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去，我们正在组织车队，安全是有保证的。“
茅盾接着表态道：“我没有意见。德沚的事，等我回去问问她，让她自己拿主意。”
这时，在一旁的徐冰对茅盾说：“你恐怕几天之内就要离开家，先搬到郊区一个地方去。戴笠手下的人对你的行踪很注意，为防你突然‘自行失踪’，我们还是早点行动，你在郊区先隐藏一段时间，再离开重庆。这段时间，孔大姐仍旧住在枣子岚垭良庄，照常活动，以迷惑特务们。”
茅盾回家，与夫人孔德沚商量之后，孔德沚决定和茅盾一起去香港。徐冰也同意了。
隔了一天，一个小伙子来到茅盾家，秘密送茅盾到离重庆约20公里的南温泉，住在黄炎培的职业教育社的房子里，等待出发。茅盾一个人住在那里，面对幽静的环境，清闲的日子便决定继续写“见闻录。”由于酝酿已久，一静下来，立刻文思汹涌，一口气写了6篇，即《兰州杂碎》、《风雪华家岭》、《白杨礼赞》、《西京插曲》、《市场》、《“雾重庆”拾零》。其中《白杨礼赞》成为茅盾文学宝库里的一颗明珠，写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意志。
在南温泉住了20多天以后，于3月中旬在生活书店程浩飞的护送下，乘汽车离开南温泉，经贵阳、桂林，直奔香港。夫人孔德沚则迟半个月动身去香港。
在赴桂林途中，茅盾心潮起伏，感慨万端，写下了《渝桂道中口占》一诗：
存亡关头逆流多，森严文网意如何？
驱车我走天南道，万里江山一放歌。
第二十三章再到香港
1941年3月底，茅盾到达香港的第二天，朋友得知消息后，便陆续到旅馆来看望他。第一个来到茅盾下榻的旅馆的是正在香港大学教书的许地山。
这位身材魁梧的学者兼作家，见到茅盾十分高兴，他向茅盾了解了重庆的一些情况之后，告诉茅盾说：现在正在主持香港文协的工作，请沈先生多加指导。许地山刚走，萧红和端木蕻良双双来了，萧红是茅盾在上海时的老朋友，此时因患肺结核，正在休养。茅盾关切地询问了萧红的生活和病情，关照端木蕻良和萧红，要抓紧治疗和休养。端木蕻良此时正和周鲸文一起主编《时代文学》，他希望茅盾给他稿子，支持他的工作。茅盾点点头，笑道：“这次恐怕要呆上一段时间了，有稿子自然会给你的。”端木满意地笑了。
隔了一天，正在筹备《华商报》的范长江和夏衍来看望茅盾，并向茅盾约稿。
茅盾一听夏衍他们办《华商报》，十分高兴，夏衍告诉说，《华商报》有个副刊“灯塔”，沈先生是否给个稿子，夏衍并把一份“灯塔”的宗旨递给茅盾。茅盾接过那份宗旨一看，上面写道：“内容力求真实与公道，素材力求丰富而隽趣，特别注重正确而生动地反映并批判社会上变动不息的日常事故的短小精悍的短篇杂文，绝对避免一些无关现实的长篇大论。”茅盾把“宗旨”还给夏衍，说：“这个宗旨不错，很有现实性，那么‘灯塔，多少天一期呢？”
夏衍忙接上去说：“每个星期出5期。现在我们这里还缺一个长篇小说，你能否给我们一个连载。”“是啊，有沈先生支持《华商报》，我们有再大的困难也不难了。”范长江也附和道。
茅盾笑了，“莫非你们以为我筐中有一部长篇小说打着埋伏？”
“我们听说沈先生在南温泉时，天天伏案疾书，想来总有可以发表的东西。”
夏衍也笑了起来，承认自己已探得情报。
“是写了一点东西，但不是小说，是杂感式的散文，记录这两年在内地的见闻，而且没有写完，只写了一两万字。”茅盾笑过以后，也承认道。
“够了够了。”夏衍一听茅盾手头有这批文章，忙说道：“没有写完也不要紧，可以先登起来，你一边继续往下写。”
茅盾觉得支持《华商报》也是分内事，便说道：“好罢，你后天派人来取稿，我要从头至尾看一遍，再写一个前言。这样，你们就可以用了。”
这时，范长江说：“好，现在我们有两个连载了，邹先生也答应给我们一个连载，题目叫《抗战以来》，《华商报》有了你们两位的鼎力支撑，一定开张大吉，声势夺人！”
茅盾一听邹韬奋也已答应给连载稿子，便问道：“韬奋到香港多久了？”
范长江答道：“比你早到半个月，住在九龙，正在筹办《大众生活》。”
夏衍，范长江都满意而归。望着他们的背影，茅盾感慨万端，觉得现在的香港已不同于往日了，变得热闹和活跃起来了。抗战已经成为全民共同的认识。回到房间，茅盾把已在重庆南温泉时写的几篇，重新看了一遍，又改了几个字。然后又写了一个“弁言”，作为连载时的开头话，在“弁言”中，茅盾感情激愤地揭露国民党文网森严的罪行，又对自己这组《如是我见我闻》文章作了解释和“自嘲”，他说：
