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另外一个男孩编到了一组，姜山和另外一个女孩编到了一起。这两名队员之前本来是一组。他们告诉我们，我们队领导临时把我们报名时的组合拆开重新搭配，这让他们也觉得很不舒服。
我们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忽然被换了搭档，姜山怒不可遏，我也很生气。另外两位队员一时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大家商量了很久，最后他们还是把名字改了回来，抽签也因此延误了一个半小时。
事后我们主动去找相关领导沟通：你们要作什么决定，能不能事先通知我们一声？
沟通的结果是相关领导表态：这次先这样吧，等到全运会肯定还让你俩配混双。我们绝对不会怎么怎么样。
但等到全运会开赛，我们又被分开了。
我们心里很不舒服，同样的事情已经出现过一次了，而且还拍着胸脯保证怎样怎样，最后又故技重演。
我们也是人，不是棋盘上的棋子。我和姜山搭档是因为我们球路比较配，而且已经一起磨合了四年。我们对于彼此的技术路线有深入的认识，对彼此的优缺点也都有深刻和全面的认识。
当时有报道说：“省队考虑到强强联合把握更大，因此决定拆散李娜和姜山的组合。不过李娜心里却有小算盘，她希望能与男友一起站到冠军领奖台上，以此作为两人感情的纪念。”这真是莫名其妙的说法，我和姜山搭档好几年了，早就一起上过冠军领奖台了。再说，我们的感情也不需要以这样的方式纪念。
我们觉得难以接受的是队里极其强势地拆散我们的组合，又不能给出任何理由。为了说服我们接受这样的分组结果，他们许诺说如果我们两对都进决赛，亚军也享受全运会冠军待遇。
我想他们弄错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我们要的不是待遇，而是尊重。
当时我们俩什么都没说就回去了，心却更凉了。
那届全运会姜山他们组合得了冠军。我和另一位选手的组合得了季军。但是，我们都没有感到一丝快乐。
从那时起，我的身体开始出现了异常。这或许跟我低落的情绪有关系。因为我在有的文章上看到说人思想上的压力和问题，会真实地投射到你的身体上，最终会引起身体的疾病。
听到妈妈说“身体是一辈子的”，我一下子就放松下来，失眠、焦虑都忽然离我而去，多日的阴霾一下子散开，当天晚上我的睡眠就正常了。
当时我们住的是双人间，我和另一个女孩同住。第二天别的队友都去训练了，我就打电话订了从北京回武汉的机票。下午，我拿到了订票公司送来的机票。第三天，我带着早已整理好的行李出了门，打车直奔机场。
走的时候，我写了一张《退役申请》放在宿舍的桌子上，为了表明自己退役的决心，我连球拍都没带走，把拍子端端正正放在写字台上，压着那张《退役申请》。担心被人撞见看出蹊跷，我的行李简单极了，就在随身携带的包包里面放了几件简单的换洗衣物和生活必需品就匆匆离开了。
一回家，我就关掉了手机，不接任何电话。
自由的味道可真好啊！
那时姜山已经回到了武汉。2001年全运会结束后，隔了一个月国家队集训，他去国家队跟领导谈话，国家队领导同意他退役，他就回来了。他退役比我还要早半年。
姜山之前的经历比我还要糟糕很多，反反复复被折腾了很多次，强行拆散我们的组合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之前他受到的伤害更大。
2002年9月，我们一起走进了大学的校门。我们本来准备读武汉大学的，可这时湖北省队换了新的领导，原来将我们强行拆开的那个领导调到别的地方了，湖北队的新领导帮我们联系了华中科技大学。当时我们还算湖北队的人，不管我们去哪儿、什么时候走，都要给湖北队一个交代，于是，我们进了华中科技大学。
那时的我，并不知道自己告别网球之后还能回来。就像现在我也不能判断，两年退役生活对自己到底是好是坏。我在《史蒂夫·乔布斯传》里看到一句话：“你不可能从现在这个点上看到将来；只有回头看时，才会发现它们之间的关系。所以你必须相信，那些点点滴滴，会在你未来的生命里，以某种方式串联起来。”
这话正合我的心境。我想，也许要到我七老八十，完全退出这一行的时候，才能对年轻时的选择作个准确的评价。但在那个时候，我不太会考虑自己退役会带来什么影响，我只想追求充实而自由的生活，我想要遵从自己的意志生活。
我在退役的日子里看了很多电影，在一部国产影片里，我看到当时还没有大红大紫的周迅，她扮演一个盲女，家人都被杀之后，她对刺客说：“你杀了我。你不杀我，我就要一辈子跪下来乞食，日子不尊严。”这句台词像一颗高速飞行的网球一样击中了我。那时我有种找到了知己的感觉。
没有尊严的日子宁肯不要。原来不止我一个人这样想。
