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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想来帮忙，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政治企图。为了安抚他们，我们向他们保证，在战争后期，在我们实现了某些目标之后，一定让他们参与地面行动。有的国家已经把航空母舰派遣到巴基斯坦海岸，严阵以待。有意大利入的航空母舰加里波的号；法国人的航空母舰戴高乐号；还有英国人的航空母舰。巴基斯坦沿海海域成了一个专门停放航空母舰的大海港。而这一切给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增添了额外的压力，他不得不竭力压制本国国内同情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
在我们急需帮助的时候，我们也都得到了帮助。阿富汗经历了23年的战争，先是与俄罗斯人作战，而后又是接连不断的内战，因此不管你走在阿富汗的什么地方，都不得不担心自己随时有可能被地雷炸飞。我们有排雷设施，但是这些设施大部分都安装在我们的坦克前沿上，由于我们无法将坦克运入阿富汗境内，所以不得不另想办法。波兰、挪威、英国和意大利立即给我们送来了排雷设施，还派来了步兵团。而且当我们要求盟国帮助我们封锁基地组织的财政来源时，他们也都照做了。
在每天结束的时候，盟国的表现都证明了，它们对我们不仅仅是有用，而且是太关键了。盟国时刻准备着为我们提供帮助，在许多关键的时候，他们都挺身而出，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帮助我们跨越了种种障碍。每天早上，我们都要召开会议，我会告诉他们，我们都需要什么，而在这一天结束之前我们的需要总是能马上得到满足。反过来，我也必须确保他们的利益得到了保障。我提出每天至少拿出一个小时的工作时间给他们。每个国家在中央司令部都有自己的一个国家日，用来庆祝并颂扬该国的传统。有时候，他们会在自己的国家日里拿来一种特别的啤酒；有时候会拿来本国的糖果。我们会就这个国家的简史以及它所做出的贡献发表一次讲话。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开始意识到有一大半的国家（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都会按照传统庆祝自己从大英帝国的统治中赢得了独立。我转过身对英国的代表说：“要不是有你们，我们就不会有这么多值得庆祝的日子了！”
在推动联军合作的同时．我还要投入大量的时间来组织另一个联合行动：明星演习（Beight Star）。代号“明星”的军事演习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战地演习，从20世纪80年代起每两年举行一次，由来自35个国家的65，000名士兵参加演习。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一次训练演习，它是盟国对外展示军事力量和凝聚精神的、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行动。来自欧洲、中东和中亚的外交官以及士兵都要参加该项演习。在9．11事件发生之后，在备战阿富汗期间，若是漏掉了明星演习，后果将非常严重。拉姆斯菲尔德很直接地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恢复开展具有实战意味的军事演习行动——而明星演习正是实战的典范。
放下拉姆斯菲尔德的电话，弗兰克斯对我说：“我希望你来主管这件事情。”
我既感到荣幸，又感到失望。指挥明星演习意味着我要在10月7日前往埃及——而这正是我们在阿富汗正式开战的日子。这意味着我要在战争开始的前三个星期一直呆在埃及，而此时，我更愿意留在中央司令部处理大量的战事行动，或者最好能亲自前往阿富汗。
但是我首先是一名优秀的军人，从不违抗命令。
“迈克，明星演习和阿富汗一样重要，”弗兰克斯似乎读懂了我的心思。“这你是明白的。”
我确实明白。指挥这样一场大规模的演习在一开始是很困难的——在“封闭”状态中完成演习——而且还是在战争期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没有人相信我们能做到这一点，而要放弃演习就等于证实了他们的猜想。在演习的前几天，每个参加演习的国家首脑都曾来电话询问我们是否真的准备进行明星演习。我们真的能应付得过来吗？
