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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世界”的长期战略动机，与“准备修约”的短期战术动机，促使恭亲王决心派团出访。而现实困难是：以中国之大，居然“使才难觅”，即使要找出些精通外文的翻译人才，都十分困难，何况是讲政治、懂政策、会韬略、通外文的外交人才。恭亲王担心，“若不得其人，贸然前往”，则反而“误我事机”。另一个担忧是，中国一直要求外国使节觐见皇帝和太后必须行三跪九叩大礼，遭到列强的强烈抵制，双方只好暂时搁置争议，列强外交官也因此无法按照国际惯例觐见中国元首，递交国书，而都由总理衙门和恭亲王代劳了。如果派出正式使臣，按国际惯例觐见了外国元首，那对方的使臣就可以要求对等待遇，这“叩头”问题又将成为麻烦。
困难既然如此之多，出使又是势在必行，恭亲王便创造性地想了个新办法：聘请洋干部出访。洋干部们出访西洋，本身没有语言障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又已经在中国生活工作多年，熟悉甚至精通中国的语言和习俗，双向沟通都可以很顺畅。而且，请洋人出面，似乎有望避免列强们以此提出对等要求，他们总不至于也任命华人作为洋使来覲見中国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吧。这后一点当然很牵强，即使委任洋干部出访，那也依然代表大清，人家一样能要求对等覲見，这在日后果然应验了。这与其说是恭亲王的想法，莫如说是恭亲王以此来忽悠反对者们，摸着石头先下水再说。
与所有不得不稳健从事的改革者一样，恭亲王在这件事上先做了个试点。1866年，大清中央最为信任的洋干部、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请假回英国老家长达半年。他建议恭亲王派些人，与他顺道回去，实地考察西方的风土人情。恭亲王立即采纳了这一建议，派了赫德海关衙门里的斌椿。斌椿当时在海关担任秘书工作（“文案”），都64岁了，是个典型的“老秘”。因为出任了大清国这破天荒的“鬼使”，他得到了组织上的破格提拔：一跃成为正三品的省部级官员，这在政治上（其实是官位上）积极追求进步的大清干部们眼中，还是值得的。斌老爷（赫德在日记和书信中对他的戏称）耐着性子开始公费周游世界，伦敦、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圣彼得堡、柏林、布鲁塞尔、巴黎，但到后来他实在受不了了。按照美国人丁韪良的说法，斌椿对于别人每句赞扬西方的话，都要十倍地予以反驳，总归是看啥都不顺眼。几经请示国内，恭亲王终于同意斌椿在巴黎结束行程，放弃了计划中的美国之行。当斌椿从西方那些“蒸汽和电气带来的惊心动魄”及“失礼与恶劣带来的烦恼”（当时的美国史家马士评价）中解放出来时，恭亲王却并没有放弃进一步走出去的想法，但他也似乎更坚定地准备选择一位思想上没有任何包袱的洋人。
外交创举
赫德当然是首选，但赫德忙于海关这个大清国最为重要的税收渠道，无法分身。几经斟酌，恭亲王选中了“其人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并且即将卸任美国公职的普安臣。
蒲安1820年出生在美国波士顿，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当了没几年律师后进入政坛，积极宣扬反奴隶制度，与后来担任总统的林肯关系密切。35岁（1855年）那年，他当选为美国众议院议员，声誉鹊起。林肯就任总统后，于1861年任命蒲安臣为驻奥匈帝国公使，但当蒲安臣行至巴黎准备上任时，却传来消息，这一任命遭到奥匈帝国政府的坚决拒绝。原来，蒲安臣十分同情匈牙利的独立运动。此时，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恭亲王代表大清国与列强签订条约，同意列强派遣使节常驻北京，林肯便将这一破天荒的职位给了蒲安臣。
这个在面对国内的黑奴制度和国外的民族压迫都十分好斗的牛仔议员，却在中国成了最受欢迎的弥勒佛。无论其动机如何，在大清国最为痛苦和孤独的时候，他令看惯了列强脸色的恭亲王和大清政府感觉到了温暖。
恭亲王选中蒲安臣，这不仅是对蒲安臣个人的认可，更是对美国的肯定。总理衙门一贯认为“英法美三国以财力雄视西洋，势各相等，其中美国最为安静，性亦平和”，曾国藩也认为“米夷质性淳厚，于中时思效顺”。而蒲安臣在华的工作方针，就是要“用公平的外交，来代替武力，用公平的方法，获得公平的结果”，积极推行“合作政策”，协助中国解决了一些棘手的外交问题，深得信赖。