“这不是什么游记。”“然则到底是什么呢？说来很简单，就是七零八落的杂记。也许描几笔花草鸟鲁，也许画个把人脸，也许讲点不登大雅之堂的‘人事’，讲点人们如何‘穿’，如何‘吃’，又如何发昏作梦，或者如何傻头傻脑卖力气，——总之；好比是制片厂剪下仍掉的废片，有的一二尺，有的七八尺，没头没脑，毫无联贯，这边几棵树半个窗洞，那边一个人头，或半身或一条腿，只有太天真的孩子才会当一件事去赏鉴猜详。”
“因此，作者的我，未便在此自吹这些七零八落的记述，是什么‘观察’，或什么‘印象’，老实一句话，只是所见所闻的流水帐；不过我自信，闻时既未重听，见时也没有戴眼镜，形诸笔墨，意在存真，故曰《如是我见我闻》。”
1941年4月8日，《华商报》副刊创刊，茅盾的《如是我见我闻》开始连载，开场除了他写“弁言”外，编者也作了广告：“名作家茅盾先生，年来漫游大西北及新新疆，长征万里，深入民间。……《如是我见我闻》长篇笔记，以其年来随时精密而正确的观察，用充满着爱与力的能笔，作深刻而隽永的叙述。尤其注意的是抗战中旧的势力和新的运动的斗争与消长，暴露着黑暗社会孕育着危机与没落，指示出新中华民族的生长与出路。”
这一组共18篇的《如是我见我闻》，一直连载到5月16日。后来结集出版时，改题为《见闻杂记》。因为5月份茅盾又碰到另外一个任务，因而这个《如是我见我闻》只好中断。许多如昆明见闻、新疆见闻、延安见闻等都未能及时写出。
4月的一天，阳光灿烂，风和日丽。茅盾夫人孔德沚也在茅盾到香港半个月后，风尘仆仆地赶到香港，和茅盾团聚。于是，茅盾便从旅馆换到香港半山的坚尼地道寓所。一天，邹韬奋来看望茅盾，并告诉茅盾，他准备办一个像《生活》周刊那样的刊物，亲自主编。并正式来邀请茅盾参加编委会。
茅盾一听邹韬奋的打算，十分高兴，忙说：“邹先生气魄很大，这个刊物一定能办好。哎，邹先生办的这个杂志叫什么名字？”
“嗨，你看，我糊涂得连刊物名字都没有向你讲了。”邹韬奋也笑起来。
“刊物名称就叫《大众生活》，算是对原来的《生活》周刊的复刊。”
“编委会还有那些人呢？”茅盾点点头问。
“除你之外，还有你的老乡金仲华，有夏衍、千家驹、胡绳、乔冠华。”
邹韬奋又说。“今后，我设想，编委会每周开一次会，检讨上一期的得失和确定下一期的主要内容，编委除了自己要写稿外，还要拉稿。不知沈先生以为行否？”
“好的，好的。”茅盾说，“到时开会时，通知一下就行。”
后来，邹韬奋把这些编委全部请去开会，商量《大众生活》出版事宜。
会后，邹韬奋向茅盾约稿，希望茅盾给《大众生活》一个可以连载的长篇小说。
茅盾答应了邹韬奋的要求。
写什么题材呢？茅盾想到了在重庆听到的一些人和事，也考虑到香港和南洋读者的口味，决定采用日记体来写特务机关的内幕，把在重庆听到的故事放进小说。
后来，小说取名《腐蚀》，写一个国民党女特务赵惠明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的经历与所见所闻，刻画了赵惠明这个青年女特务的复杂性格，写出了人性中爱与恨、人性与兽性、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的斗争的复杂性。
1941年5月，经邹韬奋催促的《腐蚀》开始在新创刊的《大众生活》上连载。
茅盾在小说开始时，别出心裁，假托在重庆某公共防空洞的岩壁上发现了“一束断续不全的日记”，日记主人不知为谁，日记中夹有一男一女的两张照片。这个虚构说明，把读者吸引住了，许多读者都信以为真，写信给茅盾：“《腐蚀》当真是你从防空洞中得到的一册日记吗？赵惠明何以如此粗心，竟把日记遗在防空洞？赵惠明后来下落如何？”小说连载后，还有不少读者给《大众生活》写信，希望茅盾给女特务赵惠明一条自新之路。后来茅盾觉得读者的要求也有道理，就给她一条出路。
不过，解放后，有些读者又批评茅盾：为什么给赵惠明一条自新之路？责问得茅盾啼笑皆非。
1941年10月，上海华夏书店出版了《腐蚀》的单行本，不久传到延安，中共翻印后曾供干部阅读，作为干部的一种必读书，成为茅盾在国内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当《腐蚀》写得差不多时，茅盾又根据中共组织的要求，开始筹办一个小品文刊物——《笔谈》，因港府对刊物登记要求，必须是港绅，所以茅盾和邹韬奋他们一样，也请了曹克安担任名誉社长和督印人，这样，总算办妥了办刊物的手续。到8月中旬《笔谈》创刊号的稿件已齐，茅盾决定在9月1日创刊。
