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希望美国在人口爆炸、贫困和发展援助这方面采取行动。迄今为止，世界银行和工业国家发展援助的努力全都是不够的。2000年，在一次世界首脑会议上曾共同提出过一个目标，要在2015年以前把贫困人口，即每天收入不到1美元的人数减少一半，但这个目标将远远不能达到。而与此同时，人类用于军事预算的钱却比用于发展援助的钱几乎多20倍；不发达国家的人口几乎到处都在不受限制地增长。美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同时也是最顽固地违背人际理性信条的国家之一，例如在农业关税和农业补贴问题上。美国的发展援助用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简直少得令人害臊。美国国会2000年曾认真研究过这个问题，但迄今没有具体结果。相反，小布什政府甚至拒绝拨款给从事计划生育的组织和项目。
美国如能摒弃这种消极的倾向，铭记二战结束以后美国慷慨的援外活动，它将给世界树立一个好榜样。在这个文明世界里，领导作用有一大部分是要靠榜样而不是靠发号施令来实现的。
第二个希望由美国起领导作用的全球性领域是整个能源消耗和有害物质（特别是二氧化碳）排放问题。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再怀疑，燃烧碳氢化合物（煤、天然气、石油、木材等）以及由此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大大推动了正在发生的全球变暖现象。人们同样也认识到，要不了几十年的时间，全球变暖就会使气候、海洋潮流和海平面发生巨大的、有些还是相当难以估计的变化。鉴于与此相联系的严重危险，各国曾于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通过一项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美国也批准了这项公约，但后来美国又同俄罗斯一起拒绝了由98个国家在这项公约基础上制订的京都议定书，因而使议定书至今没有生效。关于工业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问题，迄今依然没有国际法的规定，因此也不能指望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后会承担义务。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状况。
美国是遥遥领先的、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家，也是最大的石油进口国。由于世界范围的需求迅速增长，欧佩克组织把油价从90年代的平均每桶17美元提高了一倍。（本书结稿时已涨到40多美元！）早在70年代初期，当油价每桶才180美元时，欧佩克就已经引发过一场世界性萧条。今后几十年，中东地区的动荡局势将进一步加强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波动。
现在是美国采取主动制订一项全球协调的能源政策的时候了。这项政策同时也必须是一项全球性的气候和环保政策。目前这种无条约状态越是持久，就越不能指望各个国家，首先是美国，还有俄罗斯、中国、欧盟等国，会接受并遵守不利于本国经济竞争力的限制。
第三个希望由美国倡导和带头的领域是各类武器的全球性扩散问题。美国曾退出、拒绝或不批准一系列国际条约，其中包括限制导弹防御体系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和停止核试验条约，同时又开发新的核武器和新的导弹防御体系。这将挑起其他核武器国家，至少是俄罗斯和中国做同样的尝试，所以在核导弹领域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就会到来。这种竞赛与反击恐怖主义毫无关系，但参加竞赛的核武器国家则违反了防止核扩散条约的目标和理念，也具体违反了该条约的第六条，这一条从1968年以来要求签约各方“进行认真谈判，以采取有效措施在近期内结束核军备竞赛并裁减核军备”。
冷战的结束给美国这个在军事上占有高度优势的超级大国带来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可能也是时不再来的机遇，以便采取主动进一步在全世界限制军备，尤其是军火贸易。如果同时再努力促成谴责和惩处研制生化武器（如通过国际刑事法庭），那将是为人类办了一件莫大的好事。
下面我谈第四点，也是最后一点。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实力虽然不如在军事方面那么出类拔萃，但它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仍很突出。估计今后几十年美国将继续保持这种突出地位，然后才逐渐地减弱。早在20世纪中叶，人们就普遍认识到世界经济需要有一些可靠的框架条件。因此，在美国倡议之下成立了若干国际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今天的世贸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等。从此以后，许多国家的国民经济大大加强了全球联系，尤其是在融资和资金货币流通方面。由于美国国民经济和美元（如世界市场上的石油交易和飞机交易）仍然拥有突出的分量，美国对确保世界稳定和防止全球危机负有重大责任。美国不应忘记，30年代早期的世界经济萧条是由1929年纽约股市的一个“黑色星期五”引起的。
