主义的分水岭”。并让人家清理“刘邓路线的危害”。
八月二十七日，接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说：批判“合二而一”
时，决定公开点杨献珍的名字，不是“黑指示”，而完全是在他康生“主持”
下进行的，响他们不要在这个问题上“追黑手”。这次谈话，还大肆攻击各级党校，说“全国各级党校一律不好”，“没有一个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方面的”，“最突出的是山西党校，它完全站在反刘格平、革委会方面，成为保守派的中心”。谈到当时形势时，他又说：“现在不是强调阶级斗争过高了，而是过低了”，极力鼓吹“越乱越好”，甚至提出“将来可以全国游斗杨献珍”。
八月二十八日，悍然下令调动青铜峡（宁夏）的军队开枪镇压群众，当场打死一百零一人，伤残一百三十三人。然而康生却说：“这是革命行动”，“如果再来，还要照办”。
九月一日，同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一起出席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
会上，江青主讲，康生敲边鼓。江青号召“北京带头搞本单位的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带头保卫革命委员会”，不要把“斗争的锋芒对准新生事物——革命委员会”。其间康生多次插话说：江青的讲话“阐明了毛主席的战略大方向问题，不要当作随便讲的话”：“绝不是无的放矢”，而“完全是针对当前存在的严重问题而讲的”。
九月五日晚，同江青、姚文元一起在人大会堂接见安徽两派群众代表并讲话。他要大家“提高警惕”，警惕“一小撮反革命阴谋集团”企图动摇“人民解放军”和“新生革命委员会”。但是，在谈到社会上“抓军内一小撮”
的歪风是怎样形成的时候，他又竭力推卸责任，说那是“我们的报纸犯了错误”，而“我们一开始就认为（抓军内一小撮）是不对的。”
九月十六日，违背中央的禁令，布置中联部编印毛泽东同志十八年来同外宾的谈话记录。
九月十七日，同陈伯达、江青、谢富洽等一起，分别接见“天派”、“地派”代表，转达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告诉小将，现在轮到他们自己犯错误的时候了。”
九月二十日下午，出席北京市国庆筹备工作会议。会上，他要大家“象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市革命委员会”。并责怪一些人“一会儿打倒这个，一会儿打倒那个，甚至要打倒谢富治”。
九月二十一日，在专案组一个报告上作批：“为了配合对王光美和刘仁
的审讯，建议将任彬逮捕“。
九月二十二日，接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让他们警惕“美蒋特务”、“苏修特务”和“走资派”的“黑手”。他推论说。“党校有张际春的女儿，有苏振华的儿子，有宋之光的儿子，还有最坏的任彬的儿子，……有这么多高干子弟，怎能设想‘走资派’不会通过他们子弟把黑手伸进党校来破坏文化大革命？”
九月二十三日，亲自批准将杨献珍逮捕入狱。
九月二十四日，出席国防工业科研系统驻京单位在工人体育场举行的欢庆本系统大联合大会。
九月二十六日，同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等一起，陪同毛泽东同志接见在京集训和开会的军队干部并讲话。说人民解放军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学习不够，思想警惕不够，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思想上经验上准备不足，不免犯这样那样错误，甚至犯严重错误，这是不足为怪的。只是希望大家通过参加这次集训，“把各种消极的错误想法加以消除”。
九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同张春桥、吴法宪等人一起在人大会堂接见江苏代表团并讲话。说：为了解决江苏问题，“首先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学习江青同志的九五讲话”。
九月底，鉴于王、关被揪出，康生突然下令中联部停止编印《毛主席同外宾的谈话记录》的工作。
