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里窗外- 第5部分

第一天到片场，混在所有大牌演员（梁朝伟、张国荣、张学友、梁家辉、张曼玉、刘嘉玲、杨采妮）之间，简直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演才好。记得那天是十一月三日，正好是我的生日，公司准备了一个大蛋糕，让所有演员围着蛋糕唱生日快乐歌，可是我一点都快乐不起来。后来听刘嘉玲说，那天我还哭了呢。真丢脸，这点小事……

结果《东邪西毒》里的我，还真的不像东方不败。那是一种——一种带点神秘感的男人味。

开镜之前，我想先做做功课，所以不停地跟导演要剧本，没想到导演说：“我就是不要你们做功课。”

后来导演实在被我逼得急了，送了个剧本给我，但他说，等戏拍出来肯定跟剧本不同。

我一直不谅解，导演为什么不给演员剧本，为什么要瓦解演员的信心，为什么演员千辛万苦演的戏会被剪掉？

经过这许多年，自己开始写文章才体会到，原来摄影机对导演来说，就好比他手上的一支笔，他要下了笔之后才知道戏怎么走下去才是最好的。他要演员拿掉自我，走进角色。他像雕塑一样，把那些多余的、不好的去掉，剩下来的才是真正的精华。

二十多年拍了一百部戏，巧的是第一部《窗外》和第一百部《东邪西毒》的版权都在王家卫的手上。即使拍了一百部电影，仍然因为没有一部自己满意的作品而感到遗憾。看完《东邪西毒》，我跟导演说：“我少了遗憾，多了庆幸。”

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六日

“用力！用力！再用力！”梦里我用尽全身吃奶的力猛地一甩头，才从梦魇中醒了过来。“撑着点，别再睡着了又醒不过来。”我告诉自己。眯着眼睛往窗外望去，漫山的烟雾，许多光着膀子的大男人，手里提着装满点燃稻草冒出大量轻烟的水桶，一边叫嚷着，一边漫山遍野地跑，制造出烟雾弥漫的气氛，摄影机架在高台上，特大号风扇在摄影机的后侧，摄影师正在试镜头，导演用大拇指和食指托着下巴，微皱着眉，正在跟摄影师交换意见。我坐在破旧的七人小巴（小型汽车）里，穿着东方不败的戏服，在那荒山上也算是个男人。唉！这是何苦？大姑娘家的，三更半夜混在这些“臭”男人堆里扮男人，累得差点醒不过来。

副导演请我就位，到了现场才知道我得站在高高的树顶上，表现东方不败高强的武功。武术指导把两条钢丝穿过戏服，扣在戏服里绷得紧紧的衣服上。“一！二！三！拉！”我上了树。个把钟头后才听导演喊：“预备！预备！预备！开风扇！放鸽子！Action！”一大群鸽子朝我这儿飞，“啪”的一声，一只鸽子打在我脸上。脸滚烫。我心想千万别眨眼，忍着点，挺起胸来扮威武。否则重拍更辛苦。结果因为鸽子没演好还是得重来。

东方不败练功。

沙尘滚滚。

我在沙滩上，张开双臂奋力向前奔，大风扇吹起红木泥，银幕上的我神勇威武，银幕下的我灰头土脸。

东方不败要从海面升上来。

拍这场戏前一晚，我告诉自己一定要早睡。

电话铃响了，是杨凡找我打麻将。

“不行！今天我要早睡，明天早班要下水。”

“拜托啦！三缺一。”

“绝对不行，现在已经十点了，要打到什么时候呀？”

“有尊龙吔！”

“有尊龙？好吧，为了看明星，最晚不能超过十二点。”

那晚杨凡特别开心，笑得连小舌头都看到了。打了四圈，到十二点我坚持要走。其他三家千求万求地不让走。好吧！勉为其难再打四圈，就这样四圈又四圈，一直到天亮六点才“收工”。

我拖着疲惫的身子，觉也没睡就到了拍戏现场，化好妆准备一会儿下水。左等右等还没轮到我，也不敢睡觉。直到黄昏才叫我穿上戏服。

海水里，几个武行拿着灭火器制造水泡，表现东方不败的爆炸力，一台油压升降机让我站在上面手扶着杆子，稳稳地浮出水面。

“预备！开机！”

几个灭火器开启，水面咕噜咕噜的，像煮开的水，我抓着升降机，还没到水面，假发就给升降机夹住了，吓得我猛往上蹿，生怕上不来给淹死。导演以为冒出水面的，会是一张美丽的脸孔，没想到出来的是一张恐怖扭曲的脸。

天马上要黑了，再戴假发也来不及。我提议，不如把我的长发往后拢一拢拍好了。灭火器也因为效果不佳而取消。

结果在夕阳的余晖下，东方不败从平静的水面缓缓上升，配合着强劲的音乐，反倒成了最美最自然的一个画面。

最后一场戏在安达臣道石矿场拍。第一天到现场，下着大雨，好冷好冷。我刚到化妆间就听说十几个临时演员都冷得跑了。大家推举我打电话给徐克。“导演，天气太冷了，又下雨，临时演员都跑了，还拍不拍？”“下刀子都要拍！”结果这天拍过的戏都要重拍，因为我的脸给冻得都肿了。

