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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美国保守主义的主流明显与其他地方不同。没有哪个地方的保守主义运动能够将支持减税者和宗教保守派汇集到同一阵营之中，没有哪个地方的保守派能够产生出“关注家庭”、帕特里克·亨利大学、传统基金会这样的机构。就像许多值得分清丁和卯的问题一样，一切都取决于人们的视角。如果到“保守主义政治行动会议”上溜达一圈，在君主主义者、支持统一税者和宗教活动分子中间，你会马上注意到使美国保守派分裂的差异。如果站得更远一点，从伦敦或巴黎的角度来注视小布什的那支大军，你则会被那种使他们凝聚在一起的信仰的独特性所打动。
我们认为，通过一个宗教比喻——将其比作宗教改革——可以很好地理解美国保守主义的特殊本质。美国保守主义并不像500年前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那样使宗教发生剧烈变化，而是将复兴同异端结合到一起。右派美国重新阐释的信仰是古典保守主义，而引入的异端则是古典自由主义（或至少是其中相当大的一块）。结果，美国保守主义虽然可能并不会明显与其他地方的保守主义分道扬镳（因为那些保守主义也有些许自己的改革或反改革做法），然而它却是一种非常奇特的信仰。
出发点是未曾改革的旧国教。按照伯克的定义，古典保守主义建立在六个支柱之上：对国家权力的深刻怀疑、爱自由甚于爱平等、爱国主义、对已有制度和等级制度的坚信不疑、对进步观念的怀疑主义态度以及精英主义。我们在本书的导论中介绍过，美国保守主义夸大了前三个特点，推翻了后三个特点，其结果就是超传统主义（übertraditionalism）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奇特调和。
先来说说传统主义。传统主义在右派美国中起到了振奋人心的作用。无论从宗教信仰到爱国仪式，还是从志愿组织到家庭场合，保守主义基层战士们——更不用说像阿什克罗夫特和小布什这样的将军了——喜欢各种传统的表现形式。你可以在支持共和党的州里看看家庭进餐，聆听感恩祈祷，还可以观察一下家家户户盛装上教堂。2003年在小布什宣布中东民主化计划的美国企业研究所餐宴上，晚宴要求以司法部长唱国歌开始。阿什克罗夫特以中气十足的男中音进行了表演，在小布什揭开战略的面纱之前，人们为阿什克罗夫特的表演摇旗呐喊。
令伯克高兴的原因很多。他相信，个人只有被编织到一张传统和制度之网中才会兴旺发达。他认为，如果削弱社会结构，就会把人变成微不足道的利己主义者，并很可能使他回到原始状态。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的小说《大街》（Main Street）背景是美国中西部的格弗草原（Gopher Prairie）小镇，小说中的人物之一维达·舍温（Vida Sherwin）对美国传统主义是什么做了一番很好的判断：
恐怕您会把我看作是个保守派。我就是一个保守派！有这么多的东西需要保守。这些美国式的财富，顽强、民主和机会。可能不是在棕榈滩县，但是，感谢上天，在格弗草原，我们没有那些社会等级。我只有一个优良品性——那就是全身心地对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州、我们的城市坚信不疑……
现代美国从来没有国教，也不存在有爵位的贵族。罗素·柯克那一类渴求封建主义束缚的美国保守派是在对牛弹琴（无论是多么振振有词）。真正的美国人异常重视源于美国革命的那些平等主义国家的象征物：国旗、美国公民宣誓词和军队仪式。美国保守派对自己的国家有一种几近神圣的看法，把它看作是“希望之国”“个人在世间的避难所”“人类在地球上最后最好的希望”，当然还有“山巅之城”。对于美国保守派来说，美国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的存在，还是精神理想的物质体现。罗纳德·里根对这种保守主义基本信仰也许是表达得最清晰的人物。他相信，上帝已选定美国作为他在世间特别目的的代理人。由于美国具体表达了民主理想并想把这种理想带到全世界，因此不会招致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那样的衰败命运。＇9＇
