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赵大明反问，“那么你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实质到底是什么呢？”
“这还不懂？矛头对准走资派，这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实质。”范子愚说，“毛主席可真是想到我们革命群众的心窝里去了！”
这话说得那么激动，那么诚恳，那么动感情，赵大明听了心中一热，也就忘了深究范子愚的定义对不对了。
“第三个问题……”范子愚指着酒杯，“你喝酒吧！慢慢儿来，我今天不想睡觉了，现在这年头，革命积极性靠自己。来，喝！腊肠吃完了还有。”他举起杯一饮而尽，“第三个问题是我重点要跟你谈的问题。我在北京遇到一个地方造反派头头，看样子背景很深，显得很老练，一个满不在乎的样子，他告诉我，造反要有后台。这个话不要公开去讲，咱们心里知道就行了。不光要有后台，还要有硬后台。聂元梓写出全国第一张革命大字报，你以为是她自己瞎碰的？不是，她有后台，早有消息说，她有人支持。这就是内幕，你懂吗？造反可不能光是咋咋唬唬，造反有造反的艺术。你说我们的后台找谁呢？”
“找陈政委？”赵大明试探地问。
“不，陈镜泉不行。刚才我们把他一斗，就知道八成啦！他拼命否认我们这里存在着反动路线，这说明什么？至少说明他路线觉悟很低，他怎么可能支持我们造反呢？说不定他正好是刘少奇那边的人呢！”
赵大明听了吃一惊，心里知道的情况不敢说。
“你看彭司令员怎么样？”范子愚说，“我早就听人讲过，彭司令员有个外号叫炮兵司令，意思是说，他正派、耿直，喜欢放大炮，跟陈老总一样。这种人，一般都是没有大问题的。”
“对了！”邹燕兴奋地坐起来说，“大明你跟彭湘湘要好，你可以经常到司令员家里去，谁也不敢阻止你，你就当联络员吧！”
“不要你多嘴，你不保皇就行了。”范子愚训斥她说。
“你不让人家革命？假洋鬼子！”
“那还要看看你的实际行动。”
“革命人人有份，造反不分先后，你听见过没有？大明，他不许咱们造反，咱们自己成立战斗队，你当头头。”
赵大明觉得他们夫妻俩很有意思，忍不住笑了。
“他是要当头头的，”范子愚说，“可不是当你们的头头。大明，我告诉你一点形势，目前我们全团已经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参加了我们这个组织。还有很多人提出了申请，我现在还要考虑考虑要不要他们参加。除了我们这个组织，别的都没有搞头，都是保皇的。”他转对邹燕说，“你想参加我照顾你一下。”
“谁要你照顾！”
“那你就别参加。”
“我去找另外几个头头去。”
“好了好了，你就让她参加吧！”赵大明打了个圆场。
“看在你的面子上，”范子愚说着转对邹燕，“你放心睡觉吧！”
邹燕仍旧不睡，干脆把棉衣穿上了。
“怎么样？你当一个头头。”范子愚对赵大明说，“你负责抓宣传工作，你笔头子硬。林副主席讲，枪杆子笔杆子，干革命就靠这两杆子。就请你发挥你那笔杆子的作用吧！现在这年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再就是，你还要担负一个特殊的、非常重要的、关系到造反派命运的联络工作。不要你联络别的，专门联络上头。你看怎么样？”
“干吧！大明，别犹豫了。”邹燕也鼓动他。
赵大明到这时才算是完全明白了，说了半天，目的是在最后一句话上，“专门联络上头”，原来如此！
“你表个态呀！”范子愚在催。
赵大明知道，目前自己的表情一定是很不自然的。忽然想起，他们在北京串联，难道关于彭司令员的事，连一点风声也没有听到吗？决定问问：
“老范，你们在北京有没有见到吴法宪司令员？”
“哦，见了。”范子愚激动地说，“我告诉你呀，咱们空军的吴司令员可真是叫人感动。我们在那里开过一次斗争会，主要是斗他，还有一些别的领导干部。其中吴司令员的态度最好，一再主动向台上的毛主席像请罪，叫他低头就低头，口口声声罪该万死，执行了反动路线，并一再请求革命群众教育他。他还说，无论什么时候需要批斗他，通知一声就行了，随喊随到。我们问他对斗争会有什么看法，他说，‘我完全支持同志们的革命行动。大家斗我是爱护我。’你看，多有水平！跟陈镜泉完全两样。我告诉你呀，”他凑近赵大明的耳朵神秘地说，“吴法宪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成员，绝对可靠。”
这句话等于是宣告：彭司令员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敌人。赵大明的头脑中轰的一声响，再也不能保持平静了，他需要马上离开，关上房门独自仔细地想一想。