明星演习之所以如此重要还有另外一个秘密的原因，这一秘密至今还从未公开过：我们其实是利用此次演习做掩护，把部队和补给运往中东地区。
要在几个星期之内开始明星演习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将数千人的军队带到埃及的亚历山大市，并保证他们的安全。埃及非常担心我们无法做到这一点。我频繁地与埃及国防部长穆罕默德·侯赛因·坦塔维（Mohamed Hussein Tantawi）进行电话联系。他向我保证埃及会提供额外的兵力确保演习的安全，包括提供空中防御和港口防御。埃及特别希望演习能如期举行。这不仅能给他们带来一大笔收入，而且能承办这次演习对他们来说是极大的荣誉，所以他们提供的兵力在参与演习的全部兵力中几乎占了一半。
与此同时，阿富汗的战争准备—刻也没有停歇。我们向海湾地区派遣了一名中央司令部的三星级空军将军以及随行的50名工作人员，由他们负责在该地区成立一个24小时的指挥与控制中心，负责指挥空中作战。他们将负责选择目标和委派任务，建设飞机加油跑道，安排我们所需要的空中运输，寻找飞行基地，并处理我们自己的部队与联军部队之间的空中管制问题，确保我们的喷气机、直升机和轰炸机不会发生相互碰撞的事故。
随着战争的临近，我们也开始考虑战争将会导致的间接破坏。在制定战争计划的过程中，你首先必须做出的决定之一就是规定可接受的间接破坏的水平：高水平、中等水平还是低水平。这一决定取决于众多的因素，包括该地区的平民数量、宗教设施数量（例如清真寺）、医院数量、邻近地区的妇女儿童数量、红十字会机构数量以及该地区的人口数量。你究竟选择高等的、中等的还是低等的间接破坏水平，对你整个的战争计划、策略和具体作战方式都会带来重大的影响。
我们针对阿富汗所做出的决定是，这场战争必须保证低水平的间接破坏。这意味着每当我们想要打击一个会造成中等水平间接破坏或高等水平间接破坏的目标时，就必须征得国防部长的亲自批准。这是极其耗费时间的。
这迫使我们要对所有的目标进行“减痛”处理，也就是说我们要把目标清单浏览一遍，考虑如何把一个可能造成中等水平间接破坏或高等水平间接破坏的目标转化成一个只能造成低等水平间接破坏的目标。为了实现这样的转化，我们可以采取许多不同的手段：在不同的时间里打击该目标，选择目标内人数较少的时候实施打击；用不同的武器或者选择不同的角度来打击目标，这样就会迫使爆炸方向发生改变，将损失以及民居受到的破坏控制在最低限度内；再或者可以采用更加精确的武器。设法对每个目标进行“减痛”处理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随着日期不断逼近，我们争分夺秒地在克服这些困难。
当然，我们必须首先制定一份需要打击的目标清单。对大多数目标国家来说，这是件很简单的事情。他们拥有明显的打击目标：重要的政府建筑及军事建筑物、能源与公共设施厂房、高速公路、桥梁、铁路、水坝、隧道、飞机跑道。可是阿富汗比较特殊。那里没有主要的政府或军事建筑物，没有主要的交通体系——甚至不存在一个组织机构比较集中的敌人。那里的桥梁、水坝、隧道或者铁路都非常少；没有港口或船只；几乎没有任何公共设施或能源中心；没有平整的公路，没有主要的高速公路；也没有油库，因为阿富汗人大部分时间都是骑马的。那里90％的建筑物都是土制的。基地组织的成员非常分散，居住在山洞里，而我们根本不知道本·拉登身在何处。
列出打击目标的清单着实让我们挠头。我们惟一可以设定的打击目标就是塔利班的装甲部队（尽管都是些老式坦克，而且为数不多）：几个基地组织的训练营，几栋领导层所在的建筑物，几架战术飞机和一些高射枪炮以及地对空导弹。就只有这些了。我们想通过一次大规模的轰炸宣布开战，但是那里却没有足够的目标。这让我们大为恼火。
拉姆斯菲尔德也不例外。“你们需要更多的目标。”他说。
“可我们没有目标。”
“那就去找。”
我们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随机目标”上，在敌人移动过程中，尤其是在战争早期，当他们逃离空袭时，对他们实施打击。拉姆斯菲尔德还是不满意．可我们也只能如此了。最后，我们必须制定出一份战斗计划——我们必须决定我们的主力该集中在什么地方，最初的战略目标是什么，该朝哪个方向推进。我们的作战计划是，在开始的三到五天里在该国的主要地区（但大多是在北方）进行空中打击。然后，北方联盟的军队就可以开始攻打主要城市、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控制的北方重镇马扎里沙里夫。他们可以从那里开始向南方推进；然后我们可以将特种部队和海军陆战队空运到南方，帮助他们拿下塔利班的另一个重镇坎大哈。
