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那些已对过度使用政府权力和长期以来对恐怖主义威胁夸大其词有所警觉的人们来说，调查数据实属利好消息。可其中也凸显了一个明显的换位：在布什政府下，原本是共和党在为国安局撑腰，在民主党的奥巴马总统掌握了监控系统的控制权后，民主党取代了共和党的位置为国安局辩护。“在全国范围内，对政府大规模监控项目的支持力度，民主党（57％赞成）要高于共和党（44％赞成）。”
《华盛顿邮报》的调查结果也颇为相似，显示保守派人士较自由派更介意国安局的监控。当问及“如果确有发生的话，你会对国安局的数据收集以及对你个人信息的使用会是怎样的态度？”48％的保守派人士表示“非常介意”，而在自由派当中这一数字仅为26％。正如法学教授奥林·科尔（Orin Kerr）所指出的那样，这其中体现出一种根本性的转变：“局势与2006年相比出现了有趣的逆转，当时执政总统来自共和党而不是民主党。当初，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显示，75％的共和党人赞成国安局监控，而在民主党人当中，支持率仅为37％。”
一份皮尤研究中心的表格可以更清晰地体现这一转变：
对国安局监控项目党派意见的改变
对国安局监控项目所持观点
（有关问题措辞不同可见上表）
皮尤研究中心 2013年6月6~9日。数据间可横向比较。表示不知道或拒绝回答的数据并未显示。
根据执政党的党派属性，支持及反对监控的言论明目张胆地在两党间交替换位。2006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早间秀》（The Early Show）节目中，一位参议员对国安局大规模收集元数据的做法言辞犀利地大加批判：
我不必接听你的电话就可以知道你在做些什么。如果我可以了解你的每通电话是打给谁，我就能判断出你所接触的都是些什么人。我还可以了解你的生活方式，这是非常侵入式的做法……真正的问题在于，他们拿这些收集来的信息究竟有何用途呢？要知道，这些信息和基地组织毫无关系。……我们难道还要信任美国总统、副总统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正确无误的吗？别指望我能做到这一点。
这位言辞激烈批判大规模数据收集的参议员就是乔·拜登（Joe Biden），可后来当他成为美国的副总统后，他又摇身一变成为民主党政府的一员，而他们的做法正是拜登自己曾一度批判的。
问题并非只是说明这些派系政治家都变成毫无原则的伪君子，除了一味追逐权力，并无真正的坚定信念——当然这一点也确凿无疑。更重要的是，这类言论揭示了人们对政府监控的本质认识。尽管存在种种不公，当人们认为政府的过分行为碰巧是在值得信任的仁慈之人手中掌控时，就会消除内心的恐惧。他们认为只有当自己觉得会受到威胁时，监控措施才具有危险性或值得顾忌。
政府一直在说服大家只有个别具体人等才会受到影响，通过这种方法常常可以实现权力的极度扩张。通过让大家相信，无论对错，只有部分边缘人物才会受到监控锁定，其他人则可以默认甚至是支持这种压迫手段，而不必担心有朝一日自己也会遭此下场，政府一直都在说服民众对这种暴行熟视无睹。暂且不去考虑这一立场的明显道德缺陷，好比说，我们容忍种族主义，是因为种族主义只是针对少数民众；或者说，只要我们自己食物供给充足，就不屑于理会饥饿问题。这些几乎都是基于实用主义而被误导的做法。
正是这些自以为不会受到政府权力滥用影响的人们这种漠视甚至支持的态度始终在放纵政府权力的滥用，才使监控远远超过其最初的适用范围，直到权力滥用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而这也是无法避免的事情。这方面的事例数不胜数，不过对《爱国者法案》的利用也许是其中最显著的最新事例。在“9·11”事件后，国会近乎全票通过了支持大规模加大监控力度和拘留权的做法，认为这样做即可查明并防止未来的攻击行为。
这其中的隐含假设就是，这些权力将主要被用于与恐怖主义相关的穆斯林——权力的经典扩张方式就是称其只限于特殊人群，仅限于某种具体行为——也是出于这种原因，这一举措才获得压倒多数的支持。可实际发生的情况却截然不同：对《爱国者法案》的运用完全超出了其表面目的。实际上，自从该法案颁布以来，它就被大量用于与恐怖主义或国家安全毫不相干的案例中。《纽约杂志》披露在2006~2009年间，该法案支持的“偷窥”授权（即在没有立即告知目标的情况下授权执行搜查令）曾被用于1618起毒品相关案件，122起欺诈案件，而仅有15起案件与恐怖主义有关。
