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爬，它还是那样高。除非遇上了人工开凿，否则，每一条石缝都是原来的样子。对于石山，它能感觉到二百天的变化吗？又如天安门前的金水桥，每天不知有多少脚在它身上踩过来踩过去，它静静地躺在那里，你夏天来走，它是那么厚，冬天来走，它还是那么厚。它能感觉出二百天人间事物的迁移吗？至于气候的更替，那是年年一样，周而复始，在石头和建筑物看来，季节是个走马灯，老是那几幅图画在原地转圈圈，走马灯还是走马灯，也没有什么变化。最能感出变化来的是人，去年冬天跟今年冬天不一样，昨天中午跟今天中午不一样。在这不到二百天的时间里，中国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像一口大铁锅煮着一锅杂烩，里面的各种菜肴在不断地翻上来沉下去，头一次上来轮廓清楚，第二次上来表面模糊，第三次上来变了颜色，第四次上来也许已经面目全非了。各种政治色彩的人物就同各种菜肴一样，每次浮上来面貌不同，绝不像季节一般周而复始。无论哪一块便于贴大字报的墙壁，虽然撕去一张换上一张，总是大字报面不是别的，但每一张的内容都不相同。同是一个人，曾在这里贴过若干张大字报，决不会有两张完全一样的。他的经历在丰富中，他的认识在发展中，他的思想在变化中，无论如何不会变得与去年同一天的思想状况完全一样。在这不到二百天的时间里，有些人经历了质的变化：原来是指挥别人的，现在可能被别人监禁了；原来是默默无闻的，现在可能成了风云人物；原来是生龙活虎的，现在可能变成残废了。每人都在变化，每人的变化又不同，可见人世间多么丰富多彩。
好大的雪呀！西北风呼呼地吼叫着，将漫天飞雪和一九六八年春节一道儿送来，北京这座古老的都城，被风雪压进地下三尺了。紫禁城的红墙金瓦建筑，像一群大鹏在风雪中搏击，不肯退缩躲闪，不甘被时风时雨埋没。电缆裹着厚厚一层冰凌，依旧在传递电流，点亮万家灯火。每一个屋顶都被冻得刷白，在寒风中发出金属般的鸣声；而每一家房里都是热气腾腾，敲杯击盏，奏出新春的欢乐。街头的车辆虽已减少了，道上的行人却比往日更多，尤其是孩子们，生命力无比强盛，像是要把冰雪闹化，闹出一个美丽的新春。对于大字报、大标语和墙头漫画，今天没有人注意，好像那是一场古老的游戏，已被现代人遗忘了，人们陶醉在似有似无似隐似现的某种幻想当中。谁也说不清楚，谁也无法描绘，总之是期待冰消雪化，百花复开，盼望能变一个样子就好；也许一场嬉闹过去，乐极生悲，炉火熄了，房里房外是一样的冰冷！
要说除夕是团圆之夜，也不尽然。中南海的警卫战士难道没有家吗？商店里正在忙碌着的售货员难道没有家吗？驱车在线路上行驶的司机难道没有家吗？这些人都是职业规定了他们不能及时与家人团聚的；但也有不因职业限制而放弃团圆的，五十六岁的赵开发老头就属于这一类。
这个已有四十年工龄的机修钳工，因为想把那台织布机的故障彻底排除，以便节后开工时能正常运转，车间早就走空了，他还留在那里磨磨蹭蹭，专心致志地工作，忘记了时间。有人给他送吃的来，他摆手谢绝了，笑笑说：“留着肚子，回家吃好的，儿子也回来啦！家里还有客人呢！”不知不觉，已到凌晨两点，他才洗手换衣，回家过年去。
他跳下车，一股强大的西北风搅起飞雪，呼的一声迎面扑来，他没有站住，跌倒在地，脱口喊出声来：“好大的风啊！”他从雪地里爬起来，紧了紧大衣，一步步向天安门方向走近。这条长安街有它最热闹的时候，也有它十分宁静的时候。每年五月一日和十月一日，这里是不能随便走人的，精心装扮的彩车和服色艳丽的队伍以及全副武装的军队和民兵，把大街填满了，再没有比那时更火热的场面。当潇潇雨下，夜色深沉的时候，长安街像一条静静的长河，彩色的车灯倒映在湿地上，如来往穿梭的流星，只看见光亮，几乎没有什么声响。在这种风雪迷漫的夜晚，长安街简直有些荒僻，跟大兴安岭一条笔直的山沟差不多，不同的是有街灯排队。老北京赵开发倒是顶喜欢这种荒僻景象的，因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难得有几天这样的荒僻。
