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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后太厚
与身后凋零的恭亲王相比，生育力同样不济的慈禧太后，却显露出了更为深厚的政治功底：她通过插手娘家亲戚的婚姻安排，及一连串复杂的继嗣安排，结成了一个牢固的网络。
首先，她将自己的亲妹子嫁给了咸丰及恭亲王的七弟醇亲王奕譞，成功地将醇亲王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这是相当有远见的布局，同治死后，就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慈禧太后还力排众议，将自己的亲外甥、醇亲王之子载湉过继为咸丰之子，即光绪皇帝，保证了皇座上依然流淌着叶赫那拉的血液。
慈禧太后的弟弟桂祥，则适时地提供了最佳的政治作品：三个女儿，这等于是给慈禧太后提供了三次整合政治资源的好机会。
在她亲自做主下，桂祥的长女叶赫那拉·静荣，嫁给了镇国公载泽。载泽是满族亲贵中的人才，眼光远大，思路清晰，日后率团出访欧美考察政治体制，成为大清第二轮改革开放的旗手之一及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推动者。
桂祥的二女儿叶赫那拉·静芬则成了光绪皇帝的皇后，表兄妹亲上加亲，只是此女实在太过丑陋，光绪皇帝对她敬而远之。这就是日后著名的隆裕太后。
桂祥的三女儿叶赫那拉·静芳，则由慈禧做主，许配给了惇亲王奕誴的次子载漪作为福晋。不久，慈禧就下令载漪过继给刚刚去世且无子嗣的瑞郡王奕志，袭了爵位，这就是日后名震中外的“端郡王”。静芳之子溥儁，还曾被选为“大阿哥”，作为光绪的接班人。
光绪死后，慈禧选择了溥仪作为接班人，溥仪的父亲载沣虽由醇亲王奕譞的侧福晋所生，却从小由嫡母、慈禧太后的妹妹亲自抚养，而且，载沣的婚事也是慈禧亲自指定的，娶的是荣禄之女，此女与恭亲王女儿荣寿公主一样，也因慈禧养女的身份而成为一代“粉侯”。
如此亲上结亲，枝蔓瓜葛，形成了“阀阅世家，连渊贵胄”。大清国晚期半个多世纪，女人当国，牝鸡司晨，虽然不符合体制，也不符合礼制，却并没有遭遇激烈的抵抗，原因是多方面的：一、这种政权实质上是“叔嫂共和，一国两制”，太后垂帘作为国家元首，而亲王辅政，真正执掌中枢；二、慈禧太后本身有能力、有魄力，总是能在适当的时候知道自己权力的适当边界在哪里；三、慈禧太后以“脐带一裙带”为纽带，结成了一个牢固的利益共同体，虽谈不上肝胆相照，但绝对是荣辱与共。
据说，恭亲王曾经感慨，大清国终究要亡于方家园（慈禧太后娘家故居）。记载此事的王照，是操切的戊戌变法的参与者，其抹黑宣传的能力丝毫不亚于梁启超，可信度极低。
在一个讲究门第、世系、关系的社会中，读书人尚且一边饱读圣贤书，一边使劲通过同学、师生的关系结为利益团体，恭亲王的土地上却是一片荒芜，禾苗没有茁壮生长。他莫非不知，政治的土壤也要靠“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吗？权力绝对需要生物学和生理学意义上的播种，放下清高与孤傲，寻找合适的土地，燃烧激情，生根、开花……
第章 紫禁城的平衡木
【 体操中的平衡木，没有男子项目，原因据说很简单，如果摔落后正好跨坐其上，会导致致命危险。政治体操中的平衡木也如此，“欲练神功，必先自宫”，才能杜绝“鸡飞蛋打”的危险，除非你不玩。】
1884年5月2日，美国《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发出了一篇震撼性的报道：“中国前总理恭亲王自杀身亡。”这篇报道回顾了这位中国总理“两起三落”（他的第三“起”要等到十年后的甲午战争才会来到）的政治生涯，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并且拿美国国务卿西华德来做陪衬。据说，每当西华德谈起中美关系，为了强调自己的权威性，最爱将恭亲王挂在嘴边：“恭亲王与我共同认为……”
这篇长达近千单词的报道，代表了当时美国及国际社会对恭亲王的主流评价，但其核心内容却大摆乌龙。因为52岁的恭亲王还好好地活着，在他那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的王府中，正荡起双桨，推开波浪，看着阳光洒在湖面上。
但无风不起浪，恭亲玉的确在20多天前（4月8日）被判处了政治上的死刑。
不需杯酒释兵权
