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国的美国总统。在保守主义的美国，反对美国的政策被反复归罪于雅克·希拉克，人们却没有注意到绝大多数的美国盟友都不赞成伊拉克战争。即便在拉姆斯菲尔德眼中忠诚的“新欧洲”，也有70％~80％的匈牙利人、捷克人和波兰人反对美国的伊拉克战争。＇16＇
如果把目光放得比诽谤和中伤更远一些，那么西方同盟的状况既比第一眼看上去要好得多，同时又要糟糕得多。之所以说要好得多，是因为伊拉克的悲剧给了右派美国一个严厉的教训，让它明白了软实力的重要性。“让他们又怕又恨”（oderint dum metuant）的哲学，对于一个试图发动全球反恐战的国家来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打击恐怖主义需要赢得“民心”。美国的实力再强大，它的民心也只占世界的5％，让其他大多数人带着疑虑来看你是没有什么好处的。美国的杀伤力是伊拉克难以平和的一个原因，美国的杀伤力使其得到国际支持变得更为艰难。小布什政府由于受到指责（尽管它不愿意承认），自那时以来已经开始追求以多边的方式来管理和平，它也再次强调以多边主义来处理伊朗和朝鲜问题。
然而，就短期而言，如果说实用主义可能将西方伙伴聚到一起的话，那么，就长期而言，其他两件事情则会使它们分道扬镳。第一件事是美国与其盟友之间的硬实力差距，这种差距在下一次危机出现时有可能会变得更大。右派美国正在国内积蓄力量，美国也正在世界上充分地积蓄力量。我们提到过世界上国家之间国防开支的巨大差距，但这种差距是由经济力量和人口统计学做支撑的。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研发开支已经分别占世界的30％和40％，它似乎也是唯一经济能够快速增长且人口年轻化的先进大国。＇17＇到2050年，美国人口的中位数依然为36岁左右，而欧洲则会上升到38~56岁之间。任何全球性的问题将依然是美国的问题。
对于西方联盟状况持悲观主义的第二个原因，执拗一点说，乃是反恐战。尽管言辞上都说反恐战是一场西方的共同斗争，其实是根本不对称的。冷战期间，大西洋联盟因面临一同毁灭的共同威胁而团结在一起，这种情形已经不复存在。温斯顿·丘吉尔把绥靖者定义为希望大鳄会先吃掉别人的人。但是，在基地组织看来，欧洲人所感受的程度不及美国人，而且许多欧洲人认为，如果领导人不去像美国那样与激进的伊斯兰组织对抗，他们就会更加安全。2004年3月基地组织在马德里发起的攻击改变了选举的结果，部分原因是西班牙选民认定，他们的政府因支持小布什入侵伊拉克而使国家变得更加脆弱。许多欧洲人不明白有什么理由要在一场新的战争中跟在美国身后唯命是从，他们认为这场战争是美国自找的。
当欧洲人解释自己为什么不愿意追随美国领导的全球反恐战时，大西洋联盟中两处最大的伤口为他们提供了畏缩不前的便利“原则”。第一个伤口是伊拉克战争。华盛顿所犯的错误——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夸大其词、重建规划失败等——为欧洲人提供了又一个退缩的借口。第二个远为有力的借口是巴勒斯坦人的困境。许多欧洲人认为，只要美国对这一阿拉伯人所遭受的最大不公持如此片面的观点，就很难在这一地区有所成就。毕竟，右派所敬畏的同样勇气十足的以色列，在世界的大部分地方都被看作是贪婪攫取土地的怪兽，它在别人的土地上建立定居点，向人口密集的城市发射火箭弹，并且否认基本的人权。2003年欧洲的一项民意调查中，以色列被视为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且中东是许多西方联盟私下里言辞恶毒的诱因。一方抱怨说美国的外交政策为一个犹太人阴谋小集团所操纵，而另一方则还之以指控欧洲人的反犹主义。无怪乎托尼·布莱尔这位费最大气力使西方联盟黏合在一起的政治家，要花如此多的时间和资本来推动小布什在巴以争端上的进展。他激情洋溢地对下议院做有关伙伴和敌手的演讲：“我相信没有任何问题比巴以问题上的进展，更能够有力地使世界社会重新团结起来。”＇18＇
欧洲的挑战
为了同右派美国更容易相处，欧洲人能够怎样做呢？有四件优先要做的事情——三件是正面的，一件是负面的。第一件优先要做的事是缩小硬实力的差距。只有当欧洲人为自己的防务承担更多的责任时，欧美之间才能够建立起一种成熟的关系。冷战期间，西欧的军事开支大约相当于美国60％的水平，如今则接近40％了。＇19＇此刻，欧洲在捡美国军力的便宜，这种情况引起了美国的怨恨和欧洲的不负责任。
力量不应仅限于坦克和战舰。在1945年至1990年间，欧洲的经济基本赶上了美国。西欧的平均收入由1950年相当于美国50％的水平，上升到超过80％（较富裕的西欧国家已基本上与美国持平）。＇20＇但欧洲大陆结构改革的失败使之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自1995年以来，世界经济增长大约60％来自美国。美国工人的产出比欧洲工人更高——而且他们要比欧洲工人每年平均多工作300小时。德国工人每工作5小时，美国工人就要工作6个多小时。
