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匚辣ā泛头ü摹妒澜绫ā纺茄笄恪�2003年，《纽约书评》以一幅小布什穿着罗马皇帝服饰的漫画在欧洲推销自己，漫画旁边的口号是：“我们有另外一个不同的美国——我们需要听到它的音信。”类似的，美国有时候在自由方面显得比欧洲更醒目。按常规，美国妇女可在怀孕长达26周时进行堕胎（而欧洲国家的上限则是12周）。2003年，新罕布什尔州的美国圣公会任命了一位同性恋主教——吉恩·鲁滨孙（Gene Robinson）。而几乎就在同时，美国圣公会在英国的姐妹机构英国国教（Church of England），则放弃了原先打算的这样的任命。美国东北部的另外一个州佛蒙特州，2000年接受了全球首例同性恋婚姻。
第二个要说明的是，许许多多值得人们尊敬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和欧洲实际上正在趋同。过去的50年里，美欧的生活水平更接近了，商店、办公场所和工厂更相像了。欧美之间每年的贸易值达4000亿美元。更重要的是，欧洲人已经基本上放弃了社会主义，从而缩小了双方之间政治制度的差异。迟至1981年，弗朗索瓦·密特朗的社会党政府还曾接管法国的银行和许多大工业公司，大量增加社会开支，减少人们的工作时间，并额外雇用了10万政府工人。＇1＇如今，巴黎的争论是法国经济应该在多大程度上美国化。同样的观点也适用于外交政策。冷战期间，美国面对的是一个共产主义超级大国及其卫星国。它面对巨大的抗议运动，最引人注目的是有关越南和部署巡航导弹的抗议运动。大多数国家尽管在伊拉克问题上感到非常愤怒，但如今还是乐于附和美国的领导。当小布什宣布《反弹道导弹条约》无效的时候，俄罗斯和中国实际上是赞同的。美国在海外有725个军事基地，这些基地都得到了其盟国的允许。正如小布什2002年在布拉格对盟国所说的那样：“我们享有共同的价值观——自由、人权和民主。”＇2＇
跨大西洋乐观主义者认为，美国依然是一个广受羡慕、众多人想模仿的国家。这可以用下面的事实来衡量：人们争着要成为美国公民，排队等候美国的电影和产品以及民意调查结果。例如，2003年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进行的一项大型世界民意调查（一年前还进行过规模更大的同样调查）发现：44个国家中有21个国家的多数人仍然对美国怀有好感；大多数的美国盟国支持反恐战争；多数人赞成美国长期以来推行的许多根本价值观，如全球化、自由市场和民主；如果出现另外一个超级大国来挑战美国，几乎所有人都会觉得更不安全。＇3＇乐观主义者坚持认为，既然有这么多的共同之处，有如此多的相互敬仰，那么目前的困难将会过去——就像在苏伊士运河和巡航导弹部署问题上曾遭遇到的困难一样。
争论的麻烦之处，一方面是有些事实过于夸张，另一方面是其他事实被忽视了。上面那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既显示了大多数外国人依然对美国人民和美国价值观持赞许态度，又显示出几乎在所有找得到以往数据的国家里，人们对美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好感都下降了。在2003年6月进行调查的15个国家里，对美国抱持的赞许态度介于15至20个百分点之间，这一数据低于2000年。在外交和安全事务方面，约3/4的法国人（76％）、大多数的土耳其人（62％）、西班牙人（62％）、意大利人（61％）和德国人（57％）认为，欧洲应与美国保持一种更加独立的关系。＇4＇2003年的另外一项调查发现，64％的欧洲人（包括81％的德国人和82％的法国人）不赞成小布什的外交政策。83％的美国人和79％的欧洲人同意，欧洲人和美国人具有不同的社会和文化价值观。＇5＇谁会相信，在“9·11”事件发生两年之后，几乎有1/5的德国人告诉德国《时代》杂志（Die Zeit）说，美国政府可能支持了暴行？＇6＇
当然，非美国人羡慕许多有关美国的事物。雅克·希拉克当然也是一个比约瑟夫·斯大林意识形态色彩更弱的对手。但是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苏联解体使得大西洋两岸有机会以新的眼光来研究它的盟国，而且促使人们谈论双方的很多分歧，就像谈论它们之间很多相似性一样。美欧像两个十分相关的陌生人，他们击退路贼后去参加庆典宴会，结果发现双方并不像自己认为的那样具有许多共性。小布什曾经在布拉格欢呼的共同价值观——自由、人权和民主——过于模糊不清。例如，如果将这些价值观应用于中东或者对待穷人，欧洲人和美国人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从这一观点出发，普遍的经济趋同是一件喜忧参半的事情。美欧在经贸方面走得越近，就越是认识到它们更深层的价值观差异之大。在有关生活的根本问题上，如爱国主义、刑事司法和宗教狂热，美国与欧洲有很多不同。保守主义的美国甚至因这些分歧而分外自豪。这个不一样的美国，比欧洲更热衷于在国外使用武力，在国内严惩犯罪，而在让国家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则比欧洲不情愿得多。当然，这些分歧不是由小布什带来的，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它们深深扎根于美国的历史之中。但这些分歧越来越使许多非美国人变得焦躁烦恼，因为美国突然成了咄咄逼人的超级大国。