范子愚见他半天不做声，以为他是不敢起来造反，便进一步激发他说：“这一回，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次大考试，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是红的、白的还是粉红色的，都得考验出来，你看着办吧！”
赵大明含含糊糊地敷衍了几句，回宿舍去了。
转眼已到天亮，赵大明主动跑来敲开了范子愚的门，他脸色铁青，两眼通红，十分激动地对范子愚说：“老范，为了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一定和你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不管付出多大的牺牲，也在所不惜。”说到这里，声音哽住了，眼泪忍不住噙满了眼眶，他颤颤抖抖地说完最后一句话，“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但是，我们不要找什么后台，革命从来不靠救世主。”
范子愚大概是没有睡醒的缘故，望着赵大明发痴，好像没有听明白似的。倒是邹燕细心，在赵大明走了以后，她对范子愚说：
“你看赵大明，到底是工人的儿子，人家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感情多深！说着说着就流泪了，一点儿也不做作。”
第四章 夫妻·战友
彭其将军决心砸烂钢琴，邬秘书领命去找锤子以后，他有点后悔了。心中感到一种痛楚，像沾着滚油似的，不仅不能甩脱，而且在慢慢化开，烧灼着将军的心，那颗在战火中熔炼出来的、比钢铁还硬的心。他不知自己为什么会发那么大的火，难道这琴声与将军心中的大事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吗？难道琴声一断就能使敌人的喧嚣也随之了了吗？心中容得下十万个儿子（他的战士），难道就容不下一个女儿吗？他从一个沉重的磐石底下挣扎着抽出那颗心来，也这么偶然地想一想被他遗忘的家事和那些可怜的亲人。
他是一位将军，他同时也是一个父亲。二十二年前，在东北一个简陋的城郊农舍里，孩子的妈妈生下了女儿，用一件缴获日本人的旧军毛毯裹上。孩子的爸爸骑着马从前线回来，准备召开作战会议，在指挥所这头踱到那头，那头踱到这头，一会儿坐在火边扒着地上的柴灰，一会儿仰卧在炕上望着屋顶出神。警卫员先后三次向他报喜，他都是“唔”一声过去，好像这孩子与他是没有任何关系的。直到第二天把会开完了，他又要出去了，这才用短刷子一般的下颊去把那闭着眼睛的孩子碰得哭了几声。孩子妈妈问起名字的事来，他没有时间考虑，随便说道：“要准备打回老家去了！离开湖南快二十年，不光没有死，还能带个孩子回去，真不错，就叫她湘湘吧！”从那时起，一直到全国解放，在华中一个大城市定居，孩子是怎样长到能爬凳子的，他心中无数，好像只过了一夜就什么都变了，孩子也就能爬凳子了。尽管这是惟一的孩子，但父亲曾经关心过她多少？自小以来就烦着她，对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出去！出去！”
现在，她是怎么混到大学毕业的，爸爸也不知道。好像所有的孩子都是这样长大的：一眨眼她就走路了，一眨眼她就背书包了，一眨眼她就比妈妈还高了，再一眨眼，也许她已经飞到什么遥远的地方去了。彭司令员目前正处在最后一次眨眼的时候，又是那么不平常的时候，却要做出这样的事来，用钉锤去捶她的心。何苦呢？他后悔了，他在内心很想把秘书叫住，叫他不要去砸了。但这一点他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就同一颗炮弹射出了炮膛，再想收回是做不到的。必须让它去爆炸，落在哪里就在哪里爆炸，尽管那里摆着将军最心爱的一盆花。从他在红军当连长时开始，就因为这个性格使他获得了许多次看来毫无希望的胜利。这个性格随着他职务的上升而稳定下来。已是老年的人了，怎么能改变他从一生经验中凝成的个性呢！他什么时候都没有忘记他是一个军事指挥员，对待任何一件小事都联系到指挥千军万马的战役。湘湘如果是懂事的孩子，应该原谅她的爸爸。
孩子的妈妈推门进来了。
“早点休息吧，天天这样……”
他没有做声，也没有看他的妻子，半卧在藤睡椅上，望着那墙上的电灯开关。右侧茶几上有一只景泰蓝烟缸，烟缸里躺着七八根只烧了三分之一的中华牌香烟，还有一根点着的带着半寸烟灰在冒烟。许淑宜见房里空气不好，艰难地走到窗前，拉开帘子，把窗户打开一半。
“钢琴已经锁了，钥匙我拿着，再不会吵你了。”许淑宜把钢琴钥匙亮给他看。
他没有做声，只深深地吐了一口气。
