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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是否应该让复杂的现代金融操作回归到半个世纪前简单的银行操作？格林斯潘说，如果我们要保持今天的生产效率和生活水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二战以后，随着劳动分工、全球化的深入和科技创新的日新月异，金融系统的复杂程度也随之增加。金融和保险业在GDP中的比例增长很快。在美国，这个比例从1947年的2。4％增长到2008年7。4％，再到2009年的7。9％。美国80年代普遍的“去管制”（deregulation）促进了这个趋势。这个趋势在英国、荷兰、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也同样明显。即使中国也不例外。在中国，这个比例从1981年的1。6％增长到2009年的5。2％。
最后，格林斯潘为监管者和学界提出一道思考题：金融业在经济中占比的扩大是不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还是这个趋势仅仅是个偶然？他说，在强化金融监管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把金融复杂程度与生活水准高低的关系问题搞清楚。■
【哈佛笔记132】萨默斯离开政府时的政见（上）
2011年05月18日 15：55
对中国中产阶级状况，萨默斯说，中国人比他们上一辈人的生活好了很多倍。这是正常的。人们都指望他们的下一辈比自己生活得好。中国的问题是“仇富”心理和仇恨社会精英的心理非常严重。社会精英阶层的正当性成为问题。
【财新网】（特约作者 陈晋）2011年1月萨默斯（Larry Summers）重返哈佛。在奥巴马政府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两年后，他对时政有什么看法呢？
根据《国际经济》杂志（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Winter 2011）的采访，他对中美关系持谨慎乐观态度。他对美国经济的诊断仍然是泡沫破灭之后，需求不足情况下的流动性陷阱。 他对货币政策量化宽松的评价是：它不可能又不起作用，又制造通胀；二者不可能同时为真命题。他对美国国债市场的看法是：美国国债价格既有理由走低，也有理由走高。
对美国政府在挽救金融危机过程中的作用，萨默斯反对政府动用纳税人的钱去维护一小撮人的利益的说法，坚持政府在维护金融市场体系正常运作的过程中不但没有损失纳税人的钱，而且为纳税人赢得利润的立场。他小心地区分政府与精英阶层的关系，承认如果这个关系过于密切，政府的正当性会受到质疑。
中美关系
对于中国要在新技术方面，包括军事技术，投巨资15亿美元，与美国的经济重点在于复苏房地产市场和个人消费的反差，萨默斯说，当肯尼迪总统在1963年去逝的时候，他还相信苏联会在1985年前超越美国，比美国富裕。东亚问题专家傅高义（Ezra Vogel）在1979年出版畅销书《日本第一》（Japan Is Number One）。这些对长期形势的预见在事后看来都不正确。事实上，一个国家在一个十年内的经济增长率与下一个十年的增长率，总的来说，相关程度很低。所以，用过去的形势预测未来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对中国的担心被化作美国加强教育、重视研发投资和控制借贷的动力，那么这是好事。但中国的发展趋势很容易被夸大。中国人均生活水准还不如两代美国人以前的人均生活水准。中国政府面临的局势也很严峻。生活在美国的美国人非常容易夸大自己的难题，同时低估中国在政治、环境、金融和社会变迁中的巨大挑战。对技术和公共设施的投资对任何政府都非常有吸引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对莫斯科地铁系统的看法和今天人们对中国高铁的看法一样。中国高速铁路非常快，但它的技术还不是最先进的技术。
美国人很容易认为自己的价值观是放置四海的真理，很难想象人们对世界还能有不同的看法。中美之间的关系需要很多沟通、理解、谅解和信任。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最糟糕的结果。两三百年后的历史会证明，中美关系比冷战结束和伊斯兰国家间的矛盾更有可能成为最重要的历史事件。
区别政府在挽救危机中的作用与政府和精英阶层的不正当关系
记者问，美国和欧洲的精英们想方设法，不惜动用纳税人的钱，使银行资产看起来更健康。几十年以后，人们会不会认为现在的精英是在牺牲中产阶级利益的基础上，挽救那些本来就不可持续的资产价值？
