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适合右派。沙利文和雷诺兹赢得了“战争博客”的绰号，因为他们的博客在“9·11”事件的劫后余波中，对反战分子和反犹主义发出怒吼。博主们把主要精力放在揭露主流报纸和电视台劣质的“自由主义”报道上，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纽约时报》的揭露。博主们在解雇《纽约时报》执行编辑豪厄尔·雷恩斯（Howell Raines）的问题上，起到了煽动性的作用。
保守主义思想也在以一种技术含量较低的形式，沃尔玛之类的超市里传播。许多大销售链是以南方为基地的，它们为一些保守派的产品提供了帮助，并保护右派公民免受低俗的自由主义的侵害。沃尔玛帮助推动以谈论蔬菜为特点的基督教卡通系列《蔬菜总动员》（Veggie Tales）的销售，它占了该系列销售的1/4。＇8＇有关基督教世界末日的《末世迷踪》（Left Behind）系列丛书，也是从沃尔玛开始销售的。与此相反，由于男性成人杂志《马克西姆》（Maxim）太过于色情、歌手埃米纳姆（Eminem）太过于粗鲁、歌手谢里尔·克罗（Sheryl Crow）太过于露骨（她曾唱过一首有关沃尔玛出售枪支的歌），因此，他们的作品在沃尔玛都不见踪影。
虽然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商在为保守派媒体尽心尽力，但保守派媒体就高兴了吗？一点也不。拉什、比尔和肖恩一类的人永远都担心他们依然是面临被吞没的危险的少数。描述媒体片面性的右派书籍上升到畅销书榜首，如伯纳德·戈德堡（Bernard Goldberg）所著的《偏见：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知情人揭露媒体如何歪曲新闻》（Bias：A CBS Insider Exposes How the Media Distort the News），以及安·库尔特（Ann Coulter）所著的《诽谤：左派关于美国右派的谎言》（Slander：Liberal Lies about the American Right）。2002年戈尔的指责只是激起了更多的抗议之声。任何傻瓜都能看得出来，重要的自由派报纸和电视频道的数量大大超过右派所拥有的数量。如今，右派劫持媒体的那些畅销书，左派人士也能够轻易做出来，比如阿尔·弗兰肯（Al Franken）于2003年所著的《谎言和正在说谎的说谎者：对右派公平平衡的观察》（Lies and the Lying Liars Who Tell Them：A Fair and Balanced Look at the Righ）。至少，福克斯电视台和博客平衡了竞争。右派专栏作家的数目前所未有地多：乔治·威尔、威廉·萨菲尔（William Safire）以及《华尔街日报》编辑部作为保守派象征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出现在全国各地特稿专页上的，是克劳萨默、巴龙、布鲁克斯、克里斯托尔、布特和弗鲁姆一类的名字。
右派为什么会赢
河右岸在华盛顿的思想战中获得的巨大胜利绝非夸大其词。右派智库现在是两党都用的资源。2002年，数位民主党人［其中包括比尔·克林顿先前的心腹拉姆·伊曼纽尔（Rahm Emanuel）］曾现身传统基金会举行的新国会成员培训课程。拜访一位民主党参议员时，在其办公室里既有可能看到《政策评论》和《旗帜周刊》等杂志，也有可能看到《纽约书评》和《国家》这样的杂志。哪里有思想，政治家就会找到哪里去。
为什么保守主义思想会变得这么重要呢？毕竟，得到资金支持的只有一小部分自由派智库和杂志。与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麦克阿瑟基金会这样的庞然大物相比，保守派的大型基金会只是小巫见大巫。布拉德利基金会一年分发出的钱，还没有福特基金会一个月的多。美国自由派首先要去拜谒的，是美国最大的报纸《纽约时报》、美国多数的网络新闻组织机构和美国那些巨型大学。简而言之，左派一方有更多的智慧、金钱和资源。然而，无论是在提出具体的政策方面，还是在改变总的舆论方面，左派施加的影响都不如右派。
当然，这部分是因为权力的作用所致。由于白宫和国会都为共和党所把持，自由派的思想就更难为世人所知。大多数保守派会说，这也反映了思想的质量。尽管带有党派偏见，但此话有一定的道理。无论好坏，在过去20年里，大多数能激发人们兴趣的思想都源于右派——就像在韦布时代它们源于左派一样。如果不是因为保守主义思想比自由主义思想更具活力，那么小布什也就不会在白宫，美国军队也就不会在巴格达，而我们当然也不会写这本书了。
