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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还认为，“物价涨，工资也涨”。因为物价上涨对生产者和商人都有好处，所以他们就能对工人支付较多的工资。强烈的需求会使物价一时上涨，从而引起一时的工资上升，这一点我已说过。但是物价上涨引起工资上升，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有可能，即收入增加的商人，想增加储蓄和增加资本，至少是增加对劳动的购买，所以提高工资。这是可能的。如果物价的上涨是直接降自天空，或至少是来自国外，那么，这对劳动阶级是有好处的，这不是因为物价上涨本身的关系，而是因为物价上涨引起资本增加。人们也许会说，如果物价的上涨是限制性的法规所引起的，或者社会其他成员要以某种方式来补偿（他们用以支付的资金同过去一样，并无变化），那么对劳动阶级也是有利的。但是，这种物价上涨，如果只对某一部分工人有利，那只是因为另一部分工人作出了牺牲。这是因为，如果商人可因取得较高的代价而增加其储蓄，或用其他方法增加对劳动的购买，那么，别人为了支付这种较高的价格，其用于储蓄或用于购买劳动的资金，必然会在同样程度上减少。上述两种情况，究竟哪一种对劳动市场的影响较大，则纯属偶然。工资可能在价格上涨的行业暂时增加，而在其他行业则略为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引起人们注意的是这种现象的前半段，至于这种现象的后半段，或者不为人们所注意，或者即使被注意，也不知其真正的因果关系。再者，一部分工资的增加，也是不会持久的。这是因为，此时，这一行业商人们的利润虽然增加，但他们自己的企业却未必有让他们已经增加的储蓄进行投资的余地。他们增加的资本，恐将流向其他各种行业，从而使其他各阶级原先由于储蓄减少而引起的对劳动需求的减少得到弥补。
还有一种见解是人们常有的，即工资（当然是货币工资）随着粮食价格的变动而变动，粮价涨，工资也涨，粮价跌，工资也跌。这种见解，在我看来，只有一部分是正确的，而且即使是正确的部分，工资对于“资本与劳动的比率”的依存关系的法则，是不会改变的。这是因为，如果粮价的变动使工资发生变动，那么这种变动也是通过这一法则实现的。季节变化所引起的粮价涨跌，并不会影响工资（除了用法律或慈善的方法，根据粮价调整工资），然而存在着某种倾向，它会从与人们的想象相反的方向影响工资。因为在粮食缺乏的时候，人们为了找工作，总是进行比较激烈的竞争。结果使劳动价格降低。但是，如果粮价的涨跌带有持久的性质，而且是能预先知道的，那就会影响工资。第一（这是常有的），如果工人只能勉强维持其本身的劳动能力，并养活通常数量的孩子，但粮价持久上涨而工资并不随之增加，那么孩子过早死亡的数量将随着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工资最后是增加的，但其原因，是人口的数量比粮价低廉时减少了。第二，即使工资足够高，粮食涨价不会使工人及其家庭丧失生活必需品，即使从物质上说，他们经得起经济状况的恶化，但他们也许不肯降低其生活水平。他们也许具有过舒适生活的习惯，而且认为这是生活的必需，一旦这种必需难于满足，他们就会进一步抑制其人口的增殖力。因此，工资不是随死亡人数的增加而上升，而是随出生人数的减少而上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迟至大约30年之后，工资总会增加到与粮价相适应的程度。李嘉图认为，这两种情况是包括一切的。他假定任何地方都有一种最低工资率。这或是从物质上使人口得以维持的最低工资率，或是人民借以维持人口的最低工资率。他假定，一般的工资率总是与此最低限度相接近的，既不能长期低于此最低限度，超过人口增长率下降表面化所需要的时间，也不能长期持续地高于此最低限度。这个假定，从抽象科学的目的来说，是包含完全可以承认的真理的。