萨默斯强调，美国纳税人在这场危机中没有吃亏。无论其它国家的情况怎样，美国的情况是：政府不但从挽救银行和汽车公司的过程中全部收回了纳税人的钱，而且还赢得了很多利润。美联储从救市当中得到的利润，使得上缴财政部的利润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高。 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美国纳税人会因此而减少纳税。
记者问，华尔街前20名的银行都可以从美联储的低利率窗口（discount window）贷款，并享受几乎是零的利率，中小金融公司却没有这个条件。而正是这些中小金融公司在创造就业，这公平吗？
萨默斯反驳美国政府动用纳税人的钱来补助、救济、转移到精英阶层的公众印象。他说，事实不是这样的。但他承认，美国中产阶级的顾虑一直在增加。一般来说，中产阶级的倾向性直接影响政治选举的结果。如果中产阶级担心精英阶层在剥削他们，他们在选举中会倾向政治左派。如果中产阶级担心他们的纳税钱会被政府拿去救济不配救济的穷人，他们在选举中会倾向政治右派。2008年总统大选显示，中产阶级担心的是前者——他们担心政府拿他们的钱去帮助精英阶层。这促使了民主党上台执政。
萨默斯清楚地知道，有人担心：精英阶层不属于任何国家，他们更像是达沃斯（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成员，而不是他们各自国家的公民。萨默斯说，要得到更广泛的支持，全球化必须证明它不意味着区域化、地区化的解体。怎样的政策让政府破费、怎样的政策为政府省钱，这里面有很大区别。认为2009年拯救经济危机的政策项目是破费了纳税人的钱的看法是完全错的。但萨默斯承认，如果政府与精英阶层的关系日益紧密，那么政府的正当性就会受到质疑。
美国长期经济走势与中产阶级生活状况
记者问，最近十年（2000年到2010年）的美国经济年均增长率是2。6％，而1945年到2000年的年均增长率是3。4％。看起来只有0。8％的区别却意味着丧失了上千万份工作，所以美国经济低于以前的平均水平。美国股市被美联储充斥着前所未有的流动性。如果你有很多股票，那很好。如果你是靠工资养家糊口的中产阶级，那你的情况就太糟糕了。这样的体系从政治上说，是可持续的吗？
萨默斯说，美国今后十年的挑战取决于中产阶级的收入和福利。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中产阶级的实际收入（去掉通胀后的真实收入）长期以来停滞不前。但是如果我们考虑电视机、冰箱、衣服、甚至食品的真实价格，中产阶级在这些方面的实际消费能力还是有进步的。虽然房产价格在最近三年有所下降，美国中产阶级感觉生活窘迫的原因主要来自医疗保险、幼儿园和住房等方面的花销。这就是为什么奥巴马总统在上任之初就着手医疗改革。
我们需要创造就业，所以公共设施建设不仅仅是“逆经济周期”的政策措施，而且一直非常重要。最近这些年，受打击最大的人群是没有大学学历的、靠手工劳动的男人。建设公共设施会为这部分人创造就业。
对中国中产阶级状况，萨默斯说，中国人比他们上一辈人的生活好了很多倍。这是正常的。人们都指望他们的下一辈比自己生活得好。中国的问题是“仇富”心理和仇恨社会精英的心理非常严重。社会精英阶层的正当性成为问题。
对欧洲人来说，他们担心的是未来人口老龄化以后的社会，再加上部分欧洲国家的财政危机。普通德国人想不通为什么他们要为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这样在财政上不负责任的国家买单。欧洲一体化是人类社会辉煌的创举之一，但是普通市民却认为这是社会精英为他们自己制造的社会构架，为他们自己服务的。关于欧洲宪法的辩论就反映了普通人眼里的正当性与精英眼里的正当性之间的鸿沟。话又说回来，对机制的信任在全球范围内都愈加成为问题。这个世界越复杂，这个世界就越需要机制起作用；与此同时，这个世界却发现人们对机制的信心在悄然消逝。■
【哈佛笔记133】萨默斯离开政府时的政见（下）
2011年05月23日 14：05
有人认为，量化宽松不起作用。也有人认为，量化宽松会导致通胀。但这两种观点是矛盾的，不可能同时是真的。如果量化宽松在信贷方面不起作用，那么它就不可能导致通胀。
陈晋
美国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
记者问，美联储的第二轮量化宽松（QE2）会不会产生意想不到的负作用？萨默斯说，金融危机前期的问题是，即使最有信誉的客户也贷不到款，因为没有人愿意放贷。现在的问题相反，有人愿意投资，但找不到投资机会。那些有很多现金的人只能把钱放在银行，接受几乎是零的利率。如果你经营一个餐馆，客人稀少，你就不可能扩大再投资。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金融领域资金流动的问题，而是经济实体缺少需求。
