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打交道来长点见识。
恭亲王的阳谋，倭仁当然能看清，他绝不愿意出任这一“鬼使”，再三请辞，却再三被驳，无奈，只好中途落马––对于倭仁是否堕马回避，学界尚有争论，史料也有冲突，但可以肯定的是，倭仁的确是以病假的方式得以保持了“体面”。
对此，丁韪良惋惜地说，如果倭仁“不拒绝训练，谁晓得这个老翰林会不会同样彻底地转变过来呢？”他同时总结出，总理衙门对付保守派的做法，就是“以内部摩擦避免外部反对”。总理衙门成员成林曾经向他解释：“你知道，由于外来反对，总理衙门的筹划有时搁浅。聪明的御史或有势力的总督向皇帝进谗言，从而破坏我们最明智的计划。这种情况下，恭亲王虽感应对困难，但仍自有办法。他奏请皇帝给他的反对者在衙门中安排位置。亲王知道，反对者一旦进入了衙门，不久就会发现，亲王的政策才是应对外国的惟一可行办法。毛昶熙和沈桂芬就是这样进入衙门的。”曾经是保守派一员的毛、沈进入总理衙门，真正挑起这千斤重担后，几乎立即实现了改变，不仅成为恭亲王的忠实同僚，而且．成为坚定的改革者和“总理衙门里最好打交道的人”。
在这次辩论中，倭仁虽然处于下风，但却“死不改悔”，而这轮折腾的效果立即显现：即使待遇十分诱人，同文馆的天文算学专业最后只勉强招收到了30人，而其中的20人在第二年就被淘汰。而此时，日本已经派出了第一批学生前往西方。梁启超日后感慨道，设立天文算学馆的计划如果顺利推进，则今后“中学与西学不至划为两途，而正途出身之士大夫，莫不研心此间以待用”，假以时日，必将有所成就，从而“用以更新，力图富强，西方大国犹将畏之，而况于区区之日本乎？”
改革的大幕在东亚升起，恭亲王一己之阳谋及手腕，能敌得过人家一国的阳谋兼阴谋吗？
第三十二章 猫儿闹大清
【 当抓住老鼠成为检验猫儿能力的唯一标准时，猫儿们自然要解放思想，
打破一切条条框框的牢笼。一部晚清经济史，就是一场超级猫儿的海选PK；
一场在潜规则甚至无规则下上演的大戏。】
大清国毕竟是泱泱大国，在内忧外乱夹击下，再怎么落败，还是老鼠遍地走，而且肥硕得很，甚至越落败，老鼠就越肥。
又多又肥的老鼠，当然吸引了无数只猫儿，不管黑猫、白猫，不管土猫、洋猫，也不管是公猫、私猫，都铆着劲、变着法，想成为那只能抓住老鼠的好猫。
当抓住老鼠成为检验猫儿能力的唯一标准时，猫儿们自然要解放思想，打破一切条条框框的牢笼。他们深切地认识到，大清国的改革，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改革就是利益重组，有时甚至就是赤裸裸的巧取与豪夺。
一部晚清经济史，就是一场超级猫儿的海选PK，一场在潜规则甚至无规则下上演的大戏。
猫儿嘉年华
最为活跃的当然是“公猫”们。大清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最早走的就是“一大二公”的道路，国库出资，官员坐庄，在奠定了中国最早的工业基础的同时，也令一部分官员及其亲属迅速跻身先富起来的一批人。大清国财政两袖“清”风，没有能力为不同官员不同花样的改革支付学费，但靠山吃山，政府最大的资源并不是白花花的现银，而是政策。脑门一拍，大笔一挥，推行“官督商办”，政府画圈，老板掏钱，改革开放照样做得红红火火。能进人这个圈子内的商人，自然也都非等闲之辈，个个能量都可直通“海里”。其中的佼佼者是胡雪岩，其政府公关能力之强，与官场结合之紧密，至今仍是中国人民学习的榜样。官办的纯国企和官督商办的半国企，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一切官僚化。史料记载，盛宣怀每次到机器织造局检查工作，厂里就要组织员工夹道欢迎和欢送，一如官场规矩，只是不知道是否会有节奏地呼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公猫”们虽然公开捕鼠的功夫并不怎么样，但私下为自己偷腥的本事却都不小。财务混乱，公私不分，是当时国企和半国企的最大问题。一边高喊实业救国，一边则将公款尽可能多地挪到自己兜里。著名思想家、机器织造局的郑观应，就挪用公款为自己炒股炒房，导致开工都被严重延误。至于效率不高，浪费严重，更是普遍现象。“模范总督”张之洞的汉阳铁厂，从立项开始到投产，都是凭空想象的“政绩工程”，证明了晚清改革的主旋律就是不断折腾。更有甚者，“公猫”之公，还真是体现在了性别意义上。机器织造局的文件显示，在相当一些企业干部眼里，工厂就是一座免费的丽春院，女工们俨然成了廉价的应招女郎，权力果然成了最好的春药！