在大清国外交部（总理衙门）为其安排的告别宴会上，恭亲王等试探了他的意向，双方一拍即合，一个外交史上的创举便定了下来。
这一创举，根据当时的海关洋干部、后来成为著名汉学家的马士的记载，“震撼了北京外交界”。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说：“这一决定，乍听之下，不能相信……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无论公布得如何突然，蒲安臣的任命一定是经过长期的和缜密的考虑。”
应该说，这是蒲安臣个人事业的顶峰。此时，他年仅47岁。
美国“汉奸”
扛着黄龙旗出访的蒲安臣，第一站就是他的祖国美国，最大的成就就是签订了中关《天津条约续增条约》，史称“蒲安臣条约”。
这一条约包括了8项条款，主要是：保持中国的完整；中国控制自己的内地贸易；中国在美国各商埠设立领事馆；相互不得进行宗教迫害；鼓励中国劳工向美国移民；相互居住和旅行的权力；相互准许对方学生入学；不干预中国的内部发展。
这一在中国被后世的“主旋律”指责为卖国的条约，在很长的一段时问内，都成为各界讴歌和欢呼的对象，认为这是中国与西方在平等基础上签订的第一个条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梁启超，他称赞“彼条约实为最自由最平等之条约也”。
这些不同的观点，直接关系到后世对蒲安臣的评价：他或者是中国人民的友善朋友，或者就是帝国主义的阴险帮凶。而指责他为帝国主义走狗的主要依据，就是这一条约掀起了华工进入美国的高潮，随即激起了美国国内的反华浪潮，这些华工普遍受到了迫害。
指责走狗的慷慨激昂者，却很少考虑：正是“蒲安臣条约”的存在，令美国各地的排华行动，而临着法律上的巨大障碍，而排华的主力军，正是以爱尔兰裔为主的美国“工人阶级”，他们在勤劳、安分、灵巧的中国工人竞争下，采取了暴力行动。而美国政府在很多场合下，根据条约及美国国内法律，不惜动用警察甚至军队，武装保护华工，与示威者爆发流血冲突。在反华者的巨大压力下，国会数次通过排华法案，却最终都搁浅在“蒲安臣条约”上，可以肯定那些排华者必定跳着脚大骂蒲安臣为“汉奸卖国贼”。直到“蒲安臣条约”期限过后，关国的排华才上升到立法层面。
“殉职”俄罗斯
蒲安臣使团，承担的是遍访列国的任务。从1868年2月成行，直到1870年l月蒲安臣被俄罗斯的严寒击倒，他们一直在各国游说，先后访问了美国、英国、法国、瑞典、丹麦、德国、俄国，会见了各国元首。
根据同行的使臣志刚记载，病中的蒲安臣十分担心与俄国的交涉，俄中毗连陆地数万里，这远远超出了蒲安臣所熟悉的“海洋外交”。他既担心“办法稍差，失颜于中国”，又担心“措语未当，贻笑于俄人”，于是‘旧夜焦急，致病势有加无已”，终于在2月23日不治而亡。
这是第一个殉职在大清岗位上的洋干部，消息传来，恭亲王立即请示慈禧太后，对蒲安臣给予了高度评价和优厚抚恤。俄罗斯在圣彼得堡为蒲安臣举行了第一个葬礼，然后将他的遗体用专轮运回美国。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纷纷发来唁电，各国报纸也予以报道并配发了大量的评论。
当蒲安臣还在英国时，赫德曾给他写信说：“有一个伟大的角色可以扮演：给中国十足的评价，对整个世界都是有利的，并且如果运用得当的话，对个人的信誉也是有贡献的。”蒲安臣自己也说：“当这个拥有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最古老国家，第一次寻求与西方世界发生关系，并要请这个最年轻国家（指美国）的代表，来作为一种变革的媒介，这个使命并不是能够通过恳求得到或是拒绝得了的。”
可以说，他的哀荣，绝对不是来自于他曾经的美国外交官身份，而是来自于东方那条挣扎着想腾飞的巨龙，以及巨龙阴影下那个低调的运筹帷幢者––37岁的恭亲王。
第十九章 美利坚雪中送炭
【 在对美国周边地区表现出咄咄逼人、志在必得的同时，国务卿西华德对于中国这个被他看做是有待拯救和改革的帝国，却表现出十足的耐心和友好，甚至对清政府的腐朽、腐败予以容忍。他提出的对华“合作政策”，成为今后一个世纪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旋律。】
星条旗飘扬在并不高耸的美国使馆门檐上，使馆所在的东交民巷附近都戒严了，首都卫戍区（步军统领衙门）派出的警卫部队早已封道净街，顺天府的衙役们则在周边的小巷内巡逻。使馆门前，站岗的美国陆军及海军陆战队士兵都换上了崭新的军装和雪白的手套，持枪肃立，军乐队也已经整装完毕。哨兵的枪刺和军乐队的鼓号，在北京的初冬阳光下，闪闪发亮。
