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说你爸爸是叛徒。’陈伯伯，谁说我爸爸是叛徒呀？”
陈伯伯听着听着垂下了头，眼睛望着自己两脚中间的地板，长叹一口气，慢慢站起来，不答话，也不望望在座的孩子们，负重千斤似地走出去了。
湘湘和小炮都不敢再看李小芽那天真纯洁的脸，各自望着不同的地方，也许根本就没有望见什么。安静了一段时间，陈小炮首先打破沉默说：
“我说了吧！什么样的爸爸都是靠不住的。小芽的爸爸怎么样？兵团副司令，有军衔的时候是空军少将，听说还在延安他就是会开飞机的八路了。谁知道他又在哪里当了什么叛徒呢？唉！都是靠不住的，靠不住的。小芽，你搬到我们家来吧！跟我住到一起，我们自己煮饭吃，自己洗衣服，自己去找个工作，拖板车什么的，自己养活自己。你跟我一起打赤脚，剪短头发，实在没有事儿给咱们干了，咱们就跳到渔船上出海打鱼去。要是翻了船就找一个岛子，搭一个棚子，挖野菜，拾蚶子，骑大海龟，捉螃蟹，有火就吃熟的，没火就吃生的……”
“行了！”湘湘打断她说，“都是些幻想。”
“幻想？是啰，可能是幻想，别想它了！”她把蜜饯签子往头顶上一挥，像扔掉什么东西一样，“可是湘湘，你完全没有想过有那么一天会要靠自己吗？你比我大四岁，你是大学毕业生，你还学了英文，连外国人的事你都知道，你告诉我，我这样想对吗？”湘湘在沉思。
“吃！”小炮命令李小芽，“快抓紧时机，现在还有吃的。以后，我随便有点什么好吃的东西都会叫你来，要是晚上你害怕，我派我哥哥去接你。你可千万别像湘湘姐姐说的那样，像根豆芽，一碾就断了。要像一蔸野草，知道吗？踩都踩不死。吃！快吃！拣这个，这是山楂，助消化的。”
彭湘湘认真地、语气深沉地提出一个问题说：
“小炮，你怎么会这样来想问题呢？我跟你情况差不多，我可从来没有想得那样绝。我好像是这么想的：我们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只要共产党还在，人家对这些出生入死打天下的、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总要稍微尊敬一点吧？总不会太说不过去吧？当然，最近我也在开始担心了，有时很难过，但我没有像你那样，想得那样绝。你比我小四岁，像你这么大年纪，在我们这样的家庭，这样的性格，这样想问题，我还没见过。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倔强而又快活的陈小炮突然变得十分压抑，像因为不平而发愤似地诉说道：“我，跟你不同，你有妈妈，我没有妈妈。如果我妈妈也在的话，可能不会这样搞得房里乱糟糟的；可能也有人给我买一台钢琴；可能也像你一样，穿白袜子、黑皮鞋。不会这么野性，不会这么可怜。”她眼睛湿润了，“你的妈妈好，我的妈妈要活着，会更好，更好。你听说过吗？我妈妈死去七年多了。一九五九年反右倾的时候，他们说我妈妈反对三面红旗，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把她关在小屋子里，她想不通，上吊了。那时我才十岁，我看见了的，我永远不会忘记她死了以后那可怜的样子。我的妈妈！我的好妈妈呀！”她好像回到了七年以前正扑在妈妈身上悲哭时一样，眼泪簌簌涌出。她抖着手解开军装式罩衣，从旧棉袄内面的暗兜里摸出一个精精致致的小钱夹子来，嘴里还在不停地念着，“我的妈妈！我的好妈妈……”
打开钱夹子，里面有一层透明胶膜，胶膜底下端端正正地夹着一张彩色照片，一位佩带着陆军少校军衔的不到四十岁的女同志跃然眼前。她仪表端庄，眼睛明亮，并没有微笑，却使人不觉得呆板，那抿着的嘴唇好像刚刚亲吻过女儿的脸蛋。这确实是一位好妈妈，无疑也是她丈夫的好妻子，幸福的丈夫永远失去了的好妻子。
“我妈妈原来是一个陆军医院的外科主任。”陈小炮抽泣着说，“我的性格就像我的妈妈，她心直，不讲假话，不害人，不记仇，不会巴结什么人。这都是爸爸给我们讲的。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还算红五类，要我当红卫兵头头。可是后来，他们知道我妈妈是自杀死的，就骂我妈妈是叛徒，骂我是女叛徒的狗崽子。我不能容许他们侮辱我的妈妈，我跟他们辩论，我妈妈在六二年平反了，她不是叛徒，不是！可是他们偏要欺负我，把我算作花五类，我不干，我退出红卫兵。我就是要跟我妈妈划不清界限。划不清！划不清！永远划不清！我要跟我的好妈妈在一起。我的妈妈呀！”她猛地将妈妈的照片贴着胸口双手抱住，抱得紧紧的。
这个倔强而又快活的女孩子，流出泪来与一般人不同，每一滴都像秤砣，不仅打在她自己心上，也沉重地打在旁人心上。李小芽哭了，彭湘湘哭了，三个将军的女儿一块儿伤心地哭了。