这种高度民族主义的保守主义可能与其欧洲的祖先不一样，但是在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古典保守主义那里，显然还是依稀可辨的。法国人和英国人不是也曾认为，他们的国家是上帝意志在尘世的体现，并且藐视所有以前的政治定律吗？从欧洲人的角度来看，美国的传统主义有点过于信奉民主的千禧年之说，但缺乏君子之德风（noblesse oblige）。但是，从这样一种古老宗教的年轻版本中，人们能够期待什么呢？
我们现在都是自由派？
当这种年轻教会的信仰从对古老传统进行新颖的解释转向接纳异端的时候，传统主义者的困难出现了。美国保守主义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人们都会发现它采纳了古典自由主义的一大块内容。事实上，它采纳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内容之多，以至于许多观察家认为美国保守主义是一个矛盾，它基本上是包装过的古典自由主义。
传统上，古典自由主义完全是保守主义的敌人，因为它将个人无拘无束的自由置于其政治哲学的核心。古典自由主义把自由看作是最高的善，而古典保守主义则对美德更感兴趣；自由主义坚决赞成选择权，而保守主义则对人们做出的各种选择忧心忡忡，除非他们受到传统的影响和智慧的指导；自由主义根植于启蒙运动，而保守主义则根植于对启蒙运动的批评。埃德蒙·伯克叹道：“骑士时代已逝，经济学家、诡辩家、精于算计者的时代已然来临。”
在此，我们要谨防将欧洲保守主义定性为一种死水般的哲学。洛德·休·塞西尔（Lord Hugh Cecil）将自己版本的保守主义哲学比作是一条大河，从众多汇聚的溪流中吸取水分。在19世纪，英国保守主义这条大河至少从自由主义那里吸取了一些水分。保守派放弃了贵族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大地产主是自由的保障，转而支持一种更为民主的观点，即财产所有权的民主是自由的最好保障。像迪斯雷利这样的保守派，不屈不挠地以自由主义的手段来为保守主义的目的服务——重新使财产与责任、特权与义务联系起来。20世纪英国保守党的选举天才承认有必要向中产阶级让步，同时又确保土地精英继续发挥远远超乎其力量的影响力，从而把自己等同于那类“有点个人主义的”（individualism lite）资产阶级。大多数欧洲大陆的基督教民主党派结果也大同小异。
美国保守主义在带着一个年轻恋人的强烈欲望拥抱个人主义的时候，并没有做出那么多的重大让步。哈耶克这位美国保守主义改革中的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曾写过一篇题为《我为什么不是保守派》（Why I am notaConservative）的文章，诅咒崇拜国家而限制个人的信仰。如果说古典保守主义的英雄通常是由其与传统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来定义，那么现代美国保守主义的英雄则常常是粗犷朴实的个人主义者。（古典保守主义认为，绅士之所以是绅士，是因为他的出身和他的意愿一道，促使他作为雇主、治安法官和慈善事业的赞助者为当地社区服务。）粗犷朴实的个人主义者则是把梦想变成公司的商人、把文明带到荒野的农场主以及再次提及的牛仔。已故的保守主义学者马克斯·贝洛夫（Max Beloff）与欧文·克里斯托尔之间，曾经就区分英国托利主义与美国保守主义分歧的名称，有过一场争论。克里斯托尔认为，英国“因为一套浅薄而固执的贵族虚荣而显得酸溜溜的”，这种虚荣“阻碍了机会、压制了平等精神，使之至今不能完全发挥”。结果是英国的生活既“索然无味”，又“充满恨意”。贝洛夫则强烈地以自己的终身贵族身份而自豪，他驳斥道，威胁英国保守主义的，“不是保留下来的与贵族传统的联系，而是所谓的对资本主义的某些弊端无动于衷；使我们失去选票的不是公爵，而是金玉满堂的罪犯”。他奇怪为什么克里斯托尔会自认为是个“保守派”，因为他“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怎么也不能算作保守派”。贝洛夫归纳道，保守主义里必须有托利主义的因素，否则除了成为“（古典自由主义）的曼彻斯特学派”外，一点也算不上是保守主义。＇10＇
美国的保守主义运动中明显缺乏托利主义的因素。环顾右派美国就会发现，大量的保守主义基层战士有着消除政府对个人限制的情结。热衷枪支持有者不喜欢枪支法；反税活动家要求政府别碰人民的口袋；宗教保守派要帮助人们逃脱世俗国家的侵扰，尤其是牵涉到孩子的教育问题时。“蒙哥马里和金特里”乡村音乐二人组合广受右派美国的欢迎，他们低声吟唱道：“我真正需要的是道路开阔、速度迅疾。”