第二件优先要做的事情与雄心壮志有关。欧洲缺乏硬实力，从而在外交政策中滋生了更深的不快。在某种意义上，伙伴角色已经混乱不清了。25年前，理想主义的欧洲左派提出改变世界的空幻计划，并且对基辛格的实力政治感到气愤，现在则是美国右派有一个使中东民主化的空幻计划，而欧洲左派则在谈论不干涉主权国家事务的必要性。＇21＇这种“明枪易躲”（devilyouknow）的偏好，在2003年3月10日雅克·希拉克的承诺中得到了体现，他承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伊拉克战争的决议。＇22＇
第三件优先要做的事情是重新设计联合国。如果欧洲人坚持美国应恪守多边体系，那么他们就必须重新设计这些多边机构，以应对全球恐怖主义的威胁。尤其重要的是，他们必须帮助建立一种使用先发制人武力的可信的多边机制。科菲·安南（Kofi Annan）2003年10月警告说：“如果各国对联合国的合法性打折扣，并且感觉它们能够而且必须单方面先发制人地使用武力，那么这个世界将变得更加危险。”＇23＇他的警告并没错，但是，有两件事不能忽略：第一，在应对像基地组织这样没有国家的恐怖主义者和所谓的“流氓国家”时，传统的遏制和威慑政策并不管用；第二，在联合国的制度内是很难先发制人的。目前只有在两种情况下允许使用武力，《联合国宪章》中第51条规定的自卫，以及联合国安理会实施的制裁。联合国需要对一些新的指导方针（或许就包含在第51条内）达成一致意见。欧洲人也要直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留下的联合国安理会进行重新设计的要求。例如，如果不给日本、德国、印度和巴西这样的国家否决权的话，也可以给予它们常任理事国的席位。
第四件优先要做的事情适用于美欧双方，即防止西方联盟内部的政治分歧蔓延到经济之中。当政治争论的是战争和核武器时，对钢铁、木材和乳罩征收进口税似乎有点流于世俗了。但是，美国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差距不断加大，有可能威胁全球自由贸易秩序的基础。这种风险是，关于政治的分歧会形成贸易集团。欧洲堡垒会反对美国堡垒，这不仅是两个城堡之内的人们的悲剧，而且也可能是被拒于这两个城堡之外的发展中世界的悲剧。
正义的国家
右派美国本身怎么样呢？它能使自己更容易相处吗？存在妥协的空间，但或许比世界其他地方所要求的更小。
布什政府在一长串事件上引起了不必要的摩擦，错误早就开始了。无论《京都议定书》废弃与否，真的有必要表示自己毫无遗憾吗？将之归咎于在参议院不可能取得一致不是更好吗？但真正的伤害发生在“9·11”事件两年后。无论怎样衡量，布什政府都在一段相当短的时间里耗掉了——许多人说是挥霍了——国际上巨大的善意。西方联盟的不和并非不可避免，无论老欧洲有什么缺点。“9·11”事件发生后，欧洲本能地与美国站在了一起。《世界报》宣称：“我们现在都是美国人。”北约启动了第五条款，首次宣称整个组织受到了攻击，结果只使得自己在阿富汗提供的帮助被漠视了。
甚至在对付萨达姆的问题上，盟国也相当一致地同意需要做些事情。2002年11月，联合国安理会全体支持美国的第一份决议。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面，事情变糟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是，我们已经说过，许多原因同欧洲国家有关，因为它们用不着意气用事。但美国的杀伤力则对此不利。2003年2月和3月，美国开始兜售第二份伊拉克决议案，这时人们认为美国粗暴专横，美国甚至无法说服墨西哥和智利这样的盟友来支持它除掉萨达姆。在联合国安理会的15个成员中，美国只设法将英国、西班牙和保加利亚吸引到了自己一边。
布什政府在求助于联合国之前，就要求在伊拉克进行“政权更迭”，这样做明智吗？调查还没开展，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就将其当作骗局而嗤之以鼻，这样做聪明吗？让联合国调查组再进行30天的调查，就能在安理会赢得多数支持吗？在温斯顿－塞勒姆（WinstonSalem）进行的第二场总统辩论中，候选人小布什曾发出一通著名的警告：“如果我们是一个傲慢无理的国家，他们就将憎恨我们。”然而，就像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指出的那样，“期待”很快成了布什总统最喜欢的动词——他期待巴勒斯坦人打倒阿拉法特，期待土耳其同意美国立场。＇24＇这种方法不仅明显说服不了被期待者，并且尤其得不到那些通常对美国有好感的人的赞同。直到2003年还担任墨西哥外长的乔戈·卡斯塔涅达（Je Casta？eda）说：“拉丁美洲的大多数官员都不是反美的人，我们曾在美国学习或工作过，我们喜欢并了解美国。但由于受到严重的蔑视，我们感到极端气愤。”＇25＇
