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中有几百人来到伯克利分校的人民公园，在那里进行了一场闹哄哄的爱国主义表演（据参加者说，那些在公园里打盹的无家可归者也被吵醒了），使人民公园骚乱（the People's Park riots）（6）34周年纪念日蒙羞。他们挥舞旗帜，歌颂美国，唱起《星条旗永不落》（StarSpangled Banner）和《美丽的亚美利加》（America the Beautiful）。有一位参加者自夸道：“我们就像海军陆战队几周前涌进巴格达解放那座城市一样，涌入伯克利分校准备迎接战斗。”
这种激进保守主义的爆发与年轻人的观点稍稍向右偏转是一致的。在18岁至29岁的选民群体中，鲍勃·多尔以19％的差距失去他们的支持，而在2000年和2004年，小布什则分别以2％和9％的差距失去其支持。2003年10月，美国有线新闻网、《今日美国报》和盖洛普联合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尽管在18岁至29岁年龄阶段的人中，最大的政治群体是持中间立场的人（45％），但相对于只有24％的人认为自己是民主党人，更多的人自认为是共和党人（30％）。他们的态度产生了深刻的变化。美国学生对收入再分配所持的怀疑态度令人吃惊——相对于1995年的66％，2002年只有50％的学生认为富人应该缴纳更多的税。相反，尽管春假期间的活动表明他们行为大胆（更不用说那些《放荡少女》碟片），但他们却也对60年代那代人《荒唐阿姨》（Absolutely Fabulous）（7）式的价值观感到紧张不安。2002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高等教育研究所（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发现，与1987年的51％相比，只有42％的学生赞成一夜情；与1989年的66％相比，只有54％的学生认为应该使堕胎合法化。2003年哈佛大学政治研究所（Institute of Politics）对本科生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60％的学生反对合法使用大麻，略高于一般人对此看法的比例。他们对于使用美国的军事力量持令人吃惊的同情态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民意调查发现，45％的大学新生支持增加军费开支，这一比例是1993年的两倍多。哈佛大学的民意调查还发现，3/4的学生坚信，美国军队在所有时候或大部分时间内都在“做正确的事情”。而1975年，这一数字是20％。
为什么保守主义阵营中会出现这种高涨的情绪？其中一个原因是想整一整美国左派学院权势集团。在众多教师里，纳德主义者（Naderites）的人数超过了共和党人。诱惑教授的方式之一是建立枪支俱乐部。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枪支俱乐部吹嘘拥有120名会员，是在校生人数的5％。亚历山大·沃洛克（Alexander Volokh）于2001年创办了这个俱乐部，会员们被带到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个射击场射击——这一行程不仅跨越了州界，也跨过了文化鸿沟。哈佛校园里禁止枪支，而新罕布什尔州的那个射击场的牌子上则写道：“13岁以下免费。”沃洛克还在校园里举行一系列广泛的以枪支为主题的活动，包括放映“正常人使用枪支行善”的影片。另外有个学生在《哈佛法学纪事》（Harvard Law Record）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发现半自动武器的乐趣》（Discovering the Joy of SemiAutomatic）的文章。在女子学院霍克山学院（Mount Holyoke）——一所使人们更快地联想到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8）而非查尔顿·赫斯顿（Charlton Heston）（9）的大学——学生们成立了第一个“《第二修正案》姐妹协会”（Second Amendment Sisters）大学分会，该协会是一个全国性的支持持枪权的妇女组织。