十月八日，李广文贴大字报揭露康生的两面派、阴谋家的面目。陈伯达等人立即下令以现行反革命罪将李逮捕。
十月十八日，接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说“李广文同社会上的反动活动起码有间接联系”。还说“现在北京两大派，北大、清华、人大三红、北航、外语学院，都在收集材料，主要矛头是对着我的。在这些学校有许多被打倒的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子弟，他们的老子从延安起就恨我，再加上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更恨我了。因此，他们必然会利用其子弟来反我。”
十月二十二日，接见安徽两派群众代表，赞扬他们达成了实现大联合的协议，告诫他们要“防止走资派作垂死挣扎，破坏大好形势”。并针对各地贴大字报反康生的情况故作镇静地说：“在安徽各处有贴我的大字报，要打倒我，我不是还坐在这儿吗？”“他们利用王力、关锋等个别同志的错误，来反对我，而王力、关锋等恰恰是我们把他们揭露出来的。”
十月二十五日，在京西宾馆礼堂接见中组部、中监委全体干部。接见中。
攻击中组部“长期以来，没有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建党”，“总是不谈阶级和阶级斗争”。攻击中监委什么人都要，“实际上成了党内的政协”。说
中组部、中监委在审查干部时，“总是打苍蝇保老虎。”
十一月一日，同陈伯达、江青一起第六次接见安徽两派群众代表，要大家回去迅速成立省革命委员会，并“系统地批判刘邓向反动路线”。他还说：，“中央文革现在代替过去的中央书记处，许多方面起到过去政治局的作用。”
十一月×日，康生等人制造“新疆叛徒集团”冤案，诬陷一九四二年九
月被新疆军阀盛世才逮捕关押的中国共产党的一百三十一名干部和家属
“投敌叛变”，“潜伏我们党内”，是“叛徒集团”。马明方、张子意、杨之华、方志纯等九十二名干部受到迫害，马明方等二十六人被迫害致死。
十一月十三日，同中央党校和中组部领导小组成员谈修改党章问题。
十一月十七日，同外宾谈话，继续兜售“三个里程碑”的谬论，并攻击邓小平同志是“逃兵”，陶铸、彭真同志“被捕叛变”，诬说刘少奇、彭真、罗瑞卿、安子文等同志“毁掉敌伪档案”。
十一月十九日，接见一群众组织并发表讲话。说文化大革命在一定意义上讲是整干运动，每个干部都要整整。
十二月九日，接见中央党校指挥部的领导成员，谈他学习毛泽东同志于两天前（即十二月七日）所作的关于批评“大树特树”批示的“体会”。说，毛泽东同志这个批示，“不是一般的谦虚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哩论的一个原则问题”。又说，他“为了深刻理解这个指示，有两个晚上没有睡着觉，翻阅了马列和毛主席的有关论述，边翻边想，越加感到思想深刻，意义重大”，他学习之后，“受到很大的教育”。
十二月十二比以“攻击江青，调查康生”的罪名，下令将李一夫逮捕押送天津公安局。并特地告诉天津公安局局长说：“李一夫是坏人，要加紧审讯”。
十二月十三日，接见中央专案组全体工作人员，说“专案工作，从六六年五月开始至今已有一年零八个月，做了不少工作，主要是揪出了刘少奇这个隐藏在党内几十年的叛徒集团，清除了党内最大隐患”。还说：“中央文革有个设想，在春节前两个月内，把主要案件审查完，拿出报告来”。“特别是为了迎接‘九大’，对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审查）要抓紧。”
十二月二十九日，接见中央党校和中组部的负责人，告诉他们“要把召开‘九大’、建党、整党和修改党章变成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成为推动各项工作的动力”；要“劝退”或“开除”那些“死气沉沉的不起作用的毫无革命干劲”的党员：“要发动群众来批判刘邓招降纳叛的路线”。
一九六八年七十岁
一月二日，指使中组部的郭玉峰，列图表，写报告，诬陷一九三七年以后历任中组部部长的张闻天、陈云、彭真、邓小平、安子文是“叛徒”、“特务”、“三反分子”或是“双料货”；诬陷先后担任过中组部副部长的二十二人是“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和“三反分子”。还诬陷中组部有个“反革命集团”，是“黑窝子”，是专门在全国搞“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反革命据点”。并提出要把“中组部彻底解散，宣布撤销”。