“你每天这样怎么行啊！”许淑宜坐下说，“唉！我的腿又不争气，陪你出去走走都不行，你自己去散散步吧！”
“不，”彭其摇摇头说，“不要叫别人看见我这副脸。司令的情绪会影响部队。”
“你这样下去怎么办呢？”
“怎么办？等着他们来吃掉我。”
“唉！”许淑宜无可奈何地摇着头说，“你呀，你就是那个脾气改不了，见什么不对就要说，不该你关心的你要去关心。这一回，可真是要好好接受教训了！”
“你不要提这个，不要提这个。”彭其有点烦躁，“脾气，我知道，我是吃了它的亏。但是，我不能改，我改不了。参加革命四十年，我都是这个脾气，都过来了，惟独今天就过不去……”
“现在情况不同了，你还照老规矩办事。”
“什么不同了？党还是那个党，军队还是那支军队，人还是那些人。”说着，他沉思起来，喃喃念道，“是啊！有一点不同了，现在没有战争，敌人隔得远了！”
“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到底是不是想夺吴法宪的权呢？”
“我……唉！”他深深地叹一声，无尽冤情不知从哪里说起，“你跟我在一起二十多年，难道还不知道我的为人？自己去争点什么，抢点什么，我当小孩子的时候，就知道情愿自己吃点亏。二十年苦战沙场，近二十年和平司令，我哪一回把危险让给别人，把好处留给自己？你叫那些跟我一起出生入死打过来的老头子说说看嘛，彭其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还真是敢说一句硬话：行得正。”他闭上眼睛，委屈地摇着头，“可就是叫你坐不稳啊！”又坚毅地抬起头来，“我为什么要提那个意见？我是为空军着想啊！靠搞卫生出名，华而不实，形式主义，影响全军全国，为害不浅啊！要不要总结一下教训？可不可以拿到会上来谈谈？共产党嘛！唯物主义嘛！存在缺点怎么不能说呢？说了为什么要挨整呢？”
“你们到底是不是想罢吴法宪的官？”
“这……唉！这从何说起哟！”他焦头烂额，有苦难言，“吴法宪是……他的官，我们能罢得了吗？”
“那……林副主席为什么说你们是罢官夺权呢？”
“这……我直到今天也跟你一样，不知道那为什么是罢官夺权。但是，我没有权利否定林副主席的话，也不敢猜测林副主席为什么要那样说。我在主观上从来不想反对林副主席。”
“你在北京怎么不找林副主席谈谈？”
“你想得好天真啰！”
“给林副主席写封信去？”
“没有用，没有用，”他连连摆手，“你不懂，不懂啊！”
“那……那怎么办呢？我看你天天这样，会熬出病来呀！”
“唉！我这个病已经上了心，没有办法治啰！就是不算我的账了，我的病也不会好的。我担心我们党，我们军队……唉！一个人想的事大多！”
“你不要想那么多嘛！我们自己想的也不见得对。”
“是啊！当初我要是不想那么多，也就不会有现在这些苦恼了。”
“以后接受教训吧！”
“不行！等不得以后哟！光是这一回就过不去啦！”
“不是要你回来主持工作吗？”
“这是政治家的安排，懂吗？政治家的方法曲折多变，不像我这个打仗的，通！炮弹出去，不能拐弯。在这样一个运动当中，叫我带着一个错误尾巴主持工作，我管也不好，不管也不好。管错了，错上加错，不管，也是错上加错。无论我怎么样，都是完蛋。”
“不会像你这么说的吧！我们党在历史上哪有过这样复杂的时候？一个党员，只要对党忠诚，不是有意干坏事，错了，下回改正嘛！怎么会……”
“你不懂，你不懂，这是新时期的新政治，不像过去了，你还看不出来吗？你呀！……你呀……”
许淑宜低下头去，默认自己是不懂的。彭其望着她，坚硬的眼光变得柔和起来。他想起，她，一个充满热情的女学生，勇敢地离开父母，从遥远的江南，历尽艰险跑到延安去，到那里学着搞政治。那时她居然能说服一字不识的农村妇女参加抗日工作，人家都很信任她，把她看成了不起的人物，把她当成做人的老师，把她假定为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具体形象。她先后引导十几个妇女跟她走上同样的道路。后来她还当过一个科学研究机关的党委书记，领导那些戴眼镜的和秃了顶的知识分子，给他们讲政治，给他们谈国际斗争，给他们当中的积极分子上党课。他们也很信任她，并且尊敬她，有不少青年人是在她签字的党委批准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他们自己的新的政治生活。她是一个这样的人，干了二十多年政治工作的人，到头来却不懂政治了。她那二十多年快三十年的政治生涯是怎么过来的呢？难道是糊里糊涂让脸上爬满了细纹不成？
许淑宜打断他的思路说：
“你知道，你的心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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