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茅盾听了母亲这番肺腑之言，十分体谅母亲的苦处和难处。在母亲面前，茅盾绝对是个孝子。自然，花花世界的时髦女性，对青年茅盾来说，并非没有吸引力。但此时的茅盾，似乎一心扑在作学问上，还没有多余时间去想个人婚姻大事。
为了替母亲分忧，分担一些劳累，茅盾向母亲表示，识字不识字，也无所谓，嫁过来后，孔家管不着了，母亲可以教她识字，也可以让她进学校。茅盾母亲听罢儿子的诉说，颔首赞同。
婚礼是在1918年春节后举行。茅盾母亲嫌观前街老屋太小，腾不出一间像样的房间，因而与茅盾四叔祖商量，租借四叔祖家余屋作新房，此时四叔祖家住在乌镇北花桥东堍的北港，与王会悟家为邻，洞房在楼上。结婚仪式完全是旧式的，花轿、嫁妆一路从东栅抬来，迎亲、拜见长辈等一应繁琐礼节后，又开始宴会和闹洞房。此时青年茅盾虽说在上海崭露头角，但对小镇上这些礼节，似乎也并不太认真。
几个亲戚家的小客人追着他要糖吃，他便躲进床里，扮着和尚打坐状，逗引得表弟陈瑜清等小客人笑弯了腰。
茅盾见新娘子生得并不漂亮，却十分健壮。见了茅盾家那些从未见过面的亲戚客人，也不怯生，而是谈笑自如，很大方。但新婚第二天，却发生一桩使茅盾母子都惊讶、又不便直说的事。原来，茅盾母亲对孔家情况，虽然在一个镇上，却并不了解。所以她问了新娘子的一些情况，包括新娘子读过那些书，认得那些字，会不会写信等等。结果，这位刚嫁给中国文坛青年骁将的新娘子，只认得一个“孔”字和1—10的数目字！闲谈中，新娘知道茅盾曾去北京念书，现在又在上海工作，便问北京离乌镇远呢，还是上海离乌镇远？问得茅盾母亲目瞪口呆，想不到孔家如此闭塞守旧！沈家几次三番传话给孔家，让女孩子去读书，结果沈家的这些要求，竟都成了耳边风了。但茅盾母亲没有再说什么，觉得新娘子是无辜的，责任在孔家长辈身上。此时，聪明的夫人觉得自己没有念书，在丈夫和婆婆面前矮三分，心情十分沉重。
茅盾望着夫人淳朴的面庞，聪明而渴望知识的眼神，陷入了沉思：中国妇女解放的任务是多么艰巨呀！现在，茅盾切身体会到在中国，妇女解放的迫切性。所以，他后来发表的一系列妇女解放的文章中，竭力主张“把踹在地下的女子扶起来，一同合作，向前猛进。”并提出“提高女子的人格和能力，便和男子一般高，便成促进社会进化的一员，那便是我们对于女子解放的理想的大标帜。”并提出妇女解放的新理想标准：“就是要把女子看作和我们完全一样，我们要尊重伊们的意志，我们要还伊们自由，同时我们也要把从伊们那里揽来的责任归还伊们。”茅盾在自己的婚姻生活中，深深感到妇女解放运动的紧迫性和严重性。
按乌镇婚嫁习俗，茅盾结婚三日后，偕新娘去岳父家拜见长辈，因岳父无心铺张，仪式相当简单，只是见个面，略备茶点招待，盘桓半天后，即偕新娘回家。在岳母家里，茅盾却发现新娘治家有方，两个调皮弟弟见她十分听话，心中暗喜。但回家后，茅盾母亲便发现新娘子两眼红肿，便究问起来，才知道新娘子回娘家与她母亲吵架了，埋怨母亲不让她念书。害得她在婆家成了十足的乡下人！茅盾母亲便开导她，用苏老泉的例子激励她可以重新学习。并表示，只要新娘子肯学习，她愿意教她识字读书。并又让茅盾为新娘子取名为“德沚”。
新婚的日子似乎过得特别快。茅盾想到编译所还有不少事要等他去做，想早点回上海，以免耽误那边的事情。他对母亲讲了自己的想法后，母亲表示：“你回去吧，德沚，我来教她。”此时，在旧俗气氛十分浓郁的小镇上，有新婚一月不能空房，空房则不吉的说法。茅盾母子却不信这个俗理。但茅盾去岳母家向岳母辞行时，却遭卧病在床的岳母的反对，“该过满月才走。
你们新派也太新了。“茅盾只能点头安慰几句，没有再解释。
茅盾回家乡过年并举行婚礼后，没有度完蜜月，便匆匆坐船回到上海。
而夫人则由母亲教识字教写字。每天上午、下午各写两个小时字。这样学了一两个月，孔德沚倒识了五六百字。但茅盾母亲发现儿媳一个人在读书时，心神不定。
问其故，也无结果。有一天茅盾的二婶谭谱生来串门，与茅盾母亲聊天时，说到德沚读书，谭谱生告诉茅盾母亲：石门（离乌镇二十里路）
丰斛泉的大女儿在办一个小学，专收女生，叫振华女校，如果德沚能进学校，和同学一起听课，效果就不一样了。于是茅盾母亲托谭谱生去石门商量一下，像德沚这样年纪，学校能收否。后来，振华女校答应接收孔德沚去那里读书，在振华女校，孔德沚读了一年半，认识了张琴秋（后来成为她的妯娌）、钱青等年纪比她小的同学。
此时茅盾在上海，参与《小说月报》的改革，并日夜用心在工作上。后来因岳母病重，孔德沚只好休学回家侍候母亲，再加上她对校长的态度看不惯，便干脆辍学回乌镇，再不去石门读书了。茅盾母亲没有办法，只好再由自己教儿媳。孰料，孔德沚识字渐多以后，心思也活了。正在湖州湖郡女校读书的邻居姑娘王会悟回乌镇时，向孔德沚宣传湖州那所学校如何如何好，也劝孔德沚去那所教会办的学校念书。孔德沚在乌镇住得发慌，也正想去外地读书，和王会悟的建议不谋而合。孔德沚不等与婆婆、丈夫商量，便答应去那里。茅盾知道后写信给母亲，请母亲劝孔德沚，不要去那种学校读书。