第二部分：美利坚帝国由美国来领导（2）
美国中央银行同由美国（还有凯恩斯）创立的华盛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为遏制孕育危机的国际债务而工作的巴黎、伦敦“俱乐部”，同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BIZ 或BIS）、法兰克福的欧洲中央银行和各重要国家中央银行进行的不拘形式和不事张扬的合作，迄今成功地防止了世界性的信贷危机和货币危机。但是，70年代取消固定汇率以及油价同时猛涨所引起的全球性动荡，90年代席卷整个东南亚的信贷货币危机，还有世纪交替之前不久股市上出现的美国新经济泡沫及其破灭都表明，世界经济在金融危机面前决不是安全无忧的。
美国为了弥补其对外经济赤字，目前吸收了全世界资本净输入的约四分之三。若不是为了美国（尤其是纽约金融中心）的战略利益，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就不可能给巴西、阿根廷和土耳其如此异常和大规模的信贷援助。今天，在世界货币基金组织1000多亿美元的待收债款中，有四分之三是这三个国家欠的。美国对全球金融政策所负的责任显而易见。顺便提一下，美国作为股东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所拥有的少数否决权在这方面不起特别重要的作用。
重要得多的是美国私人金融产业的扩张行为，以及美国财政预算和对外经济中又一茬巨大的双重赤字。独立的中央银行及其近三十年来的历届行长伯恩斯、沃尔克和格林斯潘，他们在实际上和心理上摆平了美元货币政策、变化多端的美国预算税收政策和市场上不稳定的行情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他们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精明是举世公认的。尽管企业家们对降低税收欣喜不已，但里根和小布什执政期间的大量预算赤字使世界经济受到潜在的、越来越大的威胁。从中期看，美元汇率无论如何都有可能进一步下跌。虽然美国国民经济高度有效和灵活，足以承受国家的内债和外债并支付利息，但世界经济从长远看不能接受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是美国这个富甲天下的领头国要求把美国境外的全球性资本和全世界储蓄的一大部分归它来支配。
全球经济需要一种全球性的金融经济秩序框架。只要美国的政治家们从财政政策上重新管好自己的家，美国就能够也应该起领导作用。如果做不到这点，那只有让全世界都像现在这样继续混日子。世界确实需要一种灵活的、但基本上比较稳定的美元、欧元和日元、再过些时候还有人民币之间的比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实不能充当随时准备向无支付能力的国家提供最后庇护的善人，毕竟它不能印钞票，也不主管发展援助。它的主要任务是，负责为私人金融产业及其市场制订全球性的关照和监督的规则。
此外世界经济还需要有起码的竞争规则，这既是对银行和企业，也是对各个国家而言。工业国家不得对本国的经济部门提供补贴，不得对来自竞争者的进口设置人为障碍，尤其是必须拆除为本国农业建立的保护墙。最后，鉴于猛兽资本主义的蜕化，如果美国的银行和企业也能配合政府的和立法的所有活动，更多地参加到安南提出的全球公约（Global pact）及其保护社会环境标准和保护人权的9条原则中去，那将是一桩堪为模范的善举。迄今全世界有1300名成员参加，但其中只有50家美国企业。
总而言之，美国有许多事情要做，其中也包括反击伊斯兰恐怖主义。但这项任务不能掩盖众多其他的任务，也不能掩盖美国对世界未来所承担的重大责任。
第三部分：其它大国的发展中国与远东（1）
20世纪下半叶，中国为其在世界上的地位打造了一个崭新的基础，使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毛泽东成功地结束了中国长达一个半世纪饱受欧洲人、美国人和日本人的凌辱和统治的历史。而与此同时，他也使中国几乎与世隔绝。毛泽东谢世后，邓小平作出了经济上的双重决策：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邓小平是一个务实而理智的政治家，他不受固定的意识形态束缚，因此没有使用革命的手段推行改革开放政策，而是采取了许多小步子，但目标明确地朝着一个方向前进。谁要是熟悉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如今再去北京、上海或广州，他将不得不为中国在最近几十年中所取得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经济和技术进步感到惊讶。
