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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家铺子》刚刚在《申报月刊》创刊号上发表，乌镇拍来电报，谓茅盾祖母高氏去世了。于是，茅盾冒着8月的酷暑，举家返乡奔丧。
因祖母已80高龄，子、孙都长大了，手头也不拮据，所以丧事办得十分有排场。在3天的丧礼日子里，亲朋故旧，来吊丧者络绎不绝，茅盾又碰到春天见到过的丫姑老爷。那个丫姑老爷也是来吊唁的，沈太夫人生前待他们不薄，所以他即使家里再穷，也要来吊唁。
茅盾问起他养蚕的情况、问起他还债的情况，这位丫姑老爷连连摇头，说“没有听少爷的话，养蚕丰收了，但却亏了本，不仅老债没有在春蚕里还掉，还添了新债。”言下之意，不堪回首。丫姑老爷还向茅盾讲述了养蚕丰收后，如何更加辛苦地去无锡等地卖茧，最后有的人得了病，雪上加霜等。
茅盾听完丫姑老爷的叙说，唏嘘不已。他又忽然发现，农村也因一二八战争的影响，经济崩溃，引发出一系列矛盾和困惑。
回到上海后，茅盾写完短篇小说《右第二章》以后，十月开始短篇小说《春蚕》的写作。在写作过程中，茅盾调动积储在脑海里的儿时信息，小时他随祖母养蚕，知道了不少养蚕的艰辛，今年的几次回乡所见所闻，又如烂断电影，一个片断一个片断地呈现在脑海之中，因此，《春蚕》写得非常顺利，到11月1日，已经杀青。
这篇小说叙述了发生在江浙蚕乡的一个故事，讲述一个叫老通宝的蚕农，辛辛苦苦地养春蚕，并取得了丰收。虽蚕茧丰收了，茧厂却关门，原因是茧子受日本白厂丝的倾销，不值钱了。因此，老通宝一家劳顿一场不算，还因买叶借了债，蚕茧丰收了，生活却更艰苦了。老通宝气得一病不起。小说的结构灵巧又绵密，语言精巧秀丽。恰似一幅江南春蚕风俗图。
《春蚕》脱稿以后，茅盾接着又写了《冥屋》、《秋的公园》、《光明到来的时候》等散文。
《春蚕》在《现代》第二卷第一期上发表后，立刻引起广泛的赞扬，朱自清肯定茅盾的创作路子：“我们现代小说，正应该如此取材，才有出路。”
也有读者认为：“作者处处从侧面入手用强有力的衬托，将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深入到农村，以及数年来一切兵祸、苛捐……种种剥削后的农村的惨酷景象，尽量暴露无余。”由于《春蚕》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夏衍化名蔡权声把《春蚕》改编成电影剧本，并由明星影片公司摄制成同名影片。这是茅盾的作品第一次上银幕。
由于《春蚕》这个短篇小说的出现和启发，继《春蚕》后，这类丰收成灾的题材，也在新文学阵地上发展起来；洪深的农村三部曲，即《五奎桥》、《香稻米》、《青龙潭》；夏征农的《禾场上》；叶紫的《丰收》；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等，一时间十分热闹。
见《春蚕》叫好，《申报月刊》俞颂华又来找茅盾，要茅盾写农村题材的作品，茅盾答应了，故乡农村的艰辛，连上海一些报纸上也都见报了，加上自己对故乡的了解和把握，茅盾便顺着《春蚕》里的故事情节，在1933年4月写了《秋收》，写老通宝的稻子收成好反而又欠债，农民走投无路，自发吃大户；后来又写了《残冬》，描写农村经济破产，农民们自发斗争已经爆发，显然，《秋收》、《残冬》的创作，有受《水浒》的影响，农民斗争有逼上梁山的感觉，但这在杭嘉湖蚕乡来说，倒是十分真实可信了。
茅盾为营造这乡镇风景线，短篇、散文、速写诸文体方面，一齐努力，使这道真实的乡镇风景线，更加绚丽、更加可爱。1933年，他的小说《当铺前》，以乌镇所见的真实情景为背景，记叙了这人间惨剧的一幕；他的《老乡绅》、《速写》、《香市》、《乡村杂景》、《陌生人》、《谈迷信之类》，都是1933年茅盾的乡镇风景线上多彩的一笔！次年，即1934年，江浙遭受百年未遇的旱灾。乌镇四乡出现河流干涸的灾情，民谣有“民国廿三年，河港朝天”的说法，茅盾回乡，也目睹这些旱象和灾情，于是，茅盾又写了纪实性小说和散文《赛会》、《大旱》、《戽水》、《桑树》、《人造丝》、《疯子》等，这些作品，反映了30年代初，农村经济凋敝，农民破产的状况，揭示了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是农村破产的原因，也揭示了政府的腐败及农民那种固执愚昧落后的一面。
第十四章文化风暴：多事岁月
30年代初，茅盾的文学活动仿佛又恢复了20年代初那股活跃的劲头，“左联”的事，报纸约稿，出版社要书，杂志社要文章，无聊文人的攻击，犹似一场文化风暴，铺天盖地，把茅盾整个儿都淹没在文化之中。因此，30年代前5年，是茅盾创作的黄金时期，《子夜》、《春蚕》、《林家铺子》等现代文学史上的名作，都是这个时期创作的。