在她们面前摆着不能再甜的蜜饯。煮好了的咖啡早已被人遗忘，冰凉冰凉的了……
第三章 不眠之夜
跟首长的子女交朋友是不大方便的事。凡有过与赵大明同样经历的人都会产生同样的感想。湘湘每回约他到家里去玩，他都要下一个很大的决心才行，一面往司令员那个小院里走，一面还在怀疑：这是我吗？我凭什么走近这个小院？接着，总要把可能遇见的一切考虑周到了，才迈进那张小院门。这样的约会，紧张多于幸福。
陈小炮慷慨地邀请赵大明跟湘湘一起到她家里去玩，她大概估计不到赵大明是不会去的。怎么能去呢？赵大明想：“人家都是首长的女儿，在一起吃吃，玩玩，说说，笑笑，我跟着去算个什么？”凭着跟湘湘的关系，赵大明满可以大大方方地随意出入于首长的家，但他的自尊心强，觉得自己是个男子汉，不应该叨姑娘们的光。与其做一个高贵的附属品，还不如做一根自立于泥土的野艾蒿。
他有意无意地跟湘湘她们拉开了距离，后来干脆不再跟她们走了。
刚才在湘湘家里的所见所闻，打破了他心中的宁静。他不理解，为什么给吴法宪提过意见，就可以使人这样紧张和不安，以至整个家庭的生活都充满了焦躁和忧虑？他只知道，在当前的中国，谁胆敢反对毛主席那才是最大的犯罪，却没有听说过谁也不能反对吴法宪。毛主席早就有明确的指示：不但要团结与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还要能团结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包括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一道工作。毛主席的指示人人都得照办，吴法宪应该不在例外吧？那么，给他提过一点意见有什么了不起的呢？大明觉得，只要不是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不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不需要害怕。他突然产生一个勇敢的主意，想找司令员谈谈心。旁观者清啊！从小小文工团员的角度来看司令员面临的问题，也许比司令员自己看得更清楚一些。不过，他立刻就把自己的想法否定了。
他朝着回文工团的方向边走边想，用他那仅有的二十四年的人间阅历和音乐学院肄业的思想文化水平来努力弄清所遇到的问题，想着想着，入痴了。有一辆从背后开来的轿车从旁边擦身而过，他才猛然惊醒，加快了步伐。目前，全城都在响着广播喇叭，《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被一些男的、女的、嘶哑嘈杂的吼叫声、斥骂声搅得稀碎，若隐若现地传来。这座新的城市好像变成了一口锅，锅底在烧着大火，锅里煮着稀饭，到处在冒泡，在翻滚，热气腾腾，直上星月寒空。惟有这肃默的军营，像掉进锅里的一块硬铁，沉在底下，不冒不腾。冬天的海风不如夏日活跃，与这海岸城市恰相对比地懒洋洋地荡过来，椰树和芭蕉树飒飒作响。默默无言的军官们在营道上来一个，去一个，大都是有事要去办的，无人闲逛，革命高潮中，大家都自觉地不串门了。路灯的光线有些清冷，在它的照射下，没有一样生动感人的景物。这里无人笑，无人哭，无人大声疾呼，好像所有的人都对外界漠不关心。
这块地方果真是不冒不腾，与外界毫无共鸣么？不是。你看那大红色的标语牌纷纷从身边闪过，上面写的字大都是早已被人们背熟了的。但据说还不够，胡处长的账本上，那两万块钱恐怕是不得不写进支出栏的。路过一垛围墙，墙上写着“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写字的人不知究竟有多深的仇恨，竟把奇字歪写着，故意模拟成“狗”字的样子，这就是战斗！过了围墙有一口水塘，塘里漂浮着一些东西。是荷叶吗？不是，这口塘从来没有种过藕，那是早些日子贴在墙上和树上的标语，被风刮落水中。有的原本落在路上，是被过路人踢下去的。前面的道路怎么不通了？走近去看，原来是新挂了一条标语在那里，用报纸别在绳子上，两头拴着两棵树，横挂在路面上。显然是匆忙挂上的，没有系牢，风一吹就滑下来了，离地只有两尺高。上面写着：“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赵大明撩起一张报纸钻过去，心想，难道他们刚下火车就开始行动了？