这是1870年11月20日。午后一点，随着鸣锣开道声，几乘绿呢大轿在骑兵和步兵警卫部队的簇拥下，呼啸而来。美军军乐队开始奏响欢快的中国乐曲，这是半个月前美国人前往大清外交部（“总理衙门”）参加宴会时，听了记谱回来排练的。都说外交无小事，美国人为了今日的接待煞费苦心。
来访的正是大清国总理、39岁的恭亲王奕訢。他此行不是为了会见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前加州州长），而是为了拜访另一位更为重要的客人––刚刚卸任不久的美国国务卿、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有着巨大影响力的西华德。
雪中送炭
恭亲王一下轿，就走上前去，托住西华德的胳膊肘，拥抱了这位69岁的美国政治家。在旁担任翻译的大清国洋干部、美国人丁韪良向西华德解释说，这是满洲人接待朋友的礼节。随后，双方热烈握手，恭亲王表达了对客人“久仰大名、如雷贯耳”的仰慕之情，客套一番后入座。美国公使镂斐迪的夫人，则陪同女眷们进入内室。
这次会见，对大清国来说，意义非比寻常。此时的大清国，正而临着严重的外交危机和被国际社会孤立的危险。
上一年（1869年），法国传教士在位于天津CBD的三岔河口地区建造教堂，进行了大规模强制性拆迁，大量民房包括地标性建筑祟禧观、望海楼均被夷平，在天津结下了极大的民怨。到了这年的夏天，法国天主教堂内所收容的中国儿童，因瘟疫大批死亡，教堂没有妥善安葬，导致尸骸露野。此时，天津又接连发生拐卖儿童事件，被捕案犯随口供认说是受教堂指使。为此，天津知县刘杰于6月21日押解案犯到望海楼教堂对质，教堂则找来了法国领事丰大业保驾护航。丰大业居然当场向刘杰开枪，打伤了刘的随从，激起众怒，丰大业及其助手被当场打死，暴动民众随后杀死10名修女、2名神父、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位于教堂旁边的法国领事馆，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其他4座基督教堂。这就是轰动世界的“天津教案”，西方称为“天津屠杀”。
教案发生后，法国联合了英、美、俄、普、比、西等共7国公使，联名发出了《致恭亲王及各大臣函》，向大清政府提出“抗议”，法国还派出了5艘军舰。在大沽口外进行军事威胁。恭亲王当时尚在病中，抱病参与善后，他主张一手软一手硬，一方面要坚决镇压骚乱，对为首者实行严打，另一方面对法国先礼后兵，法国真要打，中国就奉陪到底。在恭亲王主持下，中央先后派了曾国藩、李鸿章两人前往天津处理此案，最终双方相互妥协，中国处决了20多名“暴徒”，向遇难人员赔偿损失，派遣特使到法国道歉。
天津事件解决当天（10月18日），正是西华德到达上海的第一天。他在上海注意到，租界内的西方人极为恐慌，已经组织了民兵，发了武器弹药，进行军事训练，随时准备应对中国人的攻击。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他此时北上京城，认为太过危险。美国驻上海总领事正是西华德的侄子熙华德，在他坚持下，驻扎在上海的美军派出了大队人马，护送西华德北上。《纽约时报》在事后的报道中说，西华德所率的卫队人数，远远超出了条约中公使最多只能携带20名随从的规定，“但他并非公使，而是著名的政治家”。显然，在当时特别孤立的情况下，大清政府也不在乎西华德卫队的人数了，只要这位美国政治家能在北京露面，就是对中国最大的支持。
西华德的出访日记详细记载了在中国的每一次会见的细节，仅他和总理衙门的会谈，就至少有三次。第一次是11月8日，总理衙门为他举行欢迎宴会，除恭亲王因病、文样因事之外，总理衙门其他大臣都出席了，这个宴会历时长达4个多小时，令西华德大为感叹中国的办事效率。第二次是总理衙门的二号人物文祥在11月11日到美国使馆拜访。文祥是当时国际公认的大清改革派代表，西华德认为中美能成功签订“蒲安臣条约”，与文祥的开放精神及大力推动是分不开的，因此主动求见。当时文祥正在“丁忧守制”（父母去世，官员必须停职守制27个月），便以私人名义拜访了西华德。第三次就是恭亲王在11月20日的亲自回访。从这三次会谈的记录来看，丝毫没有涉及天津事件，可以说，宾主双方似乎刻意回避了这个敏感而痛苦的话题。对已经焦头烂额的恭亲王来说，美国人十分见机，不会“哪壶不开提哪壶”，这种“体贴”无疑是暖在心头的。
美利坚帝国
恭亲王在与西华德的会谈中，感谢他在上一年对到访美国的首个中国代表团（即蒲安臣使团）给予的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