在阿富汗战争中，我们的三个基本目标分别是：彻底摧毁阿富汗境内的基地组织，推翻该国的塔利班政权，帮助阿富汗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开办医院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当开战之日日益临近之时，我们在抓紧时间完成最后一秒钟的部署。我们将我们的战斗海空救援队派往乌兹别克斯坦；在阿曼，我们从那里的大型特种部队当中挑选了几支行动部队，把他们运送到巴基斯坦沿海的航空母舰上；在巴基斯坦，我们把“掠夺者”无人驾驶飞机部署完毕，并敦促巴基斯坦军队封锁他们与阿富汗之间的边境；我们还把自己的战斗飞机提前部署在海湾地区。最后，我们还考虑到了美国本土的安全。副总统切尼曾多次特别提到，美国必须为可能出现的恐怖主义袭击做好准备。在华盛顿首府、迪斯尼乐园、纽约和其他主要的大城市地区我们都派遣了战斗机进行巡逻，还有大量的战斗机随时待命，可以在5到30分钟内起飞。2001年10月6日，布什总统给塔利班首领穆拉·奥玛尔发出了最后通牒，让他交出奥萨玛·本·拉登，否则后果自负。我们都知道他不会对此做出任何回应。
他果然没有理睬。
2001年10月7日，阿富汗战争如期爆发。
第三章 阿富汗战争
“死亡本身不算什么；而没有荣辉、失败地活着无异于每一天都在死亡。”
——拿破仑·波拿巴
乔治·特纳特正在通话，他刚刚致电中央司令部，找弗兰克斯。
“我们发现了一个目标，肯定是穆拉·奥玛尔，”他说。“是我们的‘掠夺者’发现的。”
掠夺者无人驾驶飞机是我们最新的高端技术武器，能够从千里之外对其进行遥控。近几个月，它已经在世畀上引起了轰动，因为它可以同时装备两枚地狱火导弹。现在我们已经配备了自己的遥控战斗机，并在中央司令部内安装了录像设备，可以将有关的图像接收并转播在我们的大屏幕上。中央情报局也有几架这样的战斗机（从国防部借用过来的），直接归他们所管。如果特纳特认为他发现了本·拉登或者其他基地组织高级官员等目标，他完全拥有不向上级汇报，直接实施打击的特权。但他总是先和中央司令部商议一下。
“我们认为奥萨玛刚刚上了一辆越野车，”特纳特接着说道。“车队一行大概有六辆越野车。我们的掠夺者现在正在跟踪他们。”
奥玛尔在我们的打击名单上名列第二位，仅次于本·拉登。如果奥玛尔被除掉了，那塔利班很可能会俘获并交出本·拉登。那样一来，这场战争很可能就可以彻底避免了。
“你希望我采取什么行动？”弗兰克斯问道。
“我们希望你能立即调遣你的空中部队。他马上就要跑掉了。”
我们打开了屏幕上的图像。屏幕亡出现了这个越野车队，正在快速驶进沙漠。我们对他们的监控定位非常好，而且可以进行放大，但是对车里的人却无法确认；
“我不能肯定那就是他，”弗兰克斯说，“而间接破坏问题是很棘手的。”
“我们认为那就是他，”特纳特说。
中央司令部的军事行动准则是非常严格的：你必须有把握。弗兰克斯没有把握，中央司令部的工作人员或律师们也都没有把握。奥玛尔的确是条大鱼，但是我们不希望误杀任何无辜的平民。
弗兰克斯答道：“我们还是等等看。”
我们正在注意观察时，越野车队突然散开了，车辆各自驶向了不同的方向。阿富汗战争就是这样。如果这次事件对后来发生的一切有一定的寓意的话，那它无疑预示着这场战争将不同于以往的任何战争，它将是一场非常复杂的战争，将是一次漫长的猫鼠游戏。
“持久自由行动”（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于2001年10月7日拉开序幕，距离9 11袭击还不到一个月。战斗一开始，我们就对阿富汗全境的目标实施了大规模的空袭。我们击中了清单上的所有目标，包括西部的赫拉特、南部的坎大哈、东部的喀布尔与贾拉拉巴德、北部的昆都士与马扎里沙里夫。我们还炸毁了所有被我们发现的坦克；摧毁了他们的防空系统；摧毁了他们的油库；摧毁了训练营地和营地四周的隧道；我们还将他们的飞机跑道炸得坑坑洼洼，让他们的飞机无法离开地面。（没有任何飞机得以起飞，即使起飞了，他们的飞机也实在太落后了，我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将它们击落。）我们使用了B1、B2和B52轰炸机，都是重型轰炸机，这些飞机是从太平洋的一个岛屿上起飞，经过几个海湾国家，飞抵阿富汗的。我们还使用了F18和F14战斗机，它们是从我们位于南部的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此外我们还动用了来自海湾地区的空军F16、F15战斗机。我们还发射了战斧式导弹。战役在午夜时分打响，一直轰炸至凌晨。
在接下来的第二天晚上，我们再次进行了轰炸。
第三天晚上仍然是轰炸。就这样我们接连进行了五天的轰炸。当我们手中已经没有固定目标的时候，我们便开始轰炸“随机目标”。
与此同时，我们还空投了上吨的人道主义救援物品。截至第二天，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