引发恭亲王下岗的直接导火线，是日讲起居注官、左庶子盛昱在4月3日上的一道奏折，从题目就能看出其鲜明的立场：《疆事败坏请将军机大臣交部严议》。此时，中法战争已经爆发，清军在越南北圻丧师失地，朝野震惊。盛昱奏折中的攻击目标是政治局委员兼中组部部长（“军机大臣兼吏部尚书”）李鸿藻，正是他推荐任命了前敌将领，但是，恭亲王作为首席军机大臣，不能不承担领导责任。盛昱的本意，在于敲打敲打军机处，推动善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但是，5天后，慈禧太后的批复令众人大吃一惊：军机处全体下岗。
这一天，慈禧太后反常地没有召见军机大臣，而只是召见了军机处的“秘书长”（领班军机章京），按照她的思路拟定了圣旨，指责恭亲王等军机大臣“委蛇保荣”，地位越来越高，却越来越不思进取（“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屡经言者论列，或目为壅蔽，或劾其委靡，或谓簠簋不饬，或谓昧于知人”。处理结果是，恭亲王奕訢开去一切差使，家居养疾；宝洌г沸葜拢焕詈柙濉⒕傲刀兜饔茫晃掏樃镏傲羧危顺鼍Γ栽谪骨旃傩凶摺�
同一天，慈禧太后宣布组建由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工部侍郎孙毓汶组成的新的军机处，随后又宣布“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著会同醇亲王奕譞商办”，至此，以醇亲王奕譞为首的新的行政核心组成。
这就是清史上著名的“甲申易枢”。在主流史家眼中，“甲申易枢”普遍被看做是慈禧太后抢班夺权的“疑似政变”，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反动”势力向以恭亲王为首的改革派们的反攻倒算。利用中法战争的失利，慈禧太后甚至不用一杯酒，就成功地解除了恭亲王的权力，至于李鸿藻等人，则成了陪衬而已。
瑣屑的總理
甲申易枢当然有极为浓烈的权争色彩，但在慈禧太后“夺权”之外，恭亲王也的确在此前暴露出了极大的破绽。
根据当时的末班军机大臣、光绪皇帝老师翁同龢的日记记载，3月30日，慈禧太后召集紧急会议，讨论越南军情。当天，军机处已接到电报，得知北宁、谅江已失守。会议上，恭亲王却大谈当年十月为慈禧祝寿进献之事，“极琐屑不得体”。慈禧太后终不耐烦，表示说早已决定不为生日搞什么“进献”了，何必请旨呢，“且边事如此，尚顾此耶？”但恭亲王“犹刺刺不休，竟跪至六刻（一个半小时），几不能起”。第二天的会议还是如此，还增加了一个惇亲王奕誴（恭亲王的五哥），两位王爷兄弟“所对皆俗语，总求赏收礼物”，慈禧太后的话就开始说得重了：“心好则可对天，不在此末节以为忠心。”翁同龢看不下去，只好“越次”发言，劝两位亲王“宜遵圣谕，勿再琐屑”，总算给大家找了个台阶，“两王叩头，匆匆退出”。翁同龢则在当天日记里感慨说：“天潢貴胄，亲藩重臣，识量如此！”
翁同龢的日记，虽然经过他日后不断地修正调整，但基本事实的可信度还是相当高的。吊诡之处在于，此前在处理一系列内政外交中杀伐果断的恭亲王，何以此时变得如此琐屑？年龄上，他此时才50岁出头，作为国家领导人，正是年富力强之时，虽然从1883年开始他休了一年的病假，但已经病愈；经验上，从20多年前临危受命，与兵临城下的英法联军谈判开始，他长期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大清国上下没有任何一个官员比他更能驾驭复杂的局势。所以看来只有一种合理解释：恭亲王的变化，非自主也，实无奈也。
8年前（1876年），恭亲王的得力助手文祥病逝后，慈禧太后将同治皇帝的老师李鸿藻安插进了总理衙门。李鸿藻是倭仁一类的人物，能唱出调门很高的政治高音，但基本不干事，只管挑刺，做监工。毫无疑问，这种组织措施上的“掺沙子”，就是为了防止恭亲王在这个几乎等于“国务院”的衙门中尾大不掉。曾经团结一心的总理衙门，从此派系林立，只在表面上维持着一团和睦。在这之后，无论军事、经济、人才建设等任何改革，都无不遭遇重重阻力，打横炮的，使绊子的，弄得恭亲王也心灰意冷。1882年他因病离职，病是真的，但身病的根源仍是心病。病愈后返回工作岗位，又碰上了中法在越南对峙。以李鸿藻等为首的“清议派”虽高喊主战，但实际上既不知彼，也不知己，他们的背后是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这位王爷此时也政治春情萌发，希望能贡献力量了。而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务实派，则认为此时最好还是避免战争，以外交手段为主，韬光养晦，夹紧尾巴，先把国内建设搞上去，厚殖国力。了解家底的恭亲王是倾向于韬光养晦的，但却架不住主战派的道德攻势，十分为难。同样的，作为最后拍板者的慈禧太后，也左右为难、上下摇摆。显然，无论战还是和都有风险，而无论出现任何风险，其责任当然不能由太后来承担，恭亲王就是那个注定要做“检讨”的冤大头，这是他的角色注定了的“台词”。而在“战无可胜”的情况下，本就不主张冒险一战的恭亲王，选择以婆婆妈妈的琐屑来主动获咎，是给所有人包括他自己找到一个最合适的台阶。