他老远朝着步步移近的天安门望去，被那里的奇景吸引住了。西北风从城墙顶上猛扑下来，刮起刚刚落下的雪花，在观礼台上飞旋。呜呜的吼叫声像正在演奏着描写古代战争的交响乐，马嘶人叫，血肉横飞，听得叫人胆战心惊。他忽然觉得那是一座大舞台。十九年来，那里上演了数十次惊天动地的戏剧啊！舞台在风雪中变得朦朦胧胧，若隐若现，过去上演的戏剧在闪闪忽忽地还原，消失，还原，消失，被风雪送回来，又被风雪卷走了。他本来可以再坐一站车，但目前走得正当发热的时候，何必停步静等呢？走一走吧，趁旁无惊扰，看看那戏剧还原的虚影，也是除夕夜的另一种欢乐。
在这个舞台上，近一年多以来上演的戏剧最多，赵开发每天上班要从这里走过，被他亲眼看见的也最多。有时上演的是有声有色的戏，有时上演着另一种看不见人物活动的戏。大标语经常更换，常常是把重大发展阶段的有路标意义的口号贴在这里，在路标后面有多少悲欢离合是看不见的。赵开发已经司空见惯了，他感到每一块路标都与自己关系不大。他的生活十九年来没有改变过节奏，上班，做工，下班，无论路标怎样翻新，社会生活的车轮怎样停停走走，碾过碎石段、泥泞段、平直段、弯曲段、上坡段、下坡段，他的生活节奏就像放在车上的一口闹钟，不因车轮速度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受马达的高唱与低吟的影响。“我是做工的，不做工就是吃冤枉。”这是他的哲学。
人在安静的时候可能产生不寻常的兴趣，对从来不关心的事物也许会关心起来。赵开发由于一路幻想着天安门上的戏剧，竟对这每天多次见面的老地方发生了一种初次来访的好奇心理。也许是想走近看看，风雪中果有那些幻影再现吗？也许是想了解一下有没有贴出新的标语，不知是哪种原因，他决定不抄捷径，要从天安门前一直走过去。
一路走，一路侧脸望着城楼，什么戏剧也没有，只有雪白的一片，那红粉墙在风雪中冻死了。比较生动的是金水桥上的桥栏，由于结了一层厚冰，像经过了重新雕琢似的。雪地上有两行深深的脚印从不同的方向延伸到金水桥上，桥上的雪被践踏得稀糟，形成了一个很大的雪坑。是什么人在这大风雪的夜里来到金水桥上？难道这时候也有游人吗？真是太奇怪了。赵开发停步细看了一阵，狐疑不解。忽然觉得耳边好像有声音，便把棉帽护耳提起来，仔细一听，那声音更真切了，像是害重病的人在床上呻吟。他猛然打了一个冷战，感到毛骨悚然，难道这风雪之夜，果然能使天安门上的戏剧重演？也许在明代、清代，数百年前在这里停放过皇宫里的病人，现在夜深人静，居然听见从前的呻吟了？这样的事近乎荒谬，但也不是不可能的，早就听说故宫博物院有人在月黑风清的夜晚看见过宫娥彩女轻盈飘逸的幻影，听见过叮铃叮铃的环佩声。是不是风雪之夜也能听到呢？这可从来没有听说过。
赵开发战栗着，望望大街两头，不见一个行人，也没有车辆开来，只有旋风裹着鹅毛大雪呼呼地吼叫，更觉得十倍恕Ｋ鲂牟辉偬氯チ耍峡炖肟饫铮丶遗慌碜尤ァＤ闹彼岵揭呤保揭簧雀詹诺纳胍鞔罅思副兜摹鞍ビ础保⑶冶婷髁朔⒊錾舻牡胤绞窃诮鹚诺紫隆Ｕ馐保迅械讲皇鞘裁垂忠焓铝耍残硎怯腥嗽谇畔掠瞿眩愎淖阌缕匙拍切薪庞∽叩角派先ァ５屯芬豢矗┌椎挠翊永锕惶勺乓桓鋈耍砩纤淙桓亲叛跃梢老】杀妗Ｊ鞘裁慈四兀可钜沽降愣嘀樱雷悦白欧缪├吹浇鹚派献鍪裁茨兀坑质窃跹は掠翊拥哪兀坎还茉趺囱瞿颜哒谏胍鳎っ魉挥兴溃匦敫辖羯璺ň热恕�
玉带河四面是陡壁，围着栏杆，深约丈余。现在，河里虽已结冰积雪，想下去仍是很不容易的，又加上栏杆结冰了，伸手就滑。老头救人心切，忍冻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搭在栏杆上，借大衣的帮助，跳下河去。
那个不幸的遇难者脸朝下躺着，好像已经察觉有人向他走近，他竭力扭动颈部，或许想侧过头来看看，但只微微动了一下，尝试没有成功。赵开发俯身拂去他身上的雪，捧着他的头往旁边侧过来，再将他整个身子扶得翻了一个边，他又“哎哟”一声。在微弱的雪光下，能模糊地看见遇难者的单呢帽上缀着一颗红五星，赵开发吃了一惊，难道是军人？他更感到奇异，也觉得救人的责任更重了。
“来人哪！……来人哪！……”
赵开发站立起来，大声向广场和长安街两头呼唤，颤颤抖抖的呼救声被北风搅碎，被雪花压下地来，根本传不出去；连叫好几声，听不到有人响应。没有办法，只好靠个人的努力了。这位老工人是富于经验的，他靠近遇难者躺下去，将遇难者的手臂抬起来搭到自己肩上，再扶着他的身子，让他平稳地移到自己背上来，背稳以后，便吃力地站起来，向陡壁移动。他一面将遇难者往上面送，一面叫他伸手攀住栏杆，哪知那不幸的人已经冻得手足僵硬了，连神志都处于半昏迷状态，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这可把赵开发难坏了。不过，人在急时，力大无比，终于让他创造了奇迹，把遇难者的上半身送到栏杆上面去了，像一件衣服似地搭在栏杆上。