1932年底，茅盾写完了《子夜》的后记之后，乘兴又写了一篇《我的回顾》，对自己5年来的创作道路，作一个简要的回顾。短短的5年当中，茅盾在革命的高潮之后，冷静思索，勤奋创作，写出了三个长篇，两个中篇及十几个短篇，奠定了茅盾在新文学上的地位。5年中，茅盾左冲右突，努力“使自己不至于粘滞在自己所铸成的既定的模型中”，不断改换题材：知识分子题材、都市题材、乡镇题材、历史题材等，这些都显示了作家的努力和追求。在回顾自己5年来走过的历程，茅盾谦虚中充满自信，他说：“1927年9月，我开始作小说，到现在已经整整5个年头。5年来，除了生病（合算起来，这也占据了两年光景），我的精神时间，几乎完全在小说的构思与写作上。”接着又说：“我所能自信的，只有两点：一、未尝敢‘粗制滥造’；二、未尝为要创作而创作，——换言之，未尝敢忘记了文学的社会的意义。”
一个做小说的人“不但须有广博的生活经验，亦必须有一个训练过的头脑能够分析那复杂的社会现象；尤其是我们这转变中的社会，非得认真研究过社会科学的人每每不能把它分析得正确。”他还说：“我永远自己不满足，我永远‘追求’着。
我未尝夸大，可是我也不肯妄自菲薄！是这样的心情，使我年复一年，创作不倦。“
从某种意义说，茅盾在政治与文学的天平上，似乎文学创作更有成绩，似乎更有发展前程。但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又驱使茅盾不忘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因此，瞿秋白、鲁迅等友人和茅盾来往十分密切，包括许多左翼文化人士，来往十分频繁。而茅盾的论人论文的尺度，政治、社会功利方面，尽量和党当时的要求相近。所以，茅盾当时曾向瞿秋白提出，要求恢复中共组织关系，希望在党内受到直接指挥。瞿秋白无论在经历上、志趣上，和茅盾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两人十分投机，共同语言也较多。听了茅盾的要求，秋白表示尽快向中共核心组织反映。但此时六届四中全会已开过，王明夺取了上海党中央的领导权，秋白被排挤出党的核心，因此对瞿秋白转述茅盾的要求，中共中央似乎不大在意，竟没有答复。
一天，“左联”成员阳翰笙来到茅盾家里，拿出他在上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地泉》说，出版社要再版，希望茅盾给这部小说作序。《地泉》是包括“深入”、“转换”、“复兴”三部曲的长篇小说。作品反映农村革命的“复兴”。但由于这部作品写作时正受太阳社朋友倡导革命文学的影响，小说的概念化缺点十分明显。
茅盾在前段时间，对这种所谓的革命文学作过批判。
其中包括阳翰笙的这部长篇小说。
于是茅盾对阳翰笙笑道：“你要我写序，我就要批评这部作品。”阳翰笙点点头，认真地说：“我知道，我也想过，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从1928年发生到现在，已经经历了5年的历史，正在走向成熟。这本书是几年前写的，本不打算印了，现在既然有书店肯再版，就借再版的机会，请几个朋友写点文章，也算对这本书作个定评。”
“有那些朋友写了序？”茅盾听说阳翰笙请几个朋友写序，问道。
“瞿秋白、钱杏邨。”阳翰笙回答。
“那好，我也写，不过您不要动气啊。”茅盾笑道。
“哪里，哪里。”阳翰笙忙说。脸上一脸虔诚。
后来，茅盾写了一篇《地泉读后感》，从扭转革命文学创作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入手，评论阳翰笙的《地泉》的缺点。直言不讳地批评《地泉》“亦浓厚地分有了那时候同类作品的许多不好倾向。”什么“不好倾向”呢？这就是“缺乏社会现象全部的非片面的认识，”“缺乏感情地去影响读者的艺术手腕。”指出《地泉》“本书只是‘深入’、‘转换’、‘复兴’等三个名词的故事体的讲解。而本书的作者，恰就先给我们三篇故事体的讲解。”
“惟在已有政治认识的人们方能理智地去读完这本书而有所会于心，或有‘画饼充饥’地聊一快意；至对于普通一般人，则本书只是白纸上有黑字罢了。”
后来，茅盾这篇直言不讳的文章，被阳翰笙一字不改地编进湖风书店1932年7月出版的《地泉》内，并作序言刊布。茅盾后来感叹，“这种接受不同意见的雅量是令人钦佩的。”并进一步加深了茅盾和阳翰笙之间的友谊。
