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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〇年代，毛泽东崇拜取代了农民旧信仰的神祗。到了七〇年代中期，文革的暴行和林彪垮台玷污了毛的形象。公共卫生措施成功，加上农业的绿色革命（化学肥料、杀虫剂、作物品种改良等），却使人口加倍成长。小学教育推广、道路运输与报纸收音机等通讯普及，都是大成就，却也揭
露了中国落后的事实。外国的帝国主义侵略已经停止了，但是外来的刺激力也停止了。反而是旧的“封建”思想和腐化风气仍然深深嵌在中国社会里。
以后的历史学者可以说，毛的角色是要破除在中国存在已久的分化——少数受教育的统治阶级在上，广大平民百姓在下。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究竟成功了多少。总之，经济在开发中，新的政治结构却有待毛的接班人来建立。
第二十一章
邓小平的改革（一九七八——一九八八）
平反与重建
我们若要观察十亿以上中国人在“四个现代化”的标题下的十二年的活动（一九七九，一九九一），只能从浮面看一个梗概，否则不易看出所以然来。实在说，我们无从讨论中国人民在做什么，只能谈淡中共领导人的一些行事。我们可以研究骑马的人，却难以研究马。马的力量是骑士无法匹敌的。马往始料未及的方向冲的时候，骑士但求在马背上坐稳就得花费很大气力了，几乎不可能将马勒止。简言之，重要的不是今天的中共政府是否太强大，而是它面对现代化要求时是否够强大。十亿人往工业化“起飞”的时候，其经济成长是政府阻止不了的。统治者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政治系统上达成相搭配的成长．
八〇年代初的改革期间，中共试图从毛泽东当政末年的最低点恢复元气，在党的人事、农村生产、工业管理、外贸与外资、科技各方面都努力加强。首先要打理的是领导班子。
由于“伟大的舵手”毛泽东已经把船撞上岩礁，中央委员会必须以集体领导重振共党统治的合法性。一九七八年以后，邓小平虽然已被尊为“最高领导人”，表面上他仍只担任副总理的正式职务。不过，他的谦逊倒也允许他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阶级斗争的风气让位给经济改革与发展，毛的口号“政治挂帅”和“红胜专”也被古来的治世名言“实事求是”取而代之。意识形态的地位大贬。
新时代的来临是由外交政策宣布的。中共面转向外，欢迎对外接触。一九七二年开始的与美国关系正常化，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圆满达成。邓副总理游访美国各地，让美国人明白，能够熬过文革的人不会把美国政治的这些老套把戏放在眼里。不久就有上万的中国留学生和科技专家到美国来深造了，十万名美国观光客也带着美元跑到中国去。从某些方面看，双方是重修旧好了。
邓的“开放”政策承认，中国经济要进步，非得有更多科技与资本注入，这两者都要自国外取得。科技转移于是成为重大目标。与外国公司的安装新机器或工厂、建观光饭店、开采煤或石油的合约，都同时引入了资本和技术。不幸的是，工业发展也带来严重的污染问题。虽然有管制污染的法
律，执行起来却与大多数国家一样不够彻底。
四个现代化涵盖的是农业、工业、科技、国防，四者都没有政治改革的指望。但是任何社会科学家都会预期它跟着经济改变一起来。一九七九年三月，邓小平按中共一向先发制人的谈判作风把政改排除在考虑之外，发布了“四大坚持”，即是坚持：（1）社会主义路线，（2）无产阶级专政，（3）共党领导，（4）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可以指望的是，自选自任的共党专制政府和以前历代的王朝一样，要
继续垄断手中的权力。
邓的政权的第一要务是，先承认以前犯的错，以重新确立其统治权。政府检讨并修正以前对好几类人士的错误批判，对象包括五〇年代初上百万的地主和富农，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五十万人，六〇年代初被指为“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几百万乡村人民，以及文革时期被冤枉的三百多万干部和被诬判的三十万人。这些人，加上他们的家人，被平反的人总共可能达到一亿之谱。其中有许多人——如一九六九年默默去世的刘少奇——是死后才获平反的。平反运动的规模大得惊人；进行了大约五年。