上岸以后，赵开发已经精疲力竭，只得把遇难者平放在雪地上稍事休息。到这时他才真正看清了被他救扶的人，原是一个年近六十的老年人，马裤呢、驼绒里的草绿色军大衣好像是头一回穿上身，下颏底下的呢军制服领上露出红领章的一角。从遇难者的年龄和穿着可以看出，他不仅是一个军人，而且是高级干部！这使得赵开发又吃了一惊，意识到刚才在金水桥发生的不幸事件远非一般性的谋杀或自杀，分量之重，关系之大，目前还无法估计。老机修钳工像触电一般浑身抖颤了一下，连忙用自己的大衣扯成临时的半壁帐篷，挡住呼呼的北风，一眼不眨地注视着遇难者的脸。
他应该立刻把他送进医院去，可是他的的确确已把全部体力用光了，必须喘息一阵；他应该首先弄清遇难者究竟伤在哪里，可这时他竟忘了，事情太大，使他痴呆。以“不做工就是吃冤枉”为行动指南的赵开发老头，感到今夜的遭遇如同山崩地裂，忽然压垮了他家的房子一样，非常可怕。他十五岁进纺织厂当勤杂工，像毛驴一样任人骑，任人打，任人扔一把麸子或草梗吊住性命混到一九四九年。人民解放军开进北京那天，街上锣鼓喧天，红旗猎猎，工人们大都走上街头参加欢迎队伍去了，三十七岁的赵开发只在工厂的铁栅栏后面窃窃望一望那骑在高头大马上的穿黄棉袄的军人。他不大相信，这些骑马拿枪的军人会给他带来什么好处。他从小住在北京，见过的军人可不少了，有戴平顶帽的北洋军，有穿黄衣服的国军，有穿大皮靴的日本军，有像黑衣强盗似的满洲军，还有各式各样的警察、宪兵和不穿军装腰间别着手枪的密探。所有那些军人都没有给他带来好处，有的喝斥过他，有的鞭打过他，有的强迫他脱下衣服搜身。所以，他对军人从来没有好感。可是自从人民解放军进驻北京以后，没有打过他，没有骂过他，更没有强迫搜他的身。并且在不久以后，他由勤杂工变成了机修钳工。工资增加了，生活变好了，儿子也上学了。从此他才认定一个道理，军队也并非都是坏的，他把自己的生活变化全部归功于一九四九年进城的人民解放军。只是在后来，经过许多政治学习以后，才知道还有共产党，还有决定一切的毛主席。但是印象最深的还是那有鲜明标志的解放军。二十年来，那支军队经过了几次改装，一会儿戴鸭舌帽，一会儿戴船形帽，一会儿佩肩章，一会儿佩领章，近几年来又忽然把帽徽领章都改了。无论怎么变来变去，赵开发总觉得他们当中所有的人过去都是穿大棉袄佩白底红边符号的，只有那一身穿戴最好看。当然他也并不反对穿呢大衣，因为赵开发自己已有皮大衣了，难道那骑高头大马走进北京城的军人们就不可以穿一穿呢大衣？他是一个老实人，老实人的感情最为真挚，也最持久。他热爱解放军，敬佩所有穿军装的人，相信在解放军里一切都十分高尚、纯洁，所有的人都非常有教养，懂礼貌，爱护老百姓，在他们里面绝不会有嫉妒、猜疑、尔虞我诈。因此，当他的独生儿子也有幸参军时，他高兴得不得了。自从儿子参军以后，赵开发已百无忧虑了，好好地做工，安宁舒适地过日子，准备在退休以后，也依附儿子搬到部队去住。文化大革命以来，他曾看见过一种传单，上面有军队的大干部挨斗的照片，为了这，还专门给儿子写过一封信、要他尊敬首长，不要胡闹，不学坏样子。可是儿子回信时并没有正面谈到这方面的问题。儿子已参军四年了，总共只回来了两次。每次回来，赵开发总要问他看见过大首长没有，问他们部队有没有在一九四九年骑着高头大马进北京的人，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多大年纪了，身体好不好，问得他儿子常常答不上来。老头早几年就跟儿子讲过，他要到他们部队去一趟，看看他们是怎样过日子的，尤其要见一见他们的首长，讲几句话，坐在一起呆上半个小时，那是很大的光荣。由于厂里的生产总是那么忙，他一直找不到机会去看儿子，也一直没有跟他们的首长在一起坐过。今天他意外地遇见了一个军队的首长，并且成了这位首长的救命恩人，赵开发简直怀疑这是一场梦。天安门上的戏剧，金水桥下的呻吟，都是不可能发生的怪事，简直太荒唐，太难令人置信了。可是，那不幸的遇难者看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