固执而求知心切的孔德沚还是去了。茅盾母亲觉得没有办法，只好让她去试试。
可是，没有多久，孔德沚自己逃回家来，原来这湖郡女校因是教会办的，学校里都讲英语，孔德沚因从未学过，自然无法上课，哑已一般无法交流了。
因而自己大呼上当，忙逃回乌镇。
这时，茅盾母亲觉得儿媳一人在乌镇寂寞，不如早点让她搬到上海，与儿子团聚。于是私下写信对儿子讲了自己的想法。并让儿子在上海找住房。
其实此时，茅盾母亲还有一个没有说出口的想法：常常看报纸的茅盾母亲知道，许多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常常鼓吹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等，也发现许多年轻人以搞“家庭革命”为时髦，抛弃糟糠之妻，另寻新欢。因而她担心儿子在上海这花花世界，会出什么事。所以，茅盾母亲希望儿子在上海找好房子，和媳妇团聚，也好让她放心。
茅盾和孔德沚的婚姻，因为当时茅盾还没有出名，因而显得十分平常，无论在商务印书馆，还是在乌镇这样的小镇上，都没有引起特别的注目和议论。后来孔德沚一生和茅盾风雨同舟，默默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而茅盾在人生道路上，虽偶然有过闪失，但综观其一生，道德文章，也堪称楷模！
第五章参与建党
正当茅盾为妻子读书、识字的事而被敬爱的母亲“逼”得来不及招架时，他又被商务选为对《小说月报》进行改革的最佳人选。所以，那天高梦旦等找茅盾谈话后，茅盾答应了解一下《小说月报》存稿情况后再说。当局同意了。于是茅盾先向王莼农了解《小说月报》的存稿情况，发现王莼农已买下了而尚未刊出的稿件，足够用一年，而且全是礼拜六派的稿子。茅盾又问了其他一些情况后，心想，“要改，就顺应时代潮流，彻底改，否则不如不干”。
茅盾在向高梦旦、陈慎侯回话时，提出改革《小说月报》的三条原则意见：
一是现存稿子（包括林译）都不能用；二是全部从四号字改用五号字；三是馆方应当给全权办事，不得干涉主编的编辑方针。
商务当局高梦旦等人研究后，同意茅盾意见，但要求1921年的第一期，按新方针及时发稿，不能延误出版。因此，茅盾完全处于高度紧张之中，连家里的信也忘了回，全身心地投入了筛选稿件、编辑《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一期的工作。
在编第一期《小说月报》时，一个偶然机遇，茅盾认识了郑振铎。并通过郑振铎得到冰心、叶绍钧、许地山、瞿世英、王统照等作家的大力支持。
同时，又逢在北京发起的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因此正当《小说月报》编就时，郑振铎又将文学研究会的章程、名单等寄来，这犹如一缕春风，给《小说月报》注入了清新、活泼的风采。稿件编就，茅盾挑灯撰写《改革宣言》，提出革新办法，表明革新之心志，介绍新栏目等，立论气势，都显出虎虎生气。他在“宣言”中提出：为了研究，“对于为艺术的艺术与为人生的艺术，两无所袒。”而对写实主义，虽在世界范围内“已见衰歇之象”，但在中国，“写实主义在今日尚有切实介绍之必要；而同时非写实的文学亦应充其量输入。以为进一层之预备。”同时认为“一国文艺为一国国民性之反映，亦唯能表见国民性之文艺能有真价值，能在世界的文学中占一席地。”
在这个改革宣言中，茅盾对旧文学也不绝对否定，认为“中国旧有文学不仅在过去时代有相当之地位而已，即对于将来亦有几分之贡献。”所以，综观宣言全文，茅盾的锐气十分强烈，倾向也十分明朗，但总体上还是比较公允。
因为刊物毕竟还属于商务当局主办的。改革后的第十二卷第一期《小说月报》除了两页彩插，三幅铜版纸精印的图片外，内容上完全是全新的感觉。茅盾撰写的《改革宣言》，用四号字排了两页多，紧接着是两篇论文：周作人的《圣书与中国文学》和沈雁冰的《文学与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的身份的误认》，在《创作》专栏里，有冰心的《笑》、叶绍钧的《母》、许地山的《命命鸟》、慕之的《不幸的人》、潘垂统的《一个确实的消息》等等。在《译丛》专栏里，有果戈里的《疯人日记》、托尔斯泰的《熊猫》、泰戈尔的诗等，还有剧本、海外文坛消息等，可渭蔚为大观，给人于耳目一新。因此，第一期一出版，立即在上海及全国读者中引起轰动。《时事新报》、《学灯》立即发表文章，评介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一时，商务印书馆各地分馆纷纷向上海总馆来电，要求《小说月报》下期多发。