《东方不败》最后一个镜头又是黄昏，又得赶拍。武术导演手举着笨重的摄影机，因为要拍出东方不败死前掉下山崖最后一瞥的眼神，摄影机必须配合演员转动。时间紧迫。这个镜头要在太阳下山之前完成。武术导演心浮气躁地一边调整焦距，一边移动脚步，踩得碎石“沙沙”作响，嘴里还夹着粗话。在这兵荒马乱时刻，我告诉自己要镇定，要镇定，这个镜头很重要，千万别受环境影响。于是我整一整假睫毛，滴上眼药水。我说：“来！”“ROLL机！”我含着眼泪，带着东方不败复杂的情绪，微笑地跟着摄影机转半个圈。这三秒钟的眼神让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电影终于杀青了，导演徐克设宴在福临门。我举杯敬导演：“好高兴哦！这部戏终于杀青了。”“你明天几点上飞机？”导演问。以为导演关心我而感到暖心。我说：“十一点。”徐克说：“明天九点通告，加拍一个东方不败出场特写。”我还没高兴完，马上又收起笑容，相信我的表情一定很滑稽，徐克忍得很辛苦才让自己不笑出来。

原来第二天补拍的是《东方不败》出场的第一个镜头，剧情是东方不败从树林里飞出来，脸上的面具被枝叶刮掉而露出他的真面目。这个镜头还真的很重要。

孟子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东方不败》的票房，是做梦都梦不到的好，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二零零八年七月三日

那年在敦煌，有个夜晚，明亮的月光把我的影子映在柔和的沙丘上。沙丘前传来许多嘈杂的声音，那是工作人员在吆喝着打灯光，摄影师在调整摄影机的位置，导演在指挥现场。

我忍着眼痛坐在沙丘后的竹凳上等开机，刹那间被眼前那巨大挽着髻的古代女子影子吸引住，那种迷离感真是不知身在何处。

那夜，我在敦煌拍摄《新龙门客栈》。前一天武术指导说，第二天要拍我的一个特写，会有许多竹箭向我脸上射去，我要用剑挡掉这些竹箭。我担心箭会射到眼睛，他说，如有这样的情况，人本能的反应会把眼睛闭上。拍这个镜头的时候，为了不想NG，我睁大眼睛快速地挥舞着手中的剑。说时迟那时快，有根竹子正好打中我的眼睛，我确实是自动闭上了眼，但还是痛得蹲在地上。

那是荒郊野外的沙漠地带，不可能找得到医生，医院也关了门，副导演问我还能拍吗？我照照镜子，想把被眼泪弄花的眼睛整理整理，忽然发现黑眼珠中间有条白线。武指说是纤维，我点了很多眼药水，怎么冲，那条白线还在。我见工作人员等急了，赶忙回到现场就位。当时虽然受伤的右眼还在痛，可我被眼前的景象吸引着也顾不得痛了。心想，如果不是拍戏，我不会欣赏到这样的夜景；如果不是拍戏，我不会有这样复杂得说不清的感受。我告诉自己，要记住这一刻，像这样的情境在我的生命中将不会再现。真的，到了十七年后的今天，这个画面，这个情境，还是鲜明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敦煌酒店里，因为自怜和疼痛，哭了一夜，直到累得昏过去才睡着。

第二天，制片带我去医院挂急诊。一位中年女医生到处找插头准备接上仪器，等仪器接上了电源，她照了照我受伤的眼睛，神色凝重地说：“如果你不马上医，眼睛会瞎掉。”我看了看桌上的容器，里面装着一大堆待煮的针筒和针，怀疑地问：“你们不是每次都换新的针啊？”她很不高兴地回答：“我们这都是消毒过的！”当天我就收拾行李回香港。徐克和南生那天专程赶来拍我的戏，我要求他们等我看完医生回去再拍，徐克说时间紧迫，不能等。

在机场碰到他们时，我一只眼睛包着白纱布。见到南生，两人抱在一块儿，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只记得两个人三行泪。

我一个人孤孤零零地从敦煌到兰州，再从兰州转飞机回香港。在飞机上我把脸埋在草帽里，一路哭回香港。传说孟姜女为寻夫哭倒长城，我是因为《新龙门客栈》哭了大半个中国。

养和医院的医生说黑眼珠那条白线，是眼膜裂开了，没有大碍，住院两天就没事了，可是大队人马已经回到香港赶拍结局。

我非常懊恼，千里迢迢跑到敦煌大漠，在那美好的景色里，竟然没有留下什么。因为懊恼，一直到现在我都不愿看《新龙门客栈》。

从小就喜欢宁静的夜晚。今年复活节我们一家人到泰国布吉岛度假，一个星期都住在船上。每到夜阑人静大伙儿都睡了，我总是一个人躺在甲板上看月亮。有一晚那月光亮得有点刺眼，它的光芒照得周围云彩向四面散开，形成一个巨大的银盘子，又像镶了边的大饼，这样奇特的景色，我看了许久许久。