一月九日，指令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要“在组织上抓坏人”，“要在‘九大’之前把党校过去的一些坏头头弄清楚”。并对“林枫专案组”工作进展不快表示不满，说“林枫是刘少奇叛徒集团的人，在国民党里到处跑”，除了“假党员”外，还有什么问题，要赶紧“作出结论”。‘一月十三日，在中央专案组的一个请示报告上作批：“刘仁、崔月犁、冯基乎、徐子荣等这伙反革命敌特分子，出卖党政军核心机密，叛党叛国，罪该万死，对他们不能用一般对犯人的方法对待。为防止他们自杀，打击敌人的顽固态度，应将他们铐起来，进行严厉的突击审讯工作，使敌彻底缴械。对这些人应向他们宣布逮捕，送进监狱。”
一月二十一日，在京西宾馆当面诬陷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是个“叛徒”，说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的计划，“想乘文化大革命把边疆搞乱”，并当场宣布将赵逮捕。此后，在康、谢的煽动下，在云南制造了“赵健民特务案”，致使云南大批干部、群众遭到诬陷和迫害，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被迫害致死。
一月二十六日，向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直接布置任务说：中央党校“要搞个两条路线斗争史大纲”，其中，“要突出主席路线这根红线”，“突出林副主席始终坚定地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要突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作用”。
一月二十九日，同外宾谈话。攻击彭德怀同志一九五七年出国访问“是一个阴谋”，是“想看看人家是怎样把议会放在党和政府之上的”。
二月二日，在中央一办的演示报告上作批：“刘仁、冯基平、徐子荣、凌云等反革命分子，他们使用一批所谓‘逆用特情’，是否根据罗毅卿、彭真的决定？他们经常给敌人情报，他们从敌人那里得到什么好处？”
二月四日，同江青等人一起，听取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汇报揪“内人党”
的情况。听后，康说：“‘内人党’至今还有地下活动，一定要撤。开始可能批得定点，不要怕！”江青对内蒙揪“内人党”的活动也极表赞赏。这样，内蒙在康、江的支持下迅速掀起“揪坏人”，“挖内人党”的高潮。
二月二十一日，同江青等人一起接见天津市革委会、群众和驻京部队文艺系统代表，说：天津出现话剧《新时代的狂人》一事说明“天津文艺界
里，有周扬黑线“，并通过这条黑线，”混进了很多国民党特务、叛徒以及外国敌人“，他们想”瓦解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搞复辟活动“。
三月二日，在中央专案组的一个报告上作批：“刘仁专案重点是彻底弄清有关王光美特务问题。‘逆用特情’主要由公安局军管会及公安部搞。刘专案应研究工作中心，如焚毁电台及同贺龙案的关系等等。”
三月×日，在中央党校“李广文专案组”报送的《简报》上作批：“要追问李广文同反革命分子王任重的关系、联系”。
三月十八日，同江青等人一起接见浙江省赴京代表团，大讲所谓“文化大革命”是“国内战争的继续”，“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为了证明这一点，康生诬陷了许多同志，说刘少奇是四次被换自首的“大叛徒”，王光美是“美国特务、日本特务和国民党特务”，邓小平是“进兵”，陶铸是“叛徒”，“彭真是特务叛徒”，“罗瑞对从来也没有人党，是个特务分子”，“彭德怀里通外国”，“贺龙是土匪”，“陆定一是大叛徒”，“杨尚昆是里通外国的汉奸”，“谭震林是叛徒”等等。此次接见，康还为他在六三年给潘天寿画展所写的“画坛师首，艺苑班头”的题词辩解说，“那是为了压陈半丁，因为此人在北京太骄傲。”
三月二十一日，同江青等人一起接见江苏省革委会赴京汇报团和中央学习班全体学员并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