一旦公民默许了新的权力，相信这并不会影响到自己，那么就会实现制度化和合法化，再要反对则毫无可能。的确，1975年弗兰克·丘奇所获得的最大经验教训就是大规模监控所能引发的危险程度。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会见新闻界》栏目中，他这样表示：
“这种能力可以随时转向针对美国人，若是当真如此，那么任何人都不会再有隐私可言，因为一切均可处于监控当中，电话交流、电报往来，无所不包。普天之下，无处可以藏身。如果政府再由暴君所掌控……情报机构的技术能力就可以使得政府全面实施专制暴政，而且还绝无反击的可能，因为即便是最为谨小慎微的抵抗组织……都逃不出政府的手心。这就是这种技术的可怕之处。”
在2005年《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美国作家詹姆斯·班福特认为现如今国家监控的威胁，其可怕程度远胜过20世纪70年代：“人们现在通过电子邮件表达自己内心最深的想法，在互联网上显示自己的医疗和金融记录，不停地用手机聊天沟通，相关机构基本上可以说是具备了窥探人们真实思想的能力。”
丘奇所担心的任何监控能力“都可能转向针对美国人”的图景就是“9·11”事件后，国安局所作所为的真实写照。尽管监控是依照《海外情报监控法案》在执行，尽管它禁止监视美国国民，国安局的行动却从一开始就意味着，现在很多监视活动是在针对生活在美国土地上的公民。
即便不存在权力滥用，即便不是出于个人原因被锁定目标，大量收集情报的监控政府都在整体上对社会和政治自由产生危害。美国和其他国家所取得的进步不过是刚刚实现了能挑战权威和正统思想、可以探索思考和生活的新方式。包括并未参与到宣传不同政见或政治活动中的人在内，所有的人都会苦于担心受到监视的顾虑而丧失了这种自由。亨德里克·赫兹伯格明确表示对国安局监控项目的忧虑后，还是承认：“这一伤害已成事实，公民受到了伤害，集体也受到了伤害。受损的是支撑开放社会和民主政治的信任和责任架构。”
赞同监控活动的拉拉队长们基本上只能拿出一条辩解的理由：大规模监控仅仅是为了制止恐怖主义，是为了确保民众的安全。的确，打着外部威胁的幌子在历史上从来都是让民众服从政府权力而采取的战略选择。十多年来，美国一直在到处宣传恐怖主义的危险性，来为自己所采取的大量极端行为找寻说法，从引渡到实施酷刑、杀戮，再到入侵伊拉克无不是如此。自从“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官员条件反射般造出了“恐怖主义”这一说法。与其说这是宣传口号或战略战术，更不如说是为行动给出的说辞或有说服力的理由。在监控问题上，有大量证据表明这种做法的有效性着实令人怀疑。
此外，奥巴马总统和众多国家安全官员所称大规模监控是为防止恐怖袭击阴谋的说法，也被证实根本站不住脚。2013年12月《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国安局电话监听项目的官方辩护也许会不攻自破”，文中称一位联邦法官表示，电话元数据收集计划“几乎可以肯定”违背宪法，同时还认为司法部无法“找出一宗事例可以说明，通过分析国安局所搜集的大量数据，有效阻止了即将发起的恐怖攻击。”
同月，奥巴马钦点的顾问小组（除了其他人之外，其中还包括前中情局副局长和一名前白宫高级助理，大家通过接触保密情报信息来一起研究国安局的计划）得出的结论认为，元数据收集计划“对防止攻击并未起到重要作用，通过传统的（法庭）指令，也可及时获得这类信息。”
再次援引《华盛顿邮报》的文章称：“在国会证词中，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基思·亚历山大将军将美国国内外的数十起阴谋的成功调查都归功于这一计划的帮助”，可顾问小组的报告却“对这些说法的可信度提出了极大质疑”。
此外，民主党参议员罗恩·怀登、马克·尤德尔和马丁· 海因里希（Martin Heinrich）更是在《纽约时报》上明确表态，大规模电话记录收集工作并未提高美国人面对恐怖威胁时的保护能力。
大规模搜集信息计划的作用完全被夸大其词。我们尚未看到它在保护国家安全方面提供了任何独特的真实价值。尽管我们一再要求，国安局还是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证明，该机构依照这一计划获取的电话记录，是无法通过正常的法庭指令或是紧急授权拿到的。
对于官方就大规模搜集元数据所作辩解的真实性，属于政治中间派别的新美国基金会（New America Foundation）的研究认为，该计划“对防止恐怖行动并未产生可识别的影响。”相反，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在大多数被阻止的密谋案例中，研究表明“是传统的执法和调查手段为了解案情提供了线索或证据”。