左联成立以后，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多次，第一次讨论时，茅盾刚刚回国，环境的适应，家务事的分心，茅盾只看了一些讨论发言的文章，发现许多文章都十分中肯，鲁迅的话尤为精辟和深刻：“多作或一程度的大众化的文艺，也固然是现今的急务。若是大规模的设施，就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许多动听的话，不过文人的聊以自慰罢了。”所以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热闹一阵子以后，也就偃旗息鼓了。
1932年夏天，茅盾写完《林家铺子》之后，“左联”又发起文艺大众化的讨论，起因是瞿秋白在《文学》半月刊上发表《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在6月又发表《论文学的大众化》。当时发表文章的《文学月报》认为秋白的文章很重要，便约请茅盾、陈望道、夏衍、周扬、郑伯奇、田汉等人写文章，参加讨论。
当时，茅盾看到瞿秋白的《论文学的大众化》，观点十分新颖别致，见解也非常独到，但秋白对白话的估价，茅盾认为不敢苟同，因为秋白认为：
“五四”式的白话是非驴非马的文字，是中国文言文法、欧洲文法、日本文法的混合体；号称“白话”，实则是“新文言”，是士大夫的专利，和从前的文言一样，劳动大众是读不出，听不懂的。……因此现在必须发动一个反对“死的语言”
的革命运动。革命文学要用现代中国活人的话来写，尤其要用新兴阶级的话来写。
……至于革命的大众文艺，尤其应当从速用浅近的新兴阶级的普通话开始。
但茅盾也发现其中的一些观点，有些似是而非。因此，乘刊物约请茅盾写文章参加讨论的机会，针对瞿秋白的论点，写了《问题中大众文艺》，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全文分四节，分别为“旧”文言与“新文言”，“技术是主，文字本身是末”
在第二节展开讨论；第三节是现代中国普通话怎样估价；第四节是“到底用什么？”
这篇讨论文章，有事有据，令人信服。茅盾用了“止敬”这个笔名在《文学月报》上发表了这篇文章。
随后，瞿秋白又发表了答辩文章《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分三个方面进行答辩，即解释一些误会，二是讲明原则分歧，三是提出了认字拉丁化问题。继续阐述自己的观点。
茅盾读过这篇文章，发现自己与秋白是从不同前提来争论的，对文艺大众化的概念理解不同，是指作家们要努力使用大众的语言创作人民大众看得懂、听得懂、能够接受的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呢，还是主要是指由大众自己来写文艺作品？而茅盾的理解是前者，瞿秋白的理解是后者。因此，茅盾没有接着瞿秋白的文章来继续讨论。
也许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在当时文人圈子里，只是一个时髦。因此，“左联”中人都热心于文艺大众化的宣传和讨论，但所化的力气和收到效果很不相称。
因为当时的政治形势，社会制度不允许文人们这样做。
1934年夏秋间，上海进步文艺界又掀起第三次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在这之前，蒋介石在南昌发表《新生活运动要义》，强制推行以封建道德“四维”
（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准则的新生活运动。5月份，国民党教育部汪懋祖等掀起“文言复兴运动”，在国民党的《时代公论》上发表文章，大肆鼓噪。因此，上海“左联”同仁决定以汪文为靶子，开展第三次文白之争的讨论。当时鲁迅、茅盾、陈望道、胡愈之、魏猛克、陈子展、傅东华、许杰、乐嗣炳等人纷纷写文章，抨击复古逆流，维护五四成果。
到了8月份，文艺大众化的讨论正酣，达到高潮，这时，陈望道、乐嗣炳就打算乘势办一个刊物，力倡大众语运动。也抨击林语堂等人提倡的小品文。陈望道为此还在“一品香”餐厅请客，茅盾出席了。9月3日陈望道又请一批作家聚餐，茅盾和鲁迅都去作陪客。当时，陈望道对《太白》刊名有了解释，他对鲁迅、茅盾说：太白太白，就是白而又白，比白话文还要白的意思；还有，太白二字笔划少，符合简化的原则；还有太白是太白星，在黎明前出现，又名启明星，表示天快亮了，又暗示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即将结束。
鲁迅一听陈望道这个解释，掸了掸手头的香烟，点点头，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