为此，茅盾还写了“征稿简约”，把《笔谈》宗旨和内容要求体现在里面，开宗明义地说：“一，这是个文艺性的综合刊物，半月出版一次，每期约四万字；经常供给的，是一些短小精悍的文字，庄谐并收，辛甘兼备，也谈天说地，也画龙画狗。也有创作，也有翻译。不敢自诩多么富于营养，但敢保证没有麻醉也没有毒。
二，内容如果要分类，则第一，关于游记或地方印象；第二，人物志，以及逸闻轶事；第三，杂感随笔，上下古今，政治社会，各从所好；第四，读书摘论，书报春秋；第五，文艺作品，诗歌，小说，戏曲，报告；第六，时论拔萃。……。“同时，茅盾又找到柳亚子，向柳亚子约稿，柳亚子答应为《笔谈》提供一个专栏文章，连载。于是，《笔谈》专门开了一个以柳亚子居所命名的”羿楼日札“的栏目，由柳亚子先生介绍辛亥革命时的掌故。发表后，大受读者欢迎。同时，茅盾又编又写，受亚子先生的启发，在《笔谈》杂志上开了自己的一个栏目，叫”客座杂忆“，专门介绍1927年大革命时的掌故，十分新鲜有趣。
9月1日，《笔谈》创刊号如期出版发行。出版后，这个茅盾称为“杂拌式”
的杂志大受读者青睐，在不到5天的时间里，创刊号就再版了一次。
许多名人纷纷为《笔谈》写稿，郭沫若、陈此生、胡绳、于毅夫、张铁生、乔冠华、杨刚、叶以群、戈宝权、胡风、袁水拍、林焕平、骆宾基、凤子、柳无垢、高荒、孙源、胡考、了聪等等，这些朋友的支持，给百忙之中的茅盾留下了时间，茅盾除了写“客座杂忆”之外，写书评，写时论等，成果累累。据统计，《笔谈》从1941年9月创刊，到12月1日终刊，共出版七期，茅盾在这七期《笔谈》里，共发表散文、杂文、书评63篇，在这又编又写中，是何等辛勤呀！
还在写《腐蚀》时，即8月初，传来一个令人扼腕的消息，身高马大的许地山因心脏病而去世了。茅盾在3月底刚来香港时，许地山还来看望过他，相谈甚欢，想不到会突然猝逝！？在悲痛之余，茅盾立刻丢下其他工作，写下了《悼许地山先生》，发表在9月21日《星洲日报。晨星》上，后又写了《国粹与扶箕之迷信——纪念许地山先生》，《论地山的小说》等两篇，以寄托对亡友的思念。
1941年11月初的一天，茅盾家的门突然响起来，传来咚咚咚的叩门声。
茅盾开门一看，原来是5年不见的史沫特莱上门来了。茅盾忙把史沫特莱迎进屋，十分惊讶地问道：“你怎么也到香港来了？5年不见，哪里去了？”
史沫特莱端起孔德沚沏的茶，说道：“说来话长。我1936年离开上海去了陕北，抗战爆发后，从延安随朱总司令来到山西八路军总部，作为随军记者多次到前线采访。后来又离开华北到华中，经武汉到江南新四军军部，因身体不好，胃病复发，取道重庆来香港治病。”史沫特莱一口气把经历告诉茅盾，眼神里还流露出一种离开新四军八路军的依恋情愫。
茅盾点点头，关切地问道：“怪不得你这么消瘦，你现在住在哪里？”
“我早来香港了，住在山上一个朋友的家里。这次是要回美国去治病，也想把在八路军新四军的所见所闻写成文章，让全世界知道八路军新四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创造出了怎样辉煌的业绩。”史沫待莱依然十分高兴地谈论着。“我还准备为朱总司令写一部传记呢。”史沫特莱神秘地笑笑又说。
“那你为什么不在香港写呀？”茅盾希望史沫特莱能在香港住下来。
“不，香港就要发生战争了。”史沫特莱敛起笑容，一脸正经地说：“这次日美谈判不会有结果，也许是个烟幕弹。日美一开战，日本就会进攻香港，而香港顶多守两个月。你也应该离开香港，可以到新加坡去。新加坡是英国在远东的堡垒，他们会死守的。”史沫特莱似乎胸有成竹，而茅盾则将信将疑，因为此时茅盾也在研究国际问题，而尚未看出香港要成为战场的端倪，便说：“我还不能离开香港，我在这里有工作。”
茅盾又向史沫特莱打听一些熟人的情况，史沫特莱则直率地向茅盾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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