这一刻，我想起了十七年前在敦煌的那一夜。

二零零九年四月十三日

“只要姥爷你笑一笑，姥爷姥爷您好，我到台湾来看你，只要姥爷你笑一笑……”

这是父亲在生的时候我为他做的歌词。

父亲零六年离世，在他临走的前几个月，我经常带女儿去探望他。有一次在飞机上我跟女儿爱林说：“姥爷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要让他笑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你是他最疼爱的孙女，最容易逗他开心，只要你为他做一件小小的事，哪怕是递一张纸巾给他，都能令他笑开怀。你要帮妈妈孝顺父亲，也要为自己孝顺姥爷。”

父亲房间很安静，我正走进去，只见父亲静静地躺在床上微笑地望着爱林，女儿伏在他床边的小桌上，正专心地做一张祝福姥爷身体健康的卡片。这个画面就像照片一样印在我的脑海里。

吃晚饭的时候，越南工人阿江捂着嘴笑得东倒西歪的，原来是父亲在喂爱林吃菜，爱林来者不拒，嘴巴张得老大，父亲一边喂一边笑，弄得全桌人都笑了。我知道爱林爱姥爷，她也爱妈妈，尽管她觉得有点尴尬，只要姥爷笑了，她多吃几口都愿意。

父亲房间因为长期不开窗户和窗帘，老是昏昏暗暗的。说是窗对窗的让对面人家看到他这生病的老人不好意思。我偷偷地请装修工人装了一个可以上下拉开的风琴式窗帘，这样他躺在床上，对面就不会看到他。趁爱林在床上帮姥爷按摩的时候，我悄悄地把窗帘由上往下拉开一半。刚巧对面的窗户和窗帘之间站着一对小男孩和小女孩。爱林站了起来，在姥爷床上和他们遥遥相望，我灵机一动，赶快跑到客厅拿来一个会唱歌会扭屁股的圣诞老公公。捧着它从窗帘下面扭着唱着慢慢地冒出来，对面的小孩瞪着大眼睛动都不敢动，生怕一动一眨眼，这台戏就不见了，嘴里叫嚷着：“奶奶！妈妈！快来看！”

这边窗里的爷爷笑了，妈妈笑了，孙女笑了，全世界都笑了。刹那间原本阴阴暗暗的房间里充满着笑声，充满了生气。

父亲跟我说，他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一个画面就是，有一天早上他睡醒睁开眼睛，第一眼就看到爱林坐在他床前的椅子上，静静地对他笑，他很感动，也很感激爱林的不嫌他老和不怕他病，父亲让我告诉爱林：“姥爷好高兴，姥爷觉得很幸福、很圆满。”

在回程的飞机上，我跟爱林说：“谢谢你。”爱林和我一路唱着：“只要姥爷你笑一笑，姥爷姥爷您好……”

二零零八年十月十五日

父亲最后的愿望是回山东老家青岛走一趟，我安排了几次，最终还是去不成。

去年欣闻有个山东文化旅游团，我报了名参加，第一站就是青岛。到了青岛，我们下巴士走到海港边。我扶着栏杆，迎着风。这是我家乡的风啊！那风轻轻地吹拂着我的脸、我的发、我的衣衫，仿佛父母化成了家乡的风包裹着他们深爱的女儿。我闭着双眼倾听那风的话语，感受那风的抚慰。

青岛发展得很快，市区里的高楼大厦和百货公司，就像其他大城市一样。他们说的也都是标准国语，和我想象中大街小巷大人小孩都说着山东土话的情景完全两样。

走回巴士的路上，经过一家小杂货店，门前一张矮木桌，几位老人家围坐在桌旁小凳上喝着茶闲聊着。这情景就像我小时候，邻居叔叔伯伯们闲话家常的样子。忽闻有个老人说了句很土的话，这正是小时候父亲闲聊时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我禁不住眼眶里充满了泪水。

在山东那几天参观了许多城市和名胜，但始终没有看到我想象的山东，有点失望。到济南的最后一个下午，我和几位朋友到旧城去逛，有一条窄巷子里，水泥墙上刻着毛笔写的诗词，因为岁月的洗礼，变得斑斑驳驳很有味道。巷里一户户人家紧挨着，巷中有一家小院落，院子里有一口古旧的抽水井，抽水井连着一条木棍，用两只手一上一下地压，就可抽出水来（我小学三年级住在台北县三重市地小巷子里，进门的小院里也有这么一口抽水井），抽水井旁靠墙处是煤球炉，炉旁叠起一个个中间透着许多圆洞的圆形小煤球。在我刚有记忆时，家里也用煤球和黑炭烧饭。

隔着纱窗的门往里看，一百多尺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单人床，床上铺着粉红大花旧床单和枕头套，床边有两张藤椅和一张木制书桌。屋里有一位像是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和一个妇人正说着话，我们要求进去看看。老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