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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与中央权威衰微再重生一同发生的要素是军事化的过程。到十九世纪晚期，借着军事垄断、电报、铁路、轮船的助威，政府有组织的暴力行为可以更迅速而广泛地奏效。二十世纪的科技使政府能够无所不在，极权体制也因此成为可能。
在现代化过程的昏乱之中，追求文明社会的一番努力又有如何的遭遇呢？这种追求起于现代化带来的专业化，以及专业化导致的专精者在各自领域中的自主。例如，在工程、航空、化学、现代医学等行业中，不可能由政治核心来操控其科技。政治控制的企图遭遇专门知识的障碍时，很难置之不理而续往前进。新兴的科学工技，意味着到处是小撮自主的政治体制。因此，正统思想信仰有其局限，多样化可能由此而生。
令中国独裁政治的继承者深感棘手的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不但要专业自主，而且要外国知识界似乎当然一定享有的多元性。中国的思想向来是本土滋长的，或是将外来者中国化的，如今却伸展到中共政府的控制力之外；现今的学者读书人之中，有极多人可以投入世界学界活动。
再说中共的经济成长，外界观察者和许多中国人不约而同认为，不可能在没有更大程度民众参与政治的情况下进展到多么远。这两方面的成长，以及其它许多要素，都是现代化过程中不可少的。以中国大陆人口之多，经济成长的必要条件之一是，遏止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妨碍大众生活水平提高
的“退化”（involution），即是，产品量增加，每人工时的生产力却未增加。毛泽东时代还有这个现象存在，报酬递减律（因为人太多之故）至今仍绊住中国。
解困之道在哪儿？既怀疑又有信心的墨子刻认为，主要的问题在于中国人有“乐观的现世性”（optimistic thisworldliness）的癖性。这种特性坚持只论事情压根儿应该如何如何，不论其事实上本来是如何，而且将其它驳斥为不道德。墨子刻主张中国接受“三个多元主义”或“三个市场”的观念，亦即是，自由市场经济、知识分子的观念意见市场、有相互冲突却可协商的利益团体与政党的政治市场。大家在市场里“都追求合法的而且至少有些许自私的目的”。
在西方眼中看来，中国发生的也许像是独占与竞争之间的斗争，而竞争的自荐条件是扩大生产力。中国人的眼中看来却不然了，可能要用较道德性的角度来看斗争，强烈反对经济生活所呈现的物质主义与贪欲，谴责思想的自由市场上经常存在的混乱，贬诋代议政治容忍的以利益团体形态出现的自私自利。
我们不妨把中国朝文明社会的动向枧为具有历史意义的趋势，但不可就此断定这个趋向必然导引中国走向西方那种有自由选举、代议政府、法律保障下之人权的民主体制。反之，中国式的民主可能会有同等阶级团体中的选举、同侪团体之内一致同意下的代表权、比西方规定得较狭隘的个人权利以及其它。
中共试图仿效其它国家运用过的民主化程序，结果有好有坏。西方民主政权没有找到能够更有效遏止贪污、维持士气的办法之前，这些民主政府的范本可能得不到中国人的一致赞许。我们这些外人可以就中共急需的人权奉上建议，但是，我们未能在约束我们自己的传媒暴力、毒品、枪枝制造业等方面以身作则之前，实在不宜催促人家向我们看齐。我们倒是必须仔细反省一下我们对于中国做的那些基本假设有无不当之处。
【砂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