更为严重的是，目睹过“9·11”事件的学生似乎与越战年代的教授之间已经存有鸿沟。哈佛的民意调查发现，2/3的学生赞成与伊拉克开战。支持战争的团体竟然在布兰代斯大学、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这样的自由派大学校园里冒了出来。在麦迪逊市的威斯康星大学——越南战争时期反战抗议的大本营之一——一位学生报纸的专栏作者竟然申斥一位因为去参加反战示威而没有上课的教授。＇7＇在阿穆赫斯特学院，当40位教授拿着反战标语游行到餐厅的时候，许多学生在口头上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保守主义运动将目睹过“9·11”事件的一代看作是自己走向康庄大道的基础，因此花大气力来招募年轻人。“大学共和党人”在华盛顿的会议与美国青年基金会（Young Americas Foundation）的会议同时举行，后者是威廉·巴克利的“为了自由的美国青年”组织衍生出的远系支派。美国青年基金会组织会议和研讨会，将有前途的保守派学生带到里根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德尔谢洛农庄（Rancho del Cielo）（这是该组织“为挽救美国”的一处圣地）。“联邦主义者协会”（Federalist Society）为年轻的保守派律师提供社会关系网。“学院网络”（the Collegiate work）每年向58份学生报纸分发20万美元，并将有抱负的保守派记者送到华盛顿，接受像弗雷德·巴恩斯这样的保守派新闻业大师的指点。“学院网络”的姐妹组织“校际研究所”（Intercollegiate Studies Institute）出版了一份嘲讽政治正确性的杂志，并廉价兜售保守主义的经典著作（巴里·戈德华特的《保守派的良心》只要花2美元就能够买到），还将颇有抱负的乔治·威尔斯（Gee Wills）送到牛津市的暑期班，拜在德高望重的保守主义者罗杰·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的门下。
保守主义运动不仅对培养未来的领袖感兴趣，年轻的活动家现在也是有用的选票吸收者。当老大党在2000年的基层战中失利时，他们向莫顿·布莱克韦尔求助，布莱克韦尔是1964年旧金山牛宫共和党大会上最年轻的戈德华特派代表，他多年来一直倡导“深层接触的政治”（hightouch politics）。1979年，他创办了领袖研究所，以训练年轻的保守派如何在公众场合演说，如何在电视上展现自己，尤为重要的是，如何进行竞选。现在，“深层接触的政治”是共和党总部一切激动情绪之源。2002年，“大学共和党人”为共和党提供了一线的力量，在大学里为选民登记注册，让他们去投票（该组织主席宣称，他们缠着30万人去投票）。另外一个团体“老大党年青一代”（GenerationGOP）（10）说，它在阿肯色州使到场投票的年轻人增加了2000人，这不只是因为年轻人血气方刚。保罗·韦尔斯通（Paul Wellstone）遇空难死亡后，在明尼苏达州与沃尔特·蒙代尔进行的激烈的参议员席位竞选中，诺姆·科尔曼（Norm Coleman）声称，是“大学共和党人”提供的资源和人力使他获得了胜利。
这些年轻的活动分子正在改变老大党，使之充满活力。他们中大部分人是辛勤工作的中产阶级——与过去代表着共和主义的那些生活舒适的学院派正好相反。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得不拼命工作以支付每年上大学所需的2。5万美元，因此他们对减税充满热情。他们对权威常常表现出不恭。他们是听着“比维斯巴特德”音乐（BeavisandButthead）（11）长大的共和党人，而不是像普里斯科特·布什那样听着“理发店四重唱”（Barbershop Quartet）长大。尽管他们有入侵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这样的古怪滑稽之举，但是他们比老一代保守派更宽容——他们在同性恋婚姻问题上思想开明，在种族问题上思想自由。不管老大党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它至少在使自身重新充满活力方面做得不赖。
激情似火的妇女
对许多自由派来说，“保守派妇女”这种说法就像“保守派学生”一样充满矛盾。妇女怎么可能支持一个反对堕胎选择权或者让汤姆·“锤子”·迪莱这样的男性担任国会领袖的政党呢？这种诧异反映的不仅仅是一种偏见——20世纪50年代以来，女性作为一种性别群体一直远离共和党。许多妇女认为，共和党没有能够适应变化的世界，妇女已经自己赚工资，并能够掌握自己的生活了。
妇女投票的变化非常明显。1956年，妇女更青睐艾森豪威尔，而不是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前者的妇女支持率比后者高出26％。1960年，妇女对满脸愁容的理查德·尼克松的支持率要比生气勃勃的约翰·F．肯尼迪高出7％。然而自从甲壳虫乐队推出首张黑胶唱片以来，妇女就大大地向左转了。1980年，罗纳德·里根得到男性选民和女性选民的支持率分别比吉米·卡特高19％和2％。而比尔·克林顿则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妇女的选票。在2000年的总统选举中，小布什和阿尔·戈尔得到的男性选民和女性选民的支持率分别是53％比42％和43％比54％。＇8＇约翰·朱迪斯和瑞·泰克希拉指出，在戈尔获胜的19个州里，他能够取胜只是因为女性选民填补了男性选民的缺席。＇9＇
所有的大型妇女组织都是中间偏左的。大多数著名的女权主义者指责保守派对堕胎和妇女的社会角色持有尼安德特人式的观点。支持女性候选人的“埃米利的名单”组织（Emily's List），募集的钱款几乎全给了民主党。至于学术界，在我们对全美校园进行的游历中，至今尚未遇见过一位保守主义女教授，并怀疑我们可能永远也遇不上。