毛泽东本人是个问题。他既是中国的列宁兼中国的斯大林，不可能只谴责他而无拆毁共产主义殿堂之虞。解决之道是，把毛的早期好记录和晚期的坏记录分开。算出来的结果是七成好三成坏，很巧，毛泽东评定斯大林的功过也是这个比例。毛泽东思想——早期的——仍可以做为中国未来走向的指导原则，尤其是经过辩证能手巧妙阐释过的部分。一九八一年六月共党中央委员会的“党史问题”决议，也承认中委会对于集体领导之解体“应负部分责任”。这与古时皇帝下“罪己诏”是异曲同工的，皇帝对祸事或灾难认错，表示他没有规避职责。为加强四个现代化的合理合法性，党提出晚清李鸿章的自强运动，并且颂扬孙中山的言行，因为这两个人都曾强调外国科技与机械的重要。
为了赢回人民的信心，党员必须经过筛选以提高素质。总数四千万的党员之中，估计只有百分之四有大学学历，仅百分之十四是高中程度。四千万人之中有一半是文革期间入党的，这些人的专业水准低，甚至连识字也不多，倒是毛式的群众运动意识形态依然很浓。毕竟他们在党内的主要经验都是批斗当权派。党实在不能倚重这些人，必须先确立党的纪律，一定要党员先能服从党的指示。但是党的改革是需要小心处理的事。
一九八二年九月的十二届党大会中宣布进行全面的整风运动，但这一次只限于党内，并没有对群众意见大张旗鼓。同时进行的，是吸收知识分子与技术专才为党员。党的这次整风效率欠佳，虽然有数千人被开除党籍或受处罚，但是对这么大的党而言，受处罚的党员才占百分之一点一，丧失党员资格的只占百分之零点四。至一九八五年为止的五年间，有一百万名以上的资深干部领了退职金走路。一九八五年九月间，一百三十一名高干卸职了。他们一般都以党新组的“中央咨询委员会”的成员身分领取外快，这个咨询委员会由邓小平主持。曾任职《人民日报》的刘宾雁（1990），在八〇年代调查发现，贪污保守都可归因于文革期间爬到高位而且还坐在位子上的那些党员。显然他们要死而后已。
军方系统的删减虽然进行得很慢，到一九八五年，预算与人员都大幅下降了。参谋部有四十名军官退伍，军官团的百分之十也跟着退了。一九八五年六月间，解放军原来的十一个军区减为七个，高级军官减了一半。此外，军方在中委会里也不再居优势了。
到了一九八九年，可以看出几个明显的趋势。专业性是军方的主要目标，新兵中都市青年多于农村青年。主力部队仍由中央严密控制，其中以陆军为主，海空军为副。外国武器购入后，提高解放军的战力。此外，军方一般都避免涉人政治。
农业发展
二十年来，农业生产的成长一直赶不上期望的目标。由于农地改为建设用地，使可耕种土地面积减少了百分之十一 。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四年间的五亿八千六百万人口，一九五七年增加至大约六亿三千万，一九七〇年是八亿二千万，一九七四年八亿八千万，八〇年代初超过了十亿，一九八九年增为十二亿。这样的人口成长，吃掉了“绿色”农业革命的增产，而且使空间资源、住屋、公共设施都不敷所需。再者，这些过度充裕的男女人力欠缺训练，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或更多是不识字的。政策上的强调重工业、消除乡村副业，导致农村有大约四至九千万人失业，城市失业人门也在一至三千万之间。即便有（也许正是因为有）大量资金投入工业，乡村的低生活水平毫无改善。
中共最初的农业发展策略，是假定中国的劳动力可以供应灌溉、道路、田地等基本设施之需，如果这个劳动力能够动起来的话。五〇年代的农业合作化与农村公社，确实曾经汇集了大量未利用的农村劳动力。当时用在挑运土石上的大量人力虽然十分浪费，但是按理论，从此以后生产量和生产力都会增加。不幸的是，这种农业自给自足策略——也是开发中国家普遍鼓吹的，很少有成功的例于。按德魏特·柏金斯与沙希·尤苏夫（Dwight H。Perking ＆ Shahid Yusuf；1984）的结论，合作社与公社动员的劳动力，整体而言，未必改进了生产。
汤玛士·劳斯基（1979）认为，毛泽东时代的农业，虽然投资的人力和收获产品都有增加，事实上每个工作小时的生产力却下降了。黄宗智（1991）进而犀利地指出，毛时代的整整三十年年农业管理，不过是保持了经济成长上的复旧。在人口成长的压力下，农民不断增加壳类出产量，却也不断递减其每个工作小时的报酬率。他们得以更快的速度跑，才能在原位站稳。黄认为，这种大不幸的导因是，毛时代胡乱接受了欧洲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假说，而这种假说并不适合劳力供给丰富过剩的中国。复旧倒退的死胡同——产品增加而无个人生产力之改进，多少世纪以来一直阻挡中国农人前进，在一九五〇至一九七八年间依然阻挡如故。