但是，河右岸的杰出表现还与他们的关注点和信念密不可分。保守派基金会确切地知道他们所要的东西——以保守主义的方向改变世界，他们也确切地知道如何达到目标——用思想影响政策制定。他们的自由派对手则更加混乱。福特基金会坚持“增强民主价值，减少贫穷和不公，促进国际合作和人类进步”。这些目标都很高尚，但也几乎使任何项目都变得正当合理。自由派基金会仍然参与部分公共政策领域的竞争，但他们把大部分精力放在“草根组织”和各类“社区项目”上，其中很多项目是海外的。福特基金会在第三世界有13个办事处，忙于帮助诸如尼泊尔查提斯毛加（Chattis Mauja）的村民“获得参与运河规划进程”的项目。相对于美国企业研究发起的有关“伊朗的未来：毛拉体制、民主和反恐战争”的辩论，福特基金会的善行对世界固然有好处，但对于所关注的运动却没有什么帮助。
保守派对其事业的信念，其执着程度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回想1973年传统基金会成立之时，除了最最忠诚者之外，谁会有勇气甘愿受朋友嘲笑，在这样一个保守派智库中工作呢？即使这些先驱者如今有钱有势了，保守派智囊中还是存在许多狂热而不健康，但却令人愉悦的东西。在布鲁金斯学会或外交关系委员会，老普雷斯科特·布什定会有宾至如归之感，而如果他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身处卡托研究所有关“我赞成：为毒品使用辩护”（Saying Yes：In Defense of Drug Use）［这是雅各布·沙鲁姆（Jacob Sullum）2003年5月29日的一个谈话题目］的研讨会，他可能会想要去通知警察。保守派媒体有同样的专注和信念。格罗弗·诺奎斯特认为，“保守派新闻界是自觉的保守主义，是自觉的保守主义团队的一部分。自由派新闻界要比保守派新闻界大得多，但与此同时，它却把自己看成是权势集团的新闻界。因此它充满矛盾冲突，有时候它认为自己对两边都要提出批评”＇9＇。保守派学者在竞争企业研究所（petitive Enterprise Institute）之类的机构主持的社会事件讨论会上愉快地发表讲话，或者以参与者而非中立观察者的身份参加诺奎斯特主持的周三上午的聚会。
以同样的精神，保守派智库比自由派智库更冷静。许多自由派基金会及中立的基金会让人感觉把持基金会的那些人只是为了谋生。基金会的存在只为维持其人员——尤其是董事会的大人物和善人——的生计而已。相反，保守派智库像企业一样运转，其产品就是推进保守主义革命。1985年，迈克尔·乔伊斯一接手布拉德利基金会就告诉保守派，不要指望把得到基金会的钱看作是一种权利。
这场管理革命的领路人是传统基金会。埃德·福伊尔纳之所以把传统基金会的旗舰《政策评论》杂志卖给胡佛研究所，只不过是因为他认为可以把钱花在更好的地方。在营销方面，传统基金会推销保守主义思想的激情，丝毫不亚于可口可乐公司推销汽水。它为忙碌的国会议员发明了两页纸的摘要；亲手将研究报告递给国会成员和各行政部门首脑；它备有彩色的索引卡，简练有力地陈述保守派的立场，这对于应邀去做脱口秀的国会议员来说真是天赐之物。人们发现许多民主党人带着愧疚的心情向传统基金会的手册求教，原因就是这些手册实在好用。
据埃里克·奥尔特曼（Eric Alterman）说，传统基金会的电脑里存有3500多个记者的名字，这些名字按专业分类。传统基金会的工作人员甚至打电话给记者，向他们保证基金会有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传统基金会的所有研究报告都提供两页纸的简便摘要，并努力使之变成特稿专页。这家智库还有两个电视演播室和一家网站（Townhall。），该网站提供每天收集到的保守派文章和各种方便的链接。这些链接无所不包——从最新的保守主义事件到传统基金会对安乐死的立场。
传统基金会使河右岸具有另外一个特点：右派特别善于“面面俱到”。传统基金会的散乱方式与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理性工作之间存在一种古怪的协同关系。美国企业研究所使知识分子能够思考重大的问题：你可以同约翰·洛特（John Lott）谈论枪支问题，他的态度最好不过地反映在《枪支越多，犯罪越少》（More Guns，Less Crime）这本书中；你也可以同克里斯蒂娜·霍夫·萨默斯（Christina Hoff Sommers）谈论学校里的性别歧视，她认为男孩比女孩在学校更处于劣势。传统基金会更关注国会中那些需要坚毅果敢精神的事情，这使保守派可以对自由主义正统从两个方向发起进攻——美国企业研究所通过远程轰炸来削弱自由派权势集团，而传统基金会则派遣地面部队占领土地，使之变成保守派的领地。
新的权势集团