正如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1998年谈论美国时所说的那样，恰恰因为全球化加快了步伐，美国不再是“不可或缺的力量”，但却是无法忽视的力量。＇7＇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曾经说过：“每个人都有两个国家——自己的国家和法国。”今天，每个人也都有两个国家——自己的国家和美国。美国的文化无所不在，以至于每个人脑海深处仿佛都有一个虚拟的美国；美国的力量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以至于世界各地的人都在密切关注美国的政治家，就像关注自己国家的政治家一样。与这种对美国的通晓随之而来的是一种不断增加的无助感。世界各地的人都参与了美国的文化和政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人都感觉自己成了美国公民。他们关注小布什及其团队对各种他们热衷的问题的决策。然而，小布什及其团队明显并不对这些非美国人负有责任，事实上，这些人经常遭到轻蔑的对待。“我们有权利得到倾听”成为伊拉克战争抗议者的咒语，这并不令人感到吃惊。
与此相伴相随的是美国不断增强的自信心——欧洲人称之为傲慢。普里斯科特·布什的那一代战前领袖，仍然对欧洲——尤其是大不列颠——有所敬畏。他们源于英国，尔后又被偏见认为是亲英派，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说，英国之于美国需要像希腊之于罗马，对此他们半心半意地感到赞同。他们对欧洲人的民族自豪也敏感得令人钦佩，他们努力使自己的力量隐匿（没错，美国要做的一切就是隐匿）在多边机构的框架里。但是小布什的亲信却没有这种敏感。正如我们所见，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自阳光地带而非更具“欧洲性”的东北部。他们认为，法国和德国顽固不化——这种偏见突出地记录在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充满偏见的“老欧洲”讲话中。他们还认为，欧洲之于美国就像希腊之于罗马的想法，简直一派胡言。小布什并不是要将美国推向欧洲的方向，而是要将美国——以及整个世界——向他坚信的“美国”方向推进。
这些分歧在书中反复出现。现在，轮到我们稍微进一步挖掘分歧背后的原因了。我们将在5个广泛的领域关注美国例外论：外交政策、犯罪和犯罪惩罚、国家的限度、资本主义和不平等、堕胎和宗教狂热。
与众不同且引以为豪
欧洲人想到美国例外论时，首先会转向美国的外交政策。事实上，相对于小布什在内政问题上的立场，小布什的外交（在本书第八章中讨论过）很难被直截了当地描述为“右派的”。他上台的时候，欧洲人指责他是孤立主义者，而现在他们则担心他是帝国主义者。然而，在这种困惑中，两件事情特别突出。第一，美国分享权力的倾向比其他国家要弱得多；第二，右派对两个引起剧变的事件——冷战的结束和“9·11”事件——的反应，使美国的外交政策异乎寻常地向单边主义倾斜。
美国例外论最突出的一些例子与其对特定地区或国家的政策有关。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固执地支持以色列，坚决地谴责古巴。批评美国的人认为，这些立场更多地与美国国内的游说集团而非原则有关，但是许多美国人显然不这样认为。以色列作为大西洋两岸争执最激烈的问题，对于美国右派来说已成为一项激发情感的事业，对全体美国人民而言可能也是如此。2002年5月的亲以色列决议，包括给以色列军队提供2亿美元，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以352∶21和94∶2的投票结果获得通过，几乎所有的反对票都来自民主党人。＇8＇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支持以色列的幅度大致与多数非美国人支持巴勒斯坦的幅度相当。事实上，支持强硬政策的美国人的比例要高于以色列人本身。除了小布什，没有哪位世界领导人会把阿里尔·沙龙描述为“爱好和平的人”＇9＇。