结果，第一期5000册，第二期发行上升到7000册，到年底竟翻到一万册。茅盾在改革《小说月报》中，一炮打响。
在这之前，因茅盾当时编《小说新潮》栏时，尚有余暇，便写了大量文章，在《东方杂志》、《学灯》、《解放与改造》、《新青年》上发表，引起北京陈独秀等人的注意。他们发现茅盾思想进步、敏锐，是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
因此，1920年初，陈独秀到上海以后，约见沪上有关人士，秘密会谈。陈独秀住在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同时被陈独秀约见的除了茅盾外，还有陈望道、李汉俊、李达等人。茅盾久闻陈独秀其人，觉得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但进屋见到其人，却发现四十多岁的陈独秀，头顶微秃，举止随便，说话和气，竟没有一点大人物的派头。大家谈了一阵后，茅盾便告辞。陈独秀给茅盾留下了一个很好的印象。
1920年7月，上海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人是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并秘密办了个刊物《共产党》，专门宣传和介绍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以及第三国际、苏联和各国工人运动的消息。主编是李达。同年10月，茅盾和邵力子去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拜访陈独秀，当时第三国际代表威庭康斯基也在座。陈独秀征求邵力子、茅盾关于成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意见，茅盾表示赞同。于是，茅盾由李汉俊介绍加入共产主义小组。邵力子也同时加入共产主义小组。
加入共产主义小组后，在《共产党》杂志任主编的李达，立即向茅盾约稿，此时，茅盾尽管因编《小说月报》忙得焦头烂额，但对政治热情仍十分高，既然加入组织，那应该为组织办事，而且借此也可研究马克思主义，从政党理论上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因此，李达约稿，茅盾便欣然允诺，一口气翻译了《共产主义是什么意思》、《美国共产党党纲》、《共产党国际联盟对美国IWW的恳请》、《美国共产党宣言》四篇译文，发表在1920年12月7日出版的《共产党》杂志第二期上。
后来，又陆续翻译了《共产党的出发点》等文章，发表在秘密刊物《共产党》杂志上。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理论建设，作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2月16日，陈独秀应广东陈炯明的邀请，去广东办教育。临行，茅盾和李汉俊等都去送行。而陈独秀则把《新青年》的编务交给陈望道。陈独秀走后，上海共产党小组李汉俊等人，开始筹备起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事务来。因此，当时上海共产党小组在秘密状态下，活动异常频繁。此时，茅盾又刚接手《小说月报》，千头万绪的事务和写作编务，真的无暇顾及妻、母了。母亲在乌镇连连来信，责问茅盾为何迟迟没有找到房子？是不是……。
一定要茅盾在上海找房子，她也好将带儿媳孔德沚来团聚。茅盾不能向母亲、妻子明说自己的政治活动，三言两语也讲不清自己编《小说月报》的忙碌，接到母亲几次来信后，茅盾托编译所宿舍的管理人员福生，去外面寻租。结果，三个月后，即1921年2～3月间才在鸿兴坊找了一座带过街楼的房子。
经过装修后，茅盾才把母亲、妻子接来，又雇了一个专管洗衣买菜的佣人。
妻子孔德沚则进爱国女校读书。茅盾母亲到上海新居一看，茅盾两只大书架上放满了洋装书，知道儿子忙在学问上，以前的疑虑，顿时冰释。一个小家庭，在忙碌中总算安定下来了。但茅盾的社会活动，此时却有增无减。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和嘉兴召开。茅盾、陈望道等都不是代表，均未到会。“一大”以后，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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