城市与乡下的收入均等化，也无甚成效可言。一个主要原因是，不同地区的资源不同，改善的能力也不同。贫脊、多山、灌溉系统不足的地区，农民若不接受外地的施舍，就注定要困苦一生。江南水稻灌溉区的农民却一直享有较高的生活水平。另一个阻碍均等化的因素是，严禁农村人口移入城市。所以，城市劳动力较能被充分利用，城市人的生活景况也就比较好。城市生活的改善可以扩及四周附近的乡下，却扩不到太远的地方。
处理一九七八年农业改革的时候，计划者认识到以前农村管理的错误，尤其要修正的是对农民的动机刺激。最先是由赵紫阳在四川试行改革，同时也在安徽展开。全国各地的改革形式与进行时间都不一致。其中一项重要措施是，鼓励农家从事谷物生产以外的副业。农民的副产品可以拿到地方的自由市场上去卖，收入便可提高。
主要的改革是“生产责任系统”。其中包含六、七种不同方式，但都是以契约为基础。经过不同的试验阶段后，通常由生产小队和各个农产协议契约。生产小队的管理人员（干部）拟好全面的计画，再和各农户商定各家使用那些田地的契约。契约载明出产作物的数量目标，以及农家可领取的补偿。其结果是，记帐的工作从以前的生产大队转回来给生产小队——每小队包含二十五至四十户不等。
把责任放给各个农户，是很强的刺激力。因为，农家愈辛勤工作，替自己生产的就愈多，并不是眼看着自己的生产成果往上缴了。土地不可以买卖，但可以按契约加以利用。农家不再只求达到地主政府征粮谷的标准，现在只要从自己耕的地上收成里取某个定量交给小队就成了。这种“包干”制度，几乎成为全国通行的方式。文革早期以道德训诫为刺激力，要求只生产谷类，给农家副业扣上“资本主义”的帽子，都是凭空画的意识形态蓝图罢了。
制度改变的影响非常大。现在的地方主管不必只顾向农民征收规定数额的粮谷了，农民也不必为了生活而非从事业猪养鸡的副业不可。现在整个小区可以联合计昼如何提高生产增加收入了，结果则是两者都大量增加。八〇年代的农村生产成长了大约两倍半，远超过人口成长。这乃是邓小平改革的大成就。
如果有人说，中国农业找到出路而愿意向美国农业看齐就是走向“资本主义”，他可是大错特错了。农业的契约制乃是治国之术的最新风貌。自有历史以来，中国的统治阶级就想着如何把人民组织起来，藉以改进人民福利强化国本。现在他们却发现，在半商业化的农业社会中，立契约可以激励动机，从而提高生产。就是这么简单。古代的权谋之士看到这些安顿农村大众于田地的新方法，必然会点头称许。
毛泽东政策的目标是要各地区“自力更生”，造成公社的蜂窝结构，要求各公社将彼此的依赖降至最低，而且是反对商业行为的。这种政策徒然阻碍农村的发展。有许多计划虽然达成了，但毛的农村自筹资金的工业化全面失败，许多干部遭到冷落，接着就是某种程度的消除集体化。在邓小平的改革之下，新兴的地方菁英阶层——比地方干部技术能力高且眼光远，朝着地方贸易与多样化等新目标推进。
共党革命究竟为农家做了些什么呢？在八〇年代，人口与土地稀少的压力比以往一向更大了，烹煮与取暖用燃料的需求增加，大大加速了树林滥伐。工作的负荷量根本未减少，地主阶级由政府取而代之。真正不同的是农民的心态、行为、机会。毛泽东时代已经打开了初级教育、公共卫生、较好技术的大门。人人平等的信条让农民对自己、对自我潜能有了新的看法。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在邓的时代变成创业者，不再参加以前那种由委员会管理的集体业务，转而做起各种各样的事业。大型国营工厂的共党职工却反对这些小创业者，利用党的筹资能力扶助合作事业，以减少个体户的数目。这些党工们一心一意要维持住大型的国营工厂，以表现赋与他们地方权威的“社会主义”是多么优秀。
工业发展
邓小平经济政策的最突出的转向即是开放外国的贸易、科技、投资。从一八〇〇年以来中国对外关系的角度看，这算得上是剧变。一八四〇与五〇年代的不平等条约未出现之前，清朝的政策明显不注重外贸与对外接触。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自给自足最初乃是战时经济的信条之一。一九四九年以后，闭关自守不依赖进口的政策（仅对苏联集团除外），表达了很浓的反帝国主义情绪，而且以苏联的自给自足式工业发展为仿效的榜样。
迟至七〇年代末，中共的投资政策仍旧一昧模仿苏联。作为其依据的基本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