相关记录的确乏陈可数。全面搜集数据系统并未能察觉2013年的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更谈不上能有效阻止。它也未能发现圣诞节在底特律上空发生的喷气客机未遂爆炸案，或是企图引爆时代广场的计划，抑或是破坏纽约地铁系统的恐怖袭击密谋，所有这些都是被警觉的路人或传统的警力发现并阻止的。在奥罗拉和纽敦的大规模枪击惨案中，它更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制止这些事件。从伦敦到孟买再到马德里，尽管涉案人员有数十人之众，那些大规模国际恐怖袭击活动却均未被事先察觉。
尽管表面上说得好听，可国安局的极端做法并未能使得情报部门拥有更好的办法以防止“9·11”恐怖袭击的发生。基思·亚历山大在面对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时这样说道：“我更愿意今天在这里为这一计划费一阵唇舌，而不是在我们未能阻止另一次‘9·11’事件时作检讨。”（同样的说辞一字不差地出现在国安局为员工提供的回避问题的要点内容中。）
这其中的潜台词就是制造恐慌，并将欺骗手段发挥到极致。正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安全分析员彼得·伯根（Peter Bergen）表示，中情局手中有着关于基地组织密谋的多份报告，并掌握了“两名劫机分子及其在美国的行踪等相当多的信息”，可是“该机构未能及时将之与其他政府部门分享，直至为时已晚，于事无补”。
《纽约客》的基地问题专家劳伦斯·怀特（Lawrence Wright）也同样拆穿了国安局收集元数据可以阻止“9·11”袭击的说法，解释称中情局“未能将关键性情报提供给联邦调查局，而后者是在美国调查恐怖主义活动以及来自美国境外的攻击具有最高权威机构”。他认为联邦调查局原本可以阻止“9·11”事件的发生。
该机构原本有法律保证可针对在美国与基地组织有染的每个人都采取监控措施，本应跟踪他们的行迹，窃听相关电话，克隆其电脑数据并读取电邮，要求提交他们的医疗、银行和信用卡记录。它有权要求电话公司提供他们的电话记录，完全没有必要进行元数据收集计划，只需要和其他的联邦机构展开合作即可，可是出于某种琐细和不明朗的原因，这些机构选择向最有可能阻止恐怖袭击的调查机构隐藏了重要线索。
政府掌握了必要的情报，却未能对之充分理解或就此采取行动。事后的解决方案是启动大规模的全面数据收集计划，然而这其实根本于事无补。
一次又一次，从各个角落冒出的以恐怖袭击来为监控行为辩解的说辞都变成了虚伪的借口。
实际上，大规模监控起到的效果适得其反：它使得侦破和阻止恐怖行径的难度愈发加大。民主党国会议员拉什·霍尔特（Rush Holt）身为一名物理学家，同时也是国会中为数不多的科学家之一，他指出收集所有人的通话交流记录只会使得真正的恐怖分子所商讨的阴谋变得模糊不清。采取有针对性而非不加区分的监控将提供更具体有效的情报信息。当前的做法使得情报机构数据泛滥，他们根本无暇对之有效地分类处理。
除了所提供的信息太过泛滥之外，国安局的监控计划还导致国家的脆弱性与日俱增：安全部门对保护普通互联网交易（诸如银行、病历和商业）加密措施的改写使得这些系统极易受到黑客和其他敌对势力的渗透攻击。
安全专家布鲁斯·施奈尔（Bruce Schneier）在2014年1月的《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撰文指出：
大规模监控措施不仅毫无作用，而且还花费不菲……它破坏了我们的技术系统，因为就连互联网协议都变得不再可信……值得担忧的并非只有国内的权力滥用，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我们对互联网和其他通信技术所采取的监控措施越多，我们自己也会越容易受到他人的窃听。我们并非是在国安局可以进行监控的数字世界和受到国安局保护无法实施窃听的世界中二者选择其一，而是在容易遭到所有攻击的脆弱世界和对所有用户都固若金汤的安全世界二者间进行选择。
也许对恐怖袭击最无底线的利用，就是对其夸大其词。美国人死于恐怖袭击的风险简直是微乎其微，甚至远远小于被闪电击中的概率。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约翰·穆勒（John Mueller）教授曾就恐怖主义的威胁和反恐开销的平衡写过大量文章，他于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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