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即使右派美国抛开它吹嘘的美国基本准则，它依然在国外激起了致命的敌意。例如，很难想到还有什么比美国对关塔那摩湾“敌方战斗人员”的待遇更能伤害美国的形象。嫌疑犯——甚至是在阿富汗被抓获的嫌疑犯——可能被拒绝见律师，并被迫进入一个最高上诉人为小布什（而他宣布关塔那摩湾的所有在押犯都是“坏极了的人”）的审判体系，这种做法甚至激怒了保守主义的英国——尤其是因为加利福尼亚州白人、“美国的塔利班分子”约翰·沃克·林德（John Walker Lindh）得到了合适的民事审判。虽然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可以说他设计了一个成就独特的司法体系，但是这一司法体系是如此缺乏公正性，致使英国的右派报纸《每日邮报》（Daily Mail）大声嚷嚷，说要代表英国的两名黑人穆斯林寻求公正，而在其他情况下，《每日邮报》可能会对这两个穆斯林不闻不问。
然而，右派安抚其批评者的意愿明显有限。就像我们在本书关于新保守派那一章中所见，保守主义的美国本能上倾向于单边主义。它总是对华盛顿掌管外交政策机构的那些娘娘腔的老油条疑虑重重，也不信任国际外交机构——尤其是联合国。一位国务院的内幕人士这样描述拉姆斯菲尔德：他所追求的政策不仅蓄意对抗美国的盟友，而且也蓄意对抗他自己所在政府中的有分量的人物。
这不仅仅是顽固不化的问题，拒绝妥协还被谴责为华而不实。小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曾评论道：“外交政策是一个国家展现给世界的面孔。”＇26＇他指出，美国人总是有两副面孔。一方面，他们是一个实用的民族，喜欢事实甚于理论，喜欢尝试和过失甚于逻辑推论；另一方面，他们总是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血缘。从这个国家清教徒的开端，到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祈求一场反对共产主义的圣战，这种理想主义的血缘都在起作用。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道德优势——把世界分成“支持我们或反对我们”的两派，接受犯罪者的挑战，企图把民主带到中东地区等——也与这一悠久的谱系相一致。
进一步说，虽然美国给世界其他地方带来种种问题，但美国例外论却是这个国家成功的主要原因。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其他地方所鄙视的这些价值观，它们解释了为什么美国能够出类拔萃。例如，美国对资本主义的强烈兴致解释了为什么美国的生产率走在欧洲的前面。20年前，强调社会稳定和高水平公立教育的欧洲模式似乎有不少优点，而现在，美国模式能够更好地应对后工业经济中变幻无常的市场。美国宗教狂热的例外论又怎么样呢？一个世纪之前，马克斯·韦伯主张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联系在一起。今天，欧洲世俗化的胜利似乎与其工作伦理的沉沦紧密相连，就像宗教在美国的幸免于难与其工作伦理的继续存在紧密相连一样。＇27＇1979年至1999年间，美国的年平均工作时间延长了50小时，即3％，而同期德国的年平均工作时间却缩减了12％。而且欧洲人退休更早，失业救济期更长，罢工更频繁。在哈佛大学任教的勤勉的苏格兰人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指出，北欧工作时间的减少与宗教仪式的陡然减少几乎完全一致。＇28＇
在右派美国待得越久，就越会为它那种坚定的自信所打动。曾将年轻的小布什从放荡生活中挽救出来的比利·格雷厄姆，曾言简意赅地说道：“我知道自己来自何方，现正在何方，以及去向何方。”同样自信的声音，在我们遇见的本书中的那些人（从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的达斯廷和毛拉到哈斯泰特地区的居民）中间经久回荡。这种自信扎根于右派美国心灵的深处——保守主义的美国是“右派”的，这不仅是从它是保守的这层意义上而言，而且也是从它肯定自己是正确的这层意义上来说的。（3）正义性有助于解释我们在本书导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