私猫们当然没有公猫这么高调和张扬。在晚清时期，大凡混得好的私猫一般都必须有些公猫朋友，或者干脆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纯粹的私猫，是基本没有生存空间的。先天血统上的不足，令私猫们在包装功夫上相当细腻。比如导致晚清崩盘的保路运动，表面看，是各地商办铁路公司的私猫们在民族大义激发下，不忍心着到洋人们以雄厚资本“侵占”了我们的交通开发机会，所以对政府将铁路建设权收归国有表示反对，而骨子里，无非就是嫌政府收购商股的开价太低。其中闹得最来劲的四川铁路，则干脆是因为商人们希望政府来承担原先主办者挪用公款炒股而造成的损失，但政府不买账，商人们便只好祭出爱国护路的大旗，“推动”“革命”’了。
与土猫们相比，洋猫们的吃相要优雅得多，开口法制，闭口契约。但面对着大清特色的资本主义，洋猫也一样是逐利的动物，在坚船利炮的“豪夺”己经不再时尚后，吸引中国官员占干股等“巧取”方式，就成了他们的主要游戏。美国总统胡佛，早年是一名矿业工程师，他的第一桶金，就来自帮助英商“巧取”中国的国有开平煤矿。他们设计将开平的老总张翼拉下水后，不花分文，就获得了丰厚的开平资产。胡总统的这桶金，日后成为其政治上的一大麻烦，时不时被反对党拎出来示众。而另一家更为著名的“福公司”，披“洋”皮，挂“洋”头，骨子里则是中外官商合营：马建忠（招商局总办）倡议，刘鹗（《老残游记》的作者）跑腿，李鸿章护航，意大利首相的儿子挂名，成功地绕过了外资不准进人矿业的禁令，以一个空壳皮包公司而获得山西、河南的煤矿开发权，然后将股份出售给西方大财团，经手人均获利丰厚。
丛林世界
在这场猫儿嘉年华中，“撬边模子”（沪语，类似京腔的“托儿，’）也没闲着。著名的媒体《申报》，在大清国股市黑幕中，紧密配合庄家，以忽悠起来的理论武装人，以包装出来的舆论引导人，不露声色地当了回股市“黑嘴”，成功地实现了“社会良心守望者”的市场化。
无论当权者，还是在野者；无论保皇者，还是造反者；无论遗老遗少，还是潮流青年，大清国晚年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了“一切向钱看”的特点，金银成为一切领域通行的硬通货，“金本位”、“银本位”成为全社会的本位。即使身负“道德城管”重任的纪检监察系统（谏台），也毫不犹豫地投身到“猫儿捕鼠”的运动中来，那些义正词严的弹劾及雷厉风行的查办，也都无非是更为稀缺、更为昂贵的商品而已；待价而沽。
做猫还是做老鼠？这在晚清并不是哈姆雷特式的选择题。做不了猫，就只能做被猫吞噬的老鼠，这是摆在每一个人而前的唯一道路。因此，更为准确地说，那并不是一个猫儿的乐园，而更像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
第三十三章 华商不爱黄龙旗
【 大清王朝根本无法提供安全、公正、信用、廉洁等经济发展的必要环境，
只有在政府力量所不能及的地方（比如租界），民营工商业才能得到喘息和发
展。买办们之所以能积累起巨额财富，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是中国最早
的一批不受国内腐败官僚控制的商人。】
1877年3月2日，一个令大清国人民备感振奋的消息传遍了全国：大清国资企业轮船招商局于昨日正式兼并了美资企业旗昌轮船公司。旗昌轮船公司所属的7艘海轮，9艘江轮，大量的趸船、驳船，共27艘，及码头、栈房、船坞、铁厂等，都降下了星条旗，升起了鲜艳的黄龙旗。
这是在以恭亲王为核心的中央领导下，大清国––不，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通过资本运作的方式，吞掉了一家大型外资企业。一贯喜欢嘲讽政府的《申报》，在这一天一反常态，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评论：“从此中国涉江浮海之火船，半皆招商局旗帜。”
最早提请中央考虑兼并旗昌轮船公司的太常寺卿陈兰彬（之后他出任l 中国首任驻美公使），甚至将其上升到“中外大局一关键”的高度。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大清国似乎已经好久没有这么扬眉吐气了，举国上下太需要这个“利好”消息的刺激了。但是，却有一群华人似乎并不为黄龙旗迎风飘扬而自豪，他们就是旗昌轮船公司的华人股东们。这些人不仅抗拒回到“祖国怀抱”，而且公然另组一家“宁波轮船公司”，并注册为美国公司，继续扛起星条旗。他们低调得几乎没在历史上留下多少印迹，弄得好像为了刻意躲避大清愤青们上纲上线的口水战似的。