盛昱弹劾军机处的奏折，被慈禧太后足足压了5天。收到奏折的次日，正是清明节，慈禧太后将恭亲王打发出京，随后多次秘密召见了光绪的生父醇亲王，确定了中央新的领导班子。以恭亲王20多年执掌最高权力所形成的触角，他必然也能及时掌握这些异动情报。如果说甲申易枢是慈禧太后发动的不流血政变，那恭亲王绝对是心照不宣，并且默契配合地“被政变”了，一个愿打，一个也愿挨。
“政变”后，时人嘲讽新的领导班子比老班子无能，写了一副后世传诵的对联：
易中枢以驽马
代芦服以柴胡
但包括西方记者在内；有多少慷慨激昂的人理解高层政治中的无奈？
平衡木上骑毛驴
恭亲王在中法战争中表现出来的无奈、无力和无能，并不是第一次。与他相熟的美国传教士、同文馆校长丁韪良就说：“总理衙门这台机器是根据测微螺旋的原理制造的，将震动最小化，但并不促进问题的解决。”这并非“机器”本身的质量问题，而是定位问题。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早已证明，一个执政者，尤其是改革者，如果没有足够的权威资源作保障，他的改革是难以推进的。而恭亲王所能掌握的权威资源，并非完全自主，在很大程度上还必须取决于他和慈禧太后之间的权力平衡。大权旁落，除了作为减震器外，还能做什么呢？
在整个大清国的权力架构中，随着恭亲王地位的不断下降，他日益成为一个大管家，平衡着上、下，平衡着左、右，平衡着“抓革命”与“促生产”。另一个近距离观察紫禁城政治的美国传教士学者明恩溥，就将恭亲王形容为“朝廷统治机器的重要的平衡轮”。这种“平衡轮”的重要作用，总是要在失去后才体现出来。当1898年恭亲王去世后，大清国果然失去了平衡，先是向右急转弯（“戊戌变法”），期间那位被恭亲王称为“广东小人”的康有为暴得大名，然后是向左急转弯（“戊戍政变”及义和团），国家元气被折腾殆尽。
对于大清改革的艰难，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看得很清楚。恭亲王去世3年之后，在八国联军占领下的北京，他为英国《双周评论》撰写了一篇名为《中国、改革和列强》的著名论文。在这篇文章中，他不厌其烦地讲述了一个毛驴的寓言：
老人和男孩牵着毛驴去赶集，路上碰到一个主张改革的经济学家，教导他们说让驴跟着走而不利用实在是一种浪费，于是老人骑上了驴。另一个鼓吹儿童权益的改革者，却斥责老人怎么忍心让孩子在一边跟着毛驴跑，于是，换了孩子骑驴。第三个改革者责怪健康的孩子，岂能让患有风湿病的爷爷踉跄步行，于是，一老一小同时骑驴。这时动物保护协会的人不答应了，大声斥责他们，告诉他们最适当的方式就是牵着驴走。最后，老人、孩子和毛驴都掉到深沟里，而各位出主意的改革者们，只能站在沟边束手无策。
赫德的结沦是，不要对中国的改革横加指责，“人们最熟悉的可能仅仅是自己所在的那个领域”而已。
而恭亲王的艰难之处，不仅在于很多人对是否骑毛驴、如何骑毛驴七嘴八舌，而且，日渐丧失权力的他，还只能在狭窄的平衡木上骑毛驴。体操中的平衡木。没有男子项目，原因据说很简单，如果摔落后正好跨坐其上，会导致致命危险。政治体操中的平衡木也如此，“欲练神功，必先自宫”，才能杜绝“鸡飞蛋打”的危险，除非你不玩。因此，包括恭亲王在内，作为权力排行榜上的“老二”，中国历史上的“总理”们，总是不得不告别阳刚，走向阴柔；只关心问题，不关心主义（或假装不关心）；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或假装不抬头），并且在任何必须向老大低头的场合，主动地、深刻地检讨自责，从而即使在暴政、庸政泛滥的年代，也能离奇地建立起自己在民众心目中的操劳、亲切、忍耐、值得无限回忆的好管家形象。
中国宰相，其职责就是“调和鼎鼐”，做好政治大厨。所谓“治大国如烹小鲜”，当所有的烹饪用油都已经是被深度污染而后“漂白”的“地沟油”时，大厨所能做的，也就只能是尽量将饭菜做得可口些，当毒性发作时，口舌至少还能享受到致命的快感……
第十二章 周公之死
【 权力等级上“老二”的忠诚与否，只能到撒手人寰的最后时刻才能真正得出结论，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