还有就是泡沫破灭后的影响。过度乐观导致资产价格过高，于是人们即使借贷也要制造高价格的资产，无论是房子，还是工厂，还是购物商城。泡沫破灭时，资产价格剧跌，导致一方面大量资产闲置无用，一方面在泡沫期间曾经借贷的人债务累累。泡沫过后，人们有强烈的储蓄愿望，试图达到资产表再平衡，没有心情再投资。再说，市场上还有大量资产闲置，就更不用谈投资回报率了。
在正常情况下，调剂大量储蓄与投资不足的机制是下调利率。但现在利率已经基本是零了，货币政策的效力受到很大限制。萨默斯在职业生涯中一直强调财政纪律的重要性。上世纪90年代他在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工作时，减少赤字正是使经济前进的动力之一。但是他认为，现在的情形不同。私有经济部门已经从大量借贷转成了大量储蓄，弥补随之而来的需求不足要靠政府，所以国会应该上调政府债务上限。只有当办公楼出租满员，公司已有员工有做不完的工作，你才能看到经济开始扩张。
记者说，在没有巨大的财政刺激的情况下，只能依靠货币政策的量化宽松来产生财富效应。 有人估计，失业率从10％降低到5％需要下调利率400个基点（4％）；既然美联储已经没有任何余地下调利率，美联储需要购买4到6万亿美元的国债，才有可能使经济真正复苏。
萨默斯说，如果一个政策工具的扩大效应（multiplier effect）很小，我们很难确定：是根本不应该运用这个政策工具呢，还是应该更大规模的用这个工具？按照泰勒规则（详见《哈佛经济学笔记》第98页），现在的利率应该是负的3％或负的5％。没有人认为6亿美元的量化宽松可以起到降低利率300基点（3％）或500基点（5％）的作用。有人认为，量化宽松不起作用。也有人认为，量化宽松会导致通胀。但这两种观点是矛盾的，不可能同时是真的。如果量化宽松在信贷方面不起作用，那么它就不可能导致通胀。现在我们面临的风险是我们采取的行动太少，而不是太多，不会导致像上世纪70年代那样的过度通胀。
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复苏前景
记者说，二战后美国经济没有任何一个增长时期不伴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活跃和上升，但现在美国房产市场仍然低迷。数据显示，如果你在房产市场顶端的两年内购房，现在你房子的净资产仍然是负的，所以即使现在银行的房贷利率非常低，你也不可能以现在低利率的房贷替换你以前高利率的房贷（refinance）。
萨默斯说，奥巴马政府有专门解决这个问题的项目。联邦房产管理局（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会帮助那些有负的房产净值（资产的市场价值减去房贷债务余额）、但一直还款付息的人。但我们在房地产市场的挑战比看上去严重，因为还有很多空置的房产。我们是否应该等这些房子都用上了，再建新的房产呢？答案并不明显。把建设新房子作为逆经济周期的政策行为，还不如提高已有房子的资源使用效率。这是对长远有好处的再投资。
传统经济学更注重量的变化，而不是质的变化。人们很关心生产能力过剩（excess capacity），这虽然有道理，但也要看具体生产的东西和质量。“我家地下室有3台电脑，但我还是买了iPad，因为iPad的功能不同。房地产市场供给过剩是个很难的问题，我们应该着眼于在有质的进步的领域再投资。”
欧洲、中国的举措对美国国债市场及利率的影响
记者问，如果德国纳税人成为最终支撑欧洲边缘国家国债债券的人，那么德国债券（十年期国债）的质量就会下降，利率就要升高。这会使美国国债利率上升吗？
萨默斯说，两种可能都有。人们有可能因为通胀预期变高，也要求美国国债利率升高。也有可能因为高质量的国债只剩下美国国债一种，美国国债价格升高，利率降低。人们手里的钱总之要有储存方式，总要用这个钱买些什么吧。如果不买德国债券，买什么呢？这就是为什么黄金越来越值钱。现在很难预计欧洲的发展趋势。一种可能是，欧洲的不确定性减少了人们购买欧洲资产的意愿，于是增加购买欧洲以外其他资产。在2008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中，人们反而更愿意购买美国国债，这令人吃惊。现在欧洲债务危机的中心不在美国，可以想象美国债券有可能更受资本市场的青睐。如果德国通过某种方式暗示市场，欧洲债务危机比想象的容易解决，不确定因素减少，那么人们购买美国国债的意愿就没有那么大。
记者问，中国政府最近允许中国在海外的公司不必把资产带回国（bring back capital），也就是说，中国不会像过去那样大量购买美国国债。这会不会迫使美联储在财政部拍卖国债时大量购买美国债券？这会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