过去三十多年里，我多次访问过中国，目睹了中国经济的渐进演变。将近二十多年来，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高达8％，这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我也经历了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相应变化。1975年，中国在日本面前经济上还有明显的自卑感，现在代之而起的是在数十年内赶上然后超过日本的自信心。70年代，每个中国人被迫学习和背诵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套话，如今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出现了意识形态的真空。一个由大银行、大公司和证券交易所通过信贷和资本扶持经济的国家，一个由众多大大小小的私人企业家推动经济发展而同时也使自己变得富有的社会，自然不会奉行源自前苏联的集体主义思想。如果说，今天在经济蓬勃发展的中国各省，私人储蓄率之高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那么，这是由于缺乏公共养老保障制度，促使千千万万中国人不得不得出这种结论的缘故，但这同时也反映了中国人对国家经济未来发展和人民币购买力稳定充满信任。
在中国东部和南部沿海省份，数亿中国人爆发出人类有史以来异乎寻常的活力。中国历史记载着三千多年的文明发展。今天我们知道，早在欧洲中世纪末期，中国在文明方面取得的成就已超过了欧洲。当然，尽管有丝绸之路和马可波罗，当时欧洲和中国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可比性。到了近代，先是欧洲，后来是美国，最后是日本均超过了中国。它们利用技术上和军事上的优势，通过发动鸦片战争以及在沿海地区建立殖民地和开辟“租界”，控制了中国大部分地区。当这一时代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刚刚成为过去时，美国、日本、俄国以及部分欧洲国家又散布对中国这个共产主义中央帝国的恐惧。
大约在十年前，中国经济的新活力就使美国人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中国是未来战略上的甚至是军事上的竞争对手。对未来军事强国的担心以及对拥有核武器的中国会滥用其力量的担心是否有理呢？目前，我确信可以对这个问题作否定的回答。因为，至少在今后几十年里，这个幅员广袤的国家将面临巨大的国内问题和任务，任何中国领导人都会避开任何可以避免的战略风险。中国必须把国内问题放在首位，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再过几十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占世界第二位。但讲到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在长时间内仍将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从沿海地区开始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是正确的，因为那里的人们从海上贸易中还保留着一些企业经营的残余传统。港口使他们能够与香港和台湾的海外华人进行经济往来，因为同他们恢复传统联系比较容易。此外，沿海地区建立的经济特区规模都比较小，在那里进行的试验随时可以监测，一旦发生问题可以随时中断。
有鉴于这样的发展，老的重工业基地东北、广阔的内地和西部地区必然会落后于沿海地区。那里有3亿到4亿员工在陈旧的国有企业里工作，其中部分企业规模很大，但效益极差。它们要为国有大银行的大部分坏账负责，它们要么不能充分地付息或还债，要么根本就无法付息或还债。国有企业需要改造或者用新的企业替代它们，但大多缺少基础设施，特别是缺少铁路和公路。而没有铁路和公路，要创造新的、能带来效益的就业岗位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同时，今后几年内至少还会有上亿的农业和农村人口涌向城市，为此需要为他们创造就业岗位以及修建市政设施。中国最大的城市重庆如今已有3000万人口，北京人口也只有它的一半。
虽然有些大城市的生活水平比农村高出几倍至十倍，但是，对于老人和失业者来说，没有一个地方有充分的国家保障体系。每年还有1500万～1600万年轻人进入劳动市场。银行体系因不得不为所有新老企业提供贷款而呆账累累，没有利息收入而只能承受损失。不仅仅只有这些结构性的问题。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不会指望，每年8％的经济增长率会延续数十年之久。中国也将面临经济危机，包括能源和水资源供应不足。
除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外，中国还面临严重的意识形态问题。大城市的年轻人，比如在黄河、长江和珠江三个三角洲地区，人们热衷于西方消费标准——电视、手机、因特网等等——和新的经济自由，而旧的共产主义观念已经无法适应这些新的现象。当今25岁的年轻人再过10年后，将面临一个用什么准则去教育自己子女的问题。完全可以想象，他们会重新拾起孔子的伦理学说，使之得到补充并适应现实情况。几年前，有一次与邓小平谈话时，我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中国共产党其实是一个儒家党。邓只是说：“是吗？”事实上，儒家观念在中国人相互交往中起的作用要比公开承认的大得多。家庭和睦，尊重老人，教育后代，勤劳节俭，乃至当权者对人民负有义务和责任，所有这些都是中国从千百年前传承下来的价值观念。
今天，中共试图在儒家思想、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找到平衡。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