临近文工团大楼的时候，听到小礼堂里面有愤怒的口号声。正好兵团机关第一门诊部的军医和护士们下晚班从那里经过，有的好奇地扭头向小礼堂望一眼，有的头都不摆，默不作声走自己的路。赵大明接连堵住三个走来的人，问道：“那是在干什么？”被问者抬头一看是文工团的人，便只是摇头，不愿意讲话。文工团那座三层的一字大楼与小礼堂连在一起，组成丁字结构。赵大明急赶几步进了大楼，来到与小礼堂相接的地方一望，大吃一惊，原来他们正在斗陈镜泉政委。一个人民解放军的将军头上，扣着一顶过去给地主、恶霸、土豪、劣绅戴的纸糊高帽，领章被拔掉了，军衣被墨汁染黑了，脸上已看不清容貌，黑一块，白一块，墨汁像挂着的眼泪还在继续滴落下来。在将军的眼面前和头顶上，时而有愤怒的拳头在攒劲挥舞。这是怎么回事？赵大明连忙揉了几下眼睛，怀疑是不是看花眼了。不！千真万确，那个被弄得狼狈不堪的老头子，正是本兵团的政治委员、独臂将军陈镜泉。
在极短的时间内，赵大明的记忆宝库中有关陈政委的一些印象接连浮现出来：
——文工团排了新节目请首长审查。陈政委坐在头排，前面摆着茶几和杯子，主任、部长们在旁边陪着，专门有两个文工团员在政委背后拿着小本子和钢笔，随时准备首长一开口就往本本上记。戏演到最紧张的时候，政委发现了问题，对台上问道：“那个演匪兵的，你那个鞋带怎么是白的？”于是，这一场戏就要重新来过。
——文工团在部队演出，那天休息，陈政委的专机在机场着陆，有人老远看见是政委来了，跑步回去告诉了团长。一分钟之内，团长已把队伍集合好，迎着政委跑上去立正报告：“报告政委同志，文工团在这里演出，来了三天，今天休息，请首长指示。”政委边走边说：“好嘛！下部队演出，休息嘛！”他从队伍前面经过，人们行注目礼迎送着他，他忽然发现了一个熟识的文工团员，笑笑说道：“小胖子，要少吃点肉啊！”说完仍旧走路，在军、师首长们簇拥下，去他该去的地方。
——有个文工团员在海城大道步行，政委的轿车从背后开来停在旁边，首长伸出头来问：“到哪里去啊？”“首长，我回团去。”“上车吧！”于是，这段小故事便在文工团成为永久的美谈。
——文工团在海城剧院公演《年轻的鹰》，有天陈政委陪客人看完戏来到后台，见演员们脱下飞行服，一个个大汗淋漓，热得喘不过气来。政委指示团长说：“这么热的天，你在休息室准备点冰水嘛，买点西瓜来吃嘛！”后来，每天在喝着冰水和吃着西瓜的时候，人们总忘不了陈政委的关怀。
可是现在，他怎么被弄成这样子了？人还是那个人。秘书也在旁边，不过已变成了陪斗者。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呢？拳头又挥舞起来，所有这些挥舞拳头的人，都是原来整队站好接受检阅的人，其中也有那个小胖子和那个有幸坐过他的小车的人。他们为了什么在他面前挥舞拳头？这是怎么回事？
赵大明由于没有思想准备，被这突然见到的场面惊呆了。他感觉到身上在发抖，既不是由于寒冷，又不是由于恐惧，也不是由于激动，不知是什么原因，使自己丧失了控制，像害了疟疾似地抖个不停。他提醒自己：“不要惊慌，好好儿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他终于明白了，原来人们是在批判反动路线。而那可恶的“反动路线”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概念，批判起来缺乏形象感和动作性，革命群众的激烈的革命行动没有具体的攻击目标，显得过于温良恭俭让，正好陈镜泉政委竟敢不承认在他所领导的部队存在着反动路线，于是，高帽、拳头和墨汁，这些一般的批判武器便都一齐投向他来了。赵大明把眼睛瞪得大大的，一眨也不眨地注视着这个批斗场面。他心里迅速发生着一种奇怪的化学反应，由惊奇到理解，由理解到冲动，由冲动到麻木。现在，他不再认为那个涂了花脸的老头子是陈镜泉了，他就是可恶的反动路线。谁要配做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谁就必须同反动路线进行不调和的斗争，谁姑息反动路线谁就是对毛主席极大的不忠。赵大明当然坚信自己是忠于毛主席的，他的麻木了的神经现在只剩两个含糊的印象，一个是崇高的、伟大的、庄严的、可敬爱的；另一个是卑鄙的、下贱的、恶毒的、可憎恨的。整个的世界只剩这两者，一切的事物都分属于这两者。前者在心中高高地耸立起来，它是温暖，是力量，是幸福的源泉；后者是脓疮，是蛇蝎，是眼中的钉子。那温暖正在变成火热，那力量足以使人藐视一切，那心中的幸福使人感动得流沮，情愿赴汤蹈火。冲上去！扑上去！对着那万恶的反动路线碾压过去！终于，赵大明参加到斗争陈政委的行列中去了，他高呼着口号，发自内心地痛恨着那冥顽不灵的反动路线，他也把手指头戳到陈政委的鼻子尖上去了，他也充分表现出了大脑的敏捷和口齿的流利。他忘了他是一个唱歌的，不讲究运气和发声方法，单凭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