李嘉图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从长期来看，工资是与粮价同期涨落的。这一结论，同他的几乎所有的结论一样，都是正确的，如果承认他那作为出发点的假定的话。不过，在实际运用的时候，我们必须知道，李嘉图所说的最低限度，其本身是可以变动的，特别是在其为可以称作道德的最低限度的这种限度、而不是物质的最低限度的时候。如果过去的工资较高，因而有减少的余地（但工人惯常的高生活水平使这种减少不易实现），那么，粮价的上涨，或工人生活条件的任何其他不利变化，可能以下述两种方式起作用。一是通过慎重地控制人口逐渐发生作用，使工资上涨的办法来自行调整；二是劳动阶级过去的人口增殖习惯胜过其过去的舒适习惯，致使其生活水平永久地比以前降低。此时，他们所受的损害将是长久的。他们的已经降低的生活条件，将变成新的最低限度，这同过去的比较富裕的最低限度一样，有其永久化的倾向。人们忧虑的是，在上述两种起作用的方式中，第二种是最常见的。至少，它使那些所谓各劳动阶级所受的灾害具有自行恢复的性质的论调，实际上完全失去了真实性。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英格兰农业劳动者的生活条件，曾在英国历史上不止一次地、持续地降低，其原因不仅在于对劳动的需求减少，还在于即使人们为了保持其过去的生活水平而自行调节人口，它的效果也是一时的。不幸的是，劳动阶级这样长久地过贫困生活，终于使他们放弃了过去的生活水平。而在不知道当年富裕生活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下一代，不但不想恢复过去的富裕生活，反而使人口增加。
但是，由于农业上的改良，谷物法的废止或其他类似的原因，工人的生活必需品跌价，这时就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即工人以同样的工资，可以过比过去大为优裕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工资不会立即下降，甚至还会上升。不过，在此繁荣期间，除非劳动阶级认为不可缺少的舒适水平能够永久地提高，否则工资终将下跌，工人的生活就会差些。不幸的是，那种好的结果并不总是人们所能企及的。提高工人认为比结婚成家更为需要的生活水平，比降低那种生活水平还要困难。如果他们只是满足于享受已有的舒适生活而无其他要求，则其结果是人口增加，他们又恢复到过去的生活水平。他们的孩子，过去因为贫困，不论营养和照顾都很差，而今大多数已养育成人，参加竞争，这将使工资跌到或许完全与粮食的廉价相适应。其结果如果不是象上面所说的那样，那就是结婚的人数增加，结婚的年龄提前，或者是每一对夫妇的生育数增多。经验表明，在粮食价格低廉而就业充分的时期，结婚的人数总是大为增加。因此，对于认为谷物法的废止（只把它看作一个工人问题）或者其他任何使工人的状况只有很少改善的计划（有的计划总是那样时髦）具有很大重要性的说法，我是不能赞成的。对工人影响极小的事情，在他们的习惯和要求上，不会留下永久的印记，他们很快就会恢复到过去的状况。如果对工人发生作用的一时的原因要产生长久的利益，就必须足以使他们的生活状况发生巨大的变化——一种将在许多年都能感觉到的变化，虽然这种变化可能会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对于人口的增加给以某种刺激。的确，当生活的改善具有这样显著的特性，并且在已经习惯于过去改善了的舒适生活的一代人长大的时候，这新的一代在人口方面的习惯是在一种较高的最低限度的基础上形成的，故其生活状况的改善是永续的。关于这一点，最明显的例子是大革命以后的法国。当时，法国的大多数人，顷刻之间，由悲惨的生活提升到独立和比较舒适的生活；而其直接的结果是，虽然有战争的破坏，人口仍以空前的速度增长，其原因，部分是由于已经改善的生活条件使许多孩子生长成人（这些孩子，如果生活状况没有改善，早已夭折），部分是由于出生人数增加。但是，此后一代人是在生活习惯大有变化的情况下成长的。当时法国虽然处于空前繁荣的状态，但其每年的出生人数几乎没有变动，人口的增加是极端缓慢的。