在我还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小姑娘的时候，我就走上了网球这条道路。网球在我生命中占据了无与伦比的位置。网球带给我太大的起伏、太多的悲喜，我对它的感情充满了矛盾。现在，终于有一个改变的机会摆在我面前，我毫不犹豫地抓紧了它，我需要改变，我想要换一种生活方式，平平静静地像一个普通人一样过日子。
之前一直在体育圈子里，忽然进入大学，有一种改头换面的欣喜。好像人生可以有一个新起点，对这个新起点，我既感到敬畏，又充满快乐。
09 我的大学
老师们上课一般会用投影仪或者电脑放PPT给大家看，我们在下面奋笔疾书抄笔记往往跟不上来，我就跟将姜山说好，我写一，你写二，以此类推，这样两个人正好能凑出一份完整的笔记。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知道自己正行走在一条少有人走的小路上。大多数同龄人会通过常见的高等教育完成对自己的提高，最终，靠知识或者文凭找到一份工作，而我未来的路则注定是另外一番风景。
不停地训练，打比赛，出成绩，退役，下队当教练或者干点其他和运动相关的工作，这是运动员的生活轨迹。如果没有意外，我也很有可能会走这条路。但是现在，意外出了。我的生活在这儿转了一个大弯。我不知道这是好是坏。我只知道：我不能让自己的时光白白浪费，我要认真地学点东西，我要学以致用，做一个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的人。
现在似乎就是学习的最佳时间了——我没有了比赛的压力，经济上也不紧张，年龄也还行，我忽然感到一阵即将面对新生活的欣喜和紧张，一种迟到的庄重感。
多年来，可能社会上有些人对运动员普遍抱有点偏见，似乎认为运动员就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代名词。即使运动员中有姚明、邓亚萍、李宁这样公认的勤奋好学、头脑机敏的人物，大家还是习惯性地把我们看成一群知识匮乏的人——对于这一点，我已经习惯。有许多同学一听到我们是运动员，就会条件反射地说：啊，那你们没有机会读书吧？
我觉得这个说法比较片面。教育有许多种，文化课只是其中之一，曾做过职业运动员，特别是能够取得一定成绩的选手，他们对自己的要求一般都是非常严格的，没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和高度自律、自爱的性格，你很难在体育领域有所成就，而且许多比赛并不是单纯地靠角力取胜，我们必须保持头脑灵活、思路清晰才能在众多选手中脱颖而出。依我看来，许多曾经在体育方面有所建树的运动员都是很出色的人才，他们在从事其他领域的工作时，这些优秀的品质也会帮助他们获得成功。
此外，运动队里也不是未曾开化的原始森林，我们在学习文化课的同时还要学习为人处世，学习处理与媒体、领导的关系（虽然这一课我显然学得不怎么样，但不能否认这是人生重要的一课）。在有些奖金较为丰厚、大众关注较多的项目上，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灰色地带，运动员们对这些看得比较多，也比较豁达，我们比同龄人更早地体会到了“不公平”三个字的重量，也更了解应当如何看待这些现象。老实说，刚进入高校时，我经常会被与我同龄的同学的天真和理想主义给雷到——他们竟然如此单纯！
总之，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每个人的经历都是自己宝贵的财富。我把别人的议论放在一边，此刻，我唯一关心的是怎样让我的大学光阴不虚度。
确切地说，我的当务之急是：为自己选一个新专业。
理工科的专业需要扎实的基础知识，我们现在投身进去，恐怕已经来不及了，大家都选择了相对容易融入的文科专业。
我和姜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新闻专业。我们运动员出身的知道运动员们不为人知的苦衷和理想。我希望自己将来可以成为一名体育记者，能够多站在运动员的角度为他们说话。我想当一名真正有职业操守的体育记者，我不会为了获取头版头条就刻意诱导或是曲解运动员，永远不会。
体育班有单独的一栋楼，住的全是我们这样的体育生，大家都是有一技之长的退役运动员。体育班一共有30多个学生，我们新闻专业除了我和姜山，还有其他项目的运动员，比如田径和篮球运动员。在这里大家过得相对比较轻松，享受大学校园生活，远离了运动员每天面对成功与失败的压力。