如果以另一种方式来看待右派的胜利，人们发现，在小布什的领导下，保守派终于成为一个权势集团了。这部分是一个年龄问题。像传统基金会的埃德·福伊尔纳和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克里斯·德穆思这样的人，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是华盛顿的常客。现在，他们完全像自由派权势集团的显贵一样，成为了华盛顿统治阶层永存的一部分。曾经的愤青现在是居家豪华的显贵，并要去白宫赴宴了。
保守派权势集团和任何权势集团一样，也为人们提供晋升的阶梯。现在，保守派思想家可以在保守主义运动的温情拥抱中度过一生：学生时代为某个保守派基金会资助的校园报纸工作，然后成为传统基金会的年轻实习生，最后成为美国企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转到保守派的地区性智库芝加哥大学工作，并在即将到来的共和党政府中任职。每个阶段都有许多机会。你对经济学感兴趣吗？那么乔治·梅森大学的人文科学研究所（Institute for Human Studies）为期一周的项目可以帮助杰出的学生熟悉自由市场思想。你是新保守派吗？那么你的首选应该是布拉德利基金会，但你或许应该匆匆造访一下美国企业研究所，并且应该有个人在《旗帜周刊》上介绍你。你是共和党的忠诚分子吗？那么斯凯夫信托基金适合你，不过你可能会在传统基金会找到一个栖身之所。你是自由意志论者吗？那么你应该联系科克家族，在卡托研究所和胡佛研究所有许多人能助你一臂之力。河右岸使它那些最成功的成员名利双收——为他们提供报纸专栏，让他们定期在福克斯电视台上露脸，使他们为保守派听众演讲而得到丰厚的报酬。
迪尼希·德索扎（Dinesh D'Souza）是得到权势集团庇护的一个例子。德索扎是土生土长的印度人，1978年来到美国的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念书。在那里，他创办了保守派报纸《达特茅斯评论》（Dartmouth Review），这份报纸部分由欧文·克里斯托尔教育事务研究所资助。德索扎撰写杰里·福尔韦尔的传记，在里根政府干了一段时间的政策分析员，还担任传统基金会《政策评论》杂志的临时编辑，他的保守派身份增辉添彩。他作为奥林学者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度过20世纪90年代，在此期间，他著书批判自由派大学和平权法案的邪恶，颂赞罗纳德·里根的美德。这一切都是在他40岁生日之前完成的。德索扎现隐身于西海岸的胡佛研究所，依然是一位多产的作者。
自由派权势集团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过许多弱点，新权势集团也同样如此。其中之一是偏见。狂热可能会带来智慧之火，可却不会一直客观。批评家在窃窃私语，保守派智囊更热衷于兜售意识形态，而不是催生新的思想。美国企业研究所和卡托研究所因自认为是“没有学生的大学”而侥幸避免陷此窠臼。但传统基金会不就是在兜售白宫路线吗？许多“研究”只不过是意识形态战的武器而已。当然，中立派的布鲁金斯学会比保守派组织更好地抵制了这种屡见不鲜的意识形态把戏。布鲁金斯学会在学校选择问题上与自由派正统划清了界限，至少他们不认为“学券制”是件好事。＇10＇传统基金会则几乎不会以这样的意识形态异端邪说来震惊世人。
河右岸的另一大危险是内向性。在智库度过一生的人倾向于为激进主义冒风险。问一位智囊是否需要一种戏剧性的解决方法，无异于问一个野蛮人要不要理发。河右岸似乎在煽动极端主义。比起确定美国学校、医院和政府职能的那些具体细节的问题，保守派更关注把自由企业带到外太空、取消政府部门或推翻沙特阿拉伯政府的研究报告。20世纪60年代，自由派知识阶层把视线转向越南，没有注意到美国街头发生什么事情，因而失去了影响力。目前，右派知识阶层醉心中东，同样的命运也可能降临到他们的头上。
此时此刻，河右岸虽然完全控制了局面，但弄清保守派局势的最好办法是明白，自由派正试图建立自己的此类智库。30年前保罗·韦里奇创建传统基金会的时候，有意识地效仿自由派权势集团建立他的保守派反权势集团，现在自由派开始回敬了。比尔·克林顿的最后一位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波德斯塔（John Podesta）创办了一个新的智库——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据说是传统基金会的翻版。杰出的民主党政治家无疑认为，被各种利益集团所支配的民主党非常需要这样一个机构带来一些关注点和前瞻性的思想。
希拉里十分坦率地承认过，毫无疑问，民主党需要一些“新的智力资本”。＇11＇然而保守派的优势不仅仅表现在思想上，还在于它拥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