然而，美国例外论的根本取决于它对多边秩序的态度。乐观的大西洋主义者再次有他们的道理。从历史的角度看，美国依然可以宣称自己是历史上最具多边主义色彩的超级大国。在过去50年间，美国使自己的权力受制于国际组织的程度是19世纪的英国或16世纪的西班牙难以想象的。然而显而易见，如今似乎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那样与国际条约之间有如此多的龃龉。这些问题部分是程序所致——条约要在美国参议院获得批准，需要得到2/3的多数票，而且按照宪法，条约在法律上的地位低于美国国内法。但是，它也反映了美国人怀疑在这样一个单极世界里，是否有必要因条约而使自己陷入缠结不清。
这种怀疑论在小布什之前已经存在。批评小布什的人常常忘记了，1997年，美国参议院一致投票拒绝了《京都议定书》，而比尔·克林顿接下来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使美国回到有关全球气候变暖的条约中来。然而，小布什的单边主义还是显得特别咄咄逼人。《京都议定书》被小布什弃如敝屣，对克林顿一声假惺惺的道歉都没有。该条约只是被小布什错误地宣布就要“死亡了”。白宫拼命地反对国际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拒绝《禁止生物武器公约》（Biological Weapons Convention）的部分内容，拒绝支持《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prehensive NuclearTestBan Treaty）和《渥太华禁雷公约》（Ottawa Landmine Treaty）。为了建立自己的国家导弹防御体系，美国迫不及待地撕碎了《反弹道导弹条约》，并在同意加入一项正式公约之前，试图劝说弗拉基米尔·普京接受一项核武器的“君子协议”。＇10＇
反恐战争进一步夸大了美国例外论。美国在9月11日受到攻击，欧洲却没有。美国卷入到一场“反恐战”之中。尽管许多欧洲人援引北约的第5条（确认北约的某一国受到进攻即是对北约全体成员的进攻），但是他们还拿不准“战争”是否只不过是一个比喻。美国人把这场冲突看作是善与恶的冲突，许多欧洲人则反对这一“简单化”的用语。有位法国专家抱怨道：“我们正经历再生者之间的战斗，布什是再生的基督徒，本·拉登是再生的穆斯林。”＇11＇在伊拉克问题上的争吵显示，反恐战争将美国推向了先发制人的政策，而不是盟友更喜欢的遏制和威慑信条。即使小布什或继任者拒绝了新保守派的道德帝国主义观点（本书第八章已有论及），美国显然还是要做一个不会受到挑战的霸主——一个舒舒服服但权力大于任何大国的霸主。甚至连伟大的“自由派”反战候选人霍华德·迪安都自夸“无论何时何地”都愿意“派遣军队”，并抱怨小布什对沙特阿拉伯人过于谨慎。＇12＇
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如此例外，并且这种例外可能因三个根本原因而继续存在：权力、人口和爱国主义。就权力而言，美国是当今唯一能够在全球投放兵力的国家。法国人和新保守派都感知到，“超级大国”这个词不足以概括美国当今的支配地位。巅峰之时的英国可能像紧随其后的两个国家力量之和一样强大，而今天美国的力量则是其后20个国家的力量之和。美国的军费开支占世界军费开支总和的40％，而且还在上升。欧盟军事装备的总开支只及美国的一半，而军事装备的研发经费则只及美国的1/4。＇13＇
曾经有一阵子，克林顿及其亲信为欧洲人的一种恐惧所慑，即认为美国的支配程度是有问题的。他们并不反对欧洲和联合国企图将巨人捆住，但这一战略马上就被扰乱了。美国发现，欧洲的多边主义应对不了巴尔干问题。欧盟在未来可能会有一项共同的外交政策或者一些共同的外交政策内容，但至少此刻不存在。人们看到的是法、德、英三国由于各自的深刻分歧，而无法在伊拉克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外交政策，甚至在以色列问题上也是如此。在这个问题上三国无法将它们的主要协定转化成一种协调的战略。某一天，中国将成为美国的对手，但此刻中国的全部官方军费预算还不及美国的年度增加额度。
军事力量并不是一切。随着重建伊拉克的努力，美国重新意识到盟国和“软实力”的重要性。（有位欧洲的外交部长评述道：“即使美国是最大的锤子，也并非每个问题都是钉子。”）但是，美国卓绝的硬实力意味着，美国将不可避免地被迫去处理那些失败国家（尤其是那些与恐怖网络连接在一起的失败国家）；这种硬实力意味着，美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棘手冲突或最糟糕的人道主义危机的仲裁者；这种硬实力意味着，美国考虑的问题不可避免地与别的国家不同。正如罗伯特·卡根在其著作《天堂与权力：世界新秩序中的美国与欧洲》（Of Paradise and Power：America and Europe in the 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