其实，旗昌轮船公司从来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美资企业，而只是披着一身“洋皮”的民营企业而已。在公司100万两的开办资本中，华商的股份，居然占到了60万～70万两。
华商在外企中普遍参股，甚至占到大股，在当时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仅在航运业中，怡和洋行的华海轮船公司，第一批1650股，华商占了935股，其中，唐廷枢一人就占了400股；北清轮船公司，华商股份占到三分之一。大童的华商散户们集资购船后，更是纷纷挂靠在外企名下。滚滚长江东逝水，却只载着两艘船：一艘姓“外”，一艘姓“公”。
有学者统计，当时华商参股的外资企业，至少有62家之多，资本金在4000万两以上，以保守估计华商占股额1/4计算，则这些以披着“洋皮”的中资高达1000万两以上。
中资大量涌入外企，这当然是资本的趋利因素造成的。
对于外商来说，进人中国市场后，出于拓展业务和占据市场领先地位的考量，对资金总是处于饥渴的地步。而相比从境外募集并引人资金，本地资金更加便捷、廉价。而且，尽管外商在坚船利炮和各种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在大清国享有超国民待遇，但具体到每一个企业，在日常的经营和管理中，面对商场和和官场上充斥着的具有大清特色的潜规则、显规则，普遍晕菜，不胜负荷，只能依赖以买办为主的中国合作方，而在股权上结为利益共同体，无疑是增强凝聚力的最好办法。
而对于中资，尤其是刚刚崛起的民营资本来说，穿上一套“西装”，就等于撑起一把维权的“洋伞”；在一个公权对私权无度猎杀的环境下，一身“洋皮”就等于是一层恺甲，可以远离绝大多数的“大盖帽”的盘剥。对于挂靠在自己旗下的中国小弟们，洋大哥总是很讲义气，甚至不惜动用外交乃至军事压力，维护自己的小弟。大清国那几乎是工商业天敌的公权力，在“洋皮”面前，立即疲软萎谢。
在“避险”的同时，华商也发现，“洋皮”还能获利。大清国给予外企的超国民待遇，首先就体现在税收上。面对内地的层层关一卜，缴纳了海关税的外企货物，便能一路畅行，而民营企业就必须见庙烧香，逢山拜佛，留下重重买路钱。这样的“政策利差”，令外企们获得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财源：提供挂靠，然后从民资节省下来的税费中抽成，坐享其成；而且，还能动用这些不请自来的廉价资本实行超常规、跳跃式的发展。研究表明，当时儿乎每家外企后头都有一大串挂靠在他们旗下的民企，“强龙”与“地头蛇”郎情妾意、惺惺相惜。
到了1870年代之后，大量涌入中国的小洋行，多是皮包公司，他们几乎完全依赖中国当地的资本，而其自身的唯一资源，就是一身如假包换的“洋皮”而已。衡量各洋行买办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其在本土的融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所谓的西方外来经济势力中，其实儿乎没有血统纯粹的外资企业，更多的是“中外合资企业”，或者干脆是披着“洋皮”的纯粹民营企业。
有研究者将中日两国同时期的企业发展做了对比，发现日本的企业家似乎更“爱国”，更有长远眼光，也更能忍受一时的损失，而晚清的商人们多急功近利。造成这些差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大清王朝根本无法如明治政府那样，提供安全、公正、信用、廉洁等经济发展的必要环境；相反，只有在政府力量所不能及的地方（比如租界），民营工商业才能得到喘息和发展。买办们（中国第一批外企金领）之所以能积累起巨额财富，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是中国最早的一批不受国内腐败官僚控制的商人。
原旗昌的华人股东们新组的小小“宁波轮船公司”，在星条旗的庇护下，自然可以继续远离大清国官员们那只看得见的手，但却难以逃脱动用国资进行价格“割喉战”的那只看不见的手。之前，旗昌轮船公司在与招商局的价格战上惨败，并非资本不厚，经营不善，只是企业实力再雄厚，奈何招商局背靠国家财政，“割喉战”成了“超限战”，最后只好投降了事，见好就撤。
一年之后，“宁波轮船公司”就败下阵来，偃旗息鼓。它悄悄地走，正如它悄悄地来，挥一挥衣袖，连半点水花都没有激起。在以“公”为姓的权力面前，资本的力量就是两个字：可笑……
第三十四章 李鸿章吹起大泡泡
【 一家打着国有旗号的行业垄断者，最后不得不靠与自己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