罗纳德·里根和小布什最能引起局外者注意的事情莫过于他们的意志和自信。这种意志和自信源于这样一种信心，即未来是在他们一边。古典保守主义的当务之急是应付衰落并筹备体面的撤退。20世纪英国最伟大的保守党小说家伊夫林·沃（Evelyn Waugh）度蜜月的时候，手提箱里放着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他的首部小说名为《衰亡》（Decline and Fall），随着年岁的增长，他变得更悲观了。保守主义政治家伊诺克·鲍威尔（Enoch Powell）坦率地说道：“所有的政治生命都以失败告终，因为那是政治和人类事务的本质。”＇11＇在过去的25年里，只有一位欧洲的保守派能够说“没有别的选择”，并且真的是言为心声。而玛格丽特·撒切尔越来越像是个异类——一个碰巧出生在英国格兰瑟姆（Grantham），而非美国休斯敦的美国保守派。
许多欧洲保守派坚决反对“创新精神”，无论这种“精神创新”在微小意义上是因自身原因而改变信仰，还是在更具深远意义上在于使世界重生的信念。迪斯雷利说道：“计划多多，方案多多，但是，也有如此多的理由解释了为什么既不应该有计划，又不应该有方案。”＇12＇牛津大学的守旧派教师R．A．塞斯（R．A．Sayce）认为，“所有的变化都使情况变得更糟了，哪怕目的是变得更好”＇13＇。20世纪30年代的教育大臣纽卡斯尔勋爵珀西（Lord Percy of Newcastle）曾解释过他为什么反对新的提高教育质量的思想：“胡说八道，胡说八道，把孩子抚养成人的目的竟然是期待不幸。”＇14＇近代的迈克尔·奥克肖特是典型的保守党哲学家，他嘲笑创新“总是个模棱两可的企业，收益同损失如此紧密相连，以至于极难预测它的最终结果。没有什么是绝对得到改善的”＇15＇。
欧洲保守主义弥漫着伊夫林·沃的小说《故园风雨后》（Brideshead Revisited）式的怀旧情绪。保守主义的圣哲埃德蒙·伯克和路易斯·德·博纳尔德（Louis de Bonald）所看到的好社会不是存在于某种乌托邦的未来中，而是存在于过去的中世纪——那里有骑士的封建准则、绅士的礼仪以及普遍深入的笃信宗教。当然，今天的实用政治家不会惋惜封建主义的一去不复返，但他们仍然是趋于怀旧的。约翰·梅杰（John Major）是马戏团杂技演员的儿子，通过奋斗登上了保守党的顶峰位置，他最有名的口号是“返璞归真”（Back to Basics）。当人们要求他谈论英国的时候，梅杰满心欢喜地说起了乡村板球比赛以及“未婚女子在晨雾中骑车去领圣餐”＇16＇。
美国保守主义当然并不鄙视历史。里根最好的传记作者卢·坎农（Lou Cannon）指出，第40任总统有吸引力的秘密之一是他那种以过去的口吻谈论未来的能力。小布什每年夏天回到得克萨斯州的克劳福德农场，以提醒美国人他同美国的永恒价值保持着联系。但是美国保守主义依然充满着乐观主义。罗纳德·里根在生活中几乎从未显得闷闷不乐，他引用汤姆·潘恩（Tom Paine）的名言说：“我们有能力使世界彻底从头开始。”纽特·金里奇相信，使共和党人立于不败之地的，乃是他们愿意拥抱未来（让民主党人紧紧抓住旧经济吧）。保守主义最为蓬勃发展的不是美国的历史中心，而是那些新兴的地方，那些在城市周围兴起的城市郊区和城市远郊地区，在阳光地带情形尤其是这样。保罗·韦里奇在一块市内空地上看到一块标牌上写着“传统小城房舍即将拔地而起”（e Soon：Heritage Town Houses）的字样，他于是想出了传统基金会这个名字，真是再贴切不过了。＇17＇
在沃的世界里，技术就是敌人。唯一让他产生过兴趣的似乎是助听器——只因为助听器让他在感到厌倦的时候可以引人注目地摘掉它。相反，金里奇则谴责左派拒绝“任何通过技术创新而得到救助的希望”。当涉及外太空的时候，这种对技术的着迷则变得过度了。美国保守派愿意在那些远离地表的项目上花钱，却似乎不愿意在公共项目上花钱。在同一星期，一位“中用不中看”（eatyourspinach）（1）的民主党人沃尔特·蒙代尔，对在外太空项目上花钱提出了质疑，里根则要求继续这一项目：“美国人民更愿意伸手摘星，而不是伸手找我们不这样做的借口。”＇18＇小布什不允许小小的预算问题阻止美国把人送上火星的计划。
美国保守主义有一种彻底反叛的优势。英国保守党人奥克肖特认为：“做个保守派……是喜欢熟悉的东西甚于陌生的东西，喜欢尝试过的东西甚于未曾尝试过的东西，喜欢事实甚于神秘，喜欢实际的甚于可能的，喜欢限制甚于无拘无束，喜欢近的甚于远的……喜欢便利的甚于完美的，喜欢现在的欢笑甚于乌托邦的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