第三节 除少数情况以外，高工资是以限制人口为前提的
因此，工资取决于劳动人口的数量与用以购买劳动的资本及其他资本（简称资本）的比例。如果某时某地的工资高于他时他地的工资，如果雇佣劳动阶级的生计和生活比较富裕，那么其原因不外乎是资本对于人口的比例较大。对劳动阶级来说，重要的不是积累或生产的绝对量，甚至不是在工人中分配的资金数量，而是这些资金与参加分配的人数之比。要改善这一阶级的状况，除变更这一比例，使之对他们有利以外，别无他法。因此，每一项为工人谋利益的计划，如果不以此为基础，则从长远的目的来说，都是骗人的。
在象北美洲和澳洲殖民地那样的一些国家里，既有文明生活的知识技术和高度有效的积蓄欲，又有无限广阔的未占有地，不论人口如何增加，资本总能跟着增加，不能得到足够的劳动力，反而成为资本增加迟缓的主要原因。因此，不论是谁，只要能够成长，总能找到工作，决不会使劳动市场供给过剩。在这些国家里，每个工人家庭都有丰富的生活必需品，而且也有许多便利品和若干奢侈品。除非因为个人的不检点，或实际缺乏劳动的能力，否则，他们是不会贫困的，是无须依赖别人的。即使在那些古老的国家里，由于某个部门的资本激增（不是一般的激增），有时也会使该部门的工人得到与此同样的利益（虽然程度低些）。自瓦特和阿克赖特的发明以来，英国的棉纺织工业大为发展，在需要人口增加1倍的时期内，其所使用的资本大约增加了3倍。因此，在当时的地理环境和人们的习惯或意愿所许可的范围内，从其他部门吸收了几乎所有的工人．不但如此，由于这种工业的发展，产生了对于儿童劳动的需要，使他们也变成了工人。所以，与其限制人口，不如增加人口反而有直接的金钱利益。尽管如此，在那些大的制造业中心，工资一般都很高，一个家庭的总收入，按若干年平均计算，数额可观。由于工资在今后长时期内尚无减少的倾向，所以影响所及，使附近各地农业劳动工资的一般水平也在提高。
但是，人口能够泰然地以最大速度增加的那种情况，对一个国家或一种行业来说，是很少见的，而且是暂时的。只有很少的国家才具备其所必需的全部条件。或因产业技术落后和停滞而使资本的增加缓慢，或因实际的积蓄欲不高而使资本的增加很快就达到极限，或者这两种因素充分具备，但因缺乏象已耕地那样好的未耕地而使资本的增加受到阻碍。即使资本和人口在一个时期内同时增加1倍，但是，如果这种资本和人口全部要在同一土地上寻求出路，那么，除非在农业上有空前的、连续不断的发明创造，否则也不能继续使生产增加1倍。因此，工资如不下跌，利润必将减少；利润一旦减少，资本的增加就慢下来。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工资即使不下跌，粮食的价格（后面将有详细的说明）也必然会上涨。这同工资下跌是一样的。
因此，除了我刚才说的极其特殊的情况之外（其中具有实际重要性的，只有新殖民地或与新殖民地情况相类似的国家），人口以最大的速度增长而不致使工资下跌，这是不可能的。或者，工资的下跌，在没有达到阻止人口增长（通过物质的或精神的作用）的程度时就停止，这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在那些古老的国家里，人口都不是以几乎最大的速度增长，而大多是以极低的速度增长，某些国家的人口则完全不增加。这样的事实，只能从两方面来解释。一是自然所许可的最大出生率没有实现（这在某些情况下是会出现的），二是这种出生率虽已实现，但所出生的很大一部分都已死亡。人口增长迟缓，或是由于死亡，或是由于谨慎精明，或是由于马尔萨斯先生所说的“积极的抑制”或“预防性的抑制”。在所有古老的社会里，上述各种原因中，必然有一种是存在的，而且事实上也是存在的，并且是强有力地存在着。人口的增长，如果不是因为个人或国家的谨慎精明而受阻，那就是因为饥饿或疾病而受阻。
以上所说的种种阻碍，在世界各国，究竟哪一种发生了作用？马尔萨斯先生为弄清这个问题曾经煞费苦心。他在《人口论》一书中所收集的关于这一问题的实例，即使在今天读来，也颇有收获。现在的亚洲各地和以前的欧洲大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