这是我最安逸、没有压力、远离竞技体育的日子。在学校的日子无忧无虑，平时会去学跆拳道、交谊舞等等来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大学让我学会了换位思维，以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我喜欢坐在教室里听同学们发表不一致的意见，喜欢听他们为了一个问题而争吵得面红耳赤，喜欢走在学校里感受平静的一切，这跟我之前的生活截然不同，大学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
华中科技大学的校园特别大，从我们的宿舍到东边的教学楼，要骑15分钟自行车，到西边的教学楼，至少要25分钟。第一天上课我们就在校园里迷路了，加上下雨，我们差点没找到教室，8点钟上课，我们8点过5分才走进教室，在我们后面，又陆陆续续来了一大串学生，老师很不高兴，还让我们写检讨来着。所以我们从此以后一直很注意，再没有迟到过。
校园的生活与我以往的生活完全不一样，同学们非常和睦，200人的大课，只要有一个人有考试的复习资料，就会复印给大家一起用，感觉一个班就像一个大家庭。
我是第一次体会到这样简单纯净的生活，这与体育圈子的气氛有点不同。在球队的时候，你必须一个人面对很多东西。周围的朋友经常以竞争者的身份出现，那种压力不是学校能够比拟的——你要跟每个人竞争，而且一刻不能松懈。那种氛围我从11岁就开始体验，中间从不曾喘息过。
这种氛围当然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我们的体育文化在相当程度上是建立在“竞争”的基础上的，所有成绩都靠竞争推动，能享受运动、从体育中得到快乐的人少而又少。我们习惯了树立一个假想敌，然后打倒他的前进过程。为了干掉心中的假想敌，我们付出了如此巨大的努力，以至于没人关心你是否会从这项活动中得到快乐。当我在打球的时候，内心深处的压力始终在不停地累积着，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当累积到一定程度，它会自己找个机会爆发出来。之后，我的心情会稍微好一些。然后继续累积、累积、累积……最终累积成一个定时炸弹。当你带着一个定时炸弹过日子的时候，你怎么会开心？怎么会觉得轻松和快乐？这背离了体育运动的初衷。
有的时候，我真庆幸自己作了上大学这个选择，它让我看到了之前不曾看到的东西。我的生命因此而更加丰富。
体育班的学生有两种，一种是体育特长生，他们和普通学生一样，一直按部就班地读小学、初中、高中……我没读过高中，不过我猜想高中给学生的压力也一定很大吧，因为很多读过高中的体育生都抱怨自己在学校待得够久了，我想他们对学校是真的有些厌烦了。
我和姜山属于另一种，下队的专业运动员。我们很小就进入体校，开始了专业化的训练，文化课的课程相对少很多。我们没有机会进行系统的学习，因而求知欲很旺盛，对学习还保留着一种近乎虔诚的态度。我俩就像遇到水就吸收的海绵一样，尽可能多地吸收着那些我们在球场上学不到的东西。
老师们上课一般会用投影仪或者电脑放PPT给大家看，我们在下面奋笔疾书抄笔记往往跟不上，我就跟姜山说好，我写一，你写二，以此类推，这样两个人正好能凑出一份完整的笔记。
我们从不迟到早退，对课上的讨论也很认真。有一次考试，体育班单独抽出来考，我们到得很早，老师也提前到了，看到我们坐在那里看笔记，大吃一惊：“你俩是体育班的？我一直以为你们是普通班的。”
我听到老师这样说，心里蛮开心。生平第一次，不再有人因为我的名字前面有“网球女单冠军”这些前缀而看重我，我觉得自己慢慢在向实现自我价值的新目标靠拢了。
在学校里，我从不主动提起网球，周围的人也不知道我是网球运动员。大学前两年我们要上很多基础课，这些课程基本都开在可以容纳两百多人的阶梯教室里，体育班和普通班的学生坐在一起，不问的话，谁也不知道谁是哪个专业的。我旁边的一个女同学经常和我交换笔记，一来二去，大家混得很熟，大二体育课开设了网球选修课，这个女同学立刻去报了名，还怂恿我说：“你也报网球吧！”
我说：“我不选，我不会打网球。”
后来我们有个同学毕业后进了北京电视台，真当上了体育记者，她采访郑洁、晏紫的时候说：“啊，我们只知道李娜是打网球的，没想到她打得这么好，而且只用四年时间就可以打出这么高的水平。”——她还以为我是读大学以后才开始学网球的。
我喜欢这样，我希望能平平淡淡度过四年大学生活，然后和其他人一样找份朝九晚五的工作，然后结婚、生孩子，过一个普通女人该有的生活。
在大学待的两年，我接触了许多以前没时间或者没心情接触的东西。我们不用去上体育课，学校直接把体育课的五个学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