然而，保守派妇女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2000年，50％有孩子的女性和56％年收入高于7万美元的女性把票投给了小布什，最有趣的是，34岁以下的妇女投给小布什的票略高于戈尔（49％比46％），这是自1980年以来所有年龄阶段的群体中性别差距的首次消失。＇10＇各年龄阶段的妇女在堕胎、医疗保健和强制控制等问题上，比男性更可能持自由主义的立场，但是她们在犯罪和犯罪惩处方面则持保守主义的立场，并且强烈支持对青少年实行宵禁。1/3的妇女至少拥有一把枪。在各个共和党的选区里，许多挨家挨户敲门的活都是由女性志愿者来完成。“美国共和党妇女联合会”（the National Federation of Republican Women）号称自己有10万会员和180个地方组织。从基督教福音派到新保守派，各种类别的美国保守派中，都有女性保守派的存在。我们选择关注的妇女保守派有5类，她们是政治家、保守派名媛、社会保守派、智库智囊和媒体女强人。
我们首先考虑的是女性政治家。就原始数据而言，共和党表现得通常不如民主党：共和党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人数分别是5人和21人，而民主党则分别是9人和38人。共和党州一级的官员则多于民主党（分别为41人和36人）。通过“克莱尔·布思·卢斯政策研究所”（the Clare Boothe Luce Policy Institute）这样的组织，保守主义运动正努力“培养”更多的保守派妇女。这些组织训练年轻的保守派如何演讲，为她们提供奖励和奖学金。正如《国民评论》的编辑凯特·奥贝恩（Kate O'Beirne）指出的那样：“我们的姑娘将同他们的姑娘一决高下。”
有证据表明，小布什和比尔·克林顿一样，给予了女性很突出的地位（尽管这种判断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你如何看待虽未被任命但却强有力的希拉里）。小布什任命的女性内阁成员包括劳工部长赵小兰（Elaine Chao）、农业部长安·维尼曼（Ann Veneman）、内务部长盖尔·诺顿（Gale Norton）、短暂任职的环保署署长克里斯廷·托德·惠特曼（Christine Todd Whitman）以及最重要的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卡伦·休斯虽正式回到了得克萨斯州，但她却曾在2004年小布什的总统竞选中施以援手。玛格丽特·拉·蒙塔涅（Margaret La Montagne）是一位有两个孩子的单身母亲，她从得克萨斯州追随小布什到华盛顿，充当教育、医疗保健和犯罪领域的顾问。
多年来，一般来说，妇女在共和党上层是一股温和的力量。共和党女参议员和国会女众议员经常给人一种印象，即她们太坚定地以家庭和职业的双重要求为基础，以至于没有时间进行任何类型的狂热行为。就像今天老大党里的这类共和党人一样，缅因州参议员奥林匹亚·斯诺类似于洛克菲勒式的共和党人。惠特曼在华盛顿接手环保署的工作之前，是相对自由主义的新泽西州州长，因此她在所有问题上都采取自由主义的行动方针，在堕胎问题上更是如此。她在社会问题上比在政治问题上更接近小布什。这与他俩来自私立贵族中学的学院派背景相符合。（例如，惠特曼将自己心爱的苏格兰小狗巴尼送给了小布什，而巴尼的妈妈、叔叔和姐姐都与惠特曼一家生活在新泽西州。）
在过去10年里，一群更尖锐的女性保守派闯入全国政治中来。这些女性宣称正为新一代的妇女问题而战，包括减税、缩小政府规模、与犯罪作斗争以及养活全家。例如，1994年的金里奇革命把7位共和党女性送入众议院，以往一年中从未有过这么多的女性当选。这些人包括芭芭拉·卡宾（Barbara Cubin），她自夸并非一个“女权主义狂”（Feminazi），但却曾经在怀俄明州州立法机关里，用烤成阴茎状的自制饼干款待男性同事；＇11＇海伦·切诺韦思（Helen Chenoweth），她鼓吹取消美国国内税务署，并坚持要别人叫她“国会议员”（congressman）；琳达·史密斯（Linda Smith），她戏称“妇女选民同盟”（League of Women Voters）为“妇女毒蛇同盟”（League of Women Vipers）。卡宾是7人中唯一仍留在国会的议员，她的事业处于旺盛的发展期。2000年，她当选为美国步枪协会董事会成员。新近加入保守派团体中的是凯瑟琳·哈里斯（Katherine Harris），她是佛罗里达州的前州务卿，帮助决定了2000年的选举和重新计票。尽管她有着惠特曼式的背景（她出身于佛罗里达州最有名望的家族之一），但是她信奉强硬路线的保守主义观点，并常现身于传统基金会。
美国政治家中不断增长的保守主义情绪，反映了活动分子中类似的变化。对于她们而言，“社会保守派”正在获得一种明显的新含义。在以往，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