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拿着报纸去问孙主任：“李娜说国家队的机制不好！您怎么看？”
这不是故意挑拨么？
在这个报道见报后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我记不清了），孙主任针对这个报道说了她的想法。记者立刻又拿来给我看了。
我很难受，但我不敢说话了。
一句话经过了三个人以上的转述，它多半会变成另一句话。
老实说我很反感记者们来回传话的行为，生生把一件事情说成了另一件事情。同时也对部分记者产生了畏惧，他们太厉害了，挖好了坑，等你来跳。当着你面一直顺着你说，等到把一件事说成另一件事时，他们忽然又在报上拿出了另一套理论，这让我觉得很可怕，有种被欺骗的感觉。
这件事可以说给我和孙主任都带了很大的困扰。孙主任为了我一时的口舌之快承担了很大压力，我也被自己的快嘴害得头痛不已。我是个直来直去的人，从来不善于和领导沟通，出了这事以后，我觉得给孙主任带来了麻烦，更不好意思去找她谈话了。
我从来不会找人理论，只能用行动证明自己，可是有些事情，是我无从证明的。
丹麦的莫滕森教练曾经对媒体说：“（2011年法网后）李娜成为巨星了，但成为巨星，一定会付出相应的代价。”事实上，用不着成为巨星，我就已经付出了代价。名声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哪怕只有一点点，都要你时时刻刻为它付出代价。
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告诫自己在媒体面前少说话，偶尔开口，也是字斟句酌，跟姜山商量又商量的结果。
我觉得我怎么说都是错，真话也错，假话也错，多说多错，少说少错。
但事实证明，即使我不说话，媒体也会写“李娜情绪沮丧心理素质有待提高”这样的新闻。我真是苦闷到了极点。
其实之前每场赛事结束后，我都很愿意跟记者分享自己的感受，有时我会说很多东西：今天正手没太打好，或是体力有些跟不上等等。只是这些跟打球有关的内容很少会得到关注。反而是打球之外的东西更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只要我说了一句“我觉得训练有问题”，第二天体育版的头条就会是“李娜炮轰举国机制”。
我理解你们对举国机制有自己的想法，但我只是个球员。各位，高抬贵手好吗？
姜山那段时间也为我处理了不少事务，平时有他陪在我身边，教我如何表达自己的想法，如何应对媒体。但新闻发布会那天，只有球员可以入场。他不能在身边提点我，我又是个见坑就跳的直肠子，最后把事情闹成这样，姜山也跟着受累不少。
每当情绪跌到谷底时，我都会想做点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来放松自己。比如，2001年广州全运会我和姜山的混双组合被强行拆开，我心情非常差，全运会结束后我就在自己身上文了一颗心和一朵玫瑰花。我这么做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图案的样子很好看，而且文身可以让我把心情从不愉快的赛场上挪开一会儿。姜山对我的文身感到很恼火，说看起来像个坏女孩。
我反唇相讥：“坏不坏是一个文身决定的么？”
他说我不懂，这个文身会被人家做文章的。
果然，许多记者注意到了我的文身，照片发出去之后，很多人把这个图案当成了一条蛇，有人认为我又在哗众取宠，也有人指责：“李娜竟然文身！她凭什么文身？”
后来我上节目的时候，主持人问我，这个文身是不是象征着爱情？我赶紧点头同意，顺水推舟地将文身的原因归结到了爱情上，表示这是为了纪念我和姜山的感情。这期节目播出后，我的文身忽然变成了一段带有浪漫色彩的佳话被反复传颂。大家在一夜之间站到了我这边：“文身是为了纪念和老公的爱情啊，那挺好的！”
人心是多么奇妙的东西，一个19岁姑娘的无心之举竟然可以被演绎出那么多复杂的用意和取向。我完全无语了。人嘴两张皮，横也是它，竖也是它。
这种事情经历多了，我也慢慢麻木了。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
后来姜山给我看了特蕾莎修女的一段语录，我觉得很受益：“即使你是友善的，人们还是会说你自私和动机不良，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友善。
“当你功成名就，你会有虚假的朋友和真实的敌人，不管怎样，你还是要成功。
“你今天做的善事，人们往往明天就会忘记，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做善事。
“说到底，这是你和神之间的事，而绝不是你和他人之间的事。”
“炮轰国家队体制”这件事，我再也没有在公开场合澄清过，这是我心中的伤疤，一碰就鲜血淋淋，况且我知道有些事是越描越黑的。好在国家队的教练、领队们都比较了解我的性格，这件事在媒体上被炒得很凶，在国家队并没有掀起什么轩然大波来。
但在我自己心里，这件事反而成了一个过不去的坎儿，情绪一直很低落。等到风平浪静的时候，我忽然很想去拍结婚照。姜山怕麻烦不愿拍，但考虑到我当时在情绪低谷，他还是陪我去拍了。虽说是形式，但有时候，女孩子们还是需要这点形式的。
婚纱照很美，有外景也有室内景。拍一组婚纱照也挺累人的，我们之前只拍过一次情侣照，还是在刚退役的时候。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忽然觉得，该结婚了。
15 结婚
我俩都不是那种擅长制造浪漫氛围的人。我们倾向于活在真实的世界里。第二天，我们就去民政局领了证。也没挑什么黄道吉日。今天刚好有时间，那好，领证去吧！领完回家，吃顿好的，踏实了。
结婚于我和姜山而言都是一件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事。我们事先并没有商量。
2006年1月底，我在澳网首轮就遇到了小威，打了三盘，结果还是输掉了。我觉得很累，什么也没说，取了机票直奔武汉——每次打完球，我都很想赶快回家，打球令我身心俱疲，家是我的充电器。我太累了，我想好好休息一下。
姜山特地去机场接我。我们回到家放下旅行包，朋友们约我出去吃饭、唱歌，我窝在沙发上说：“太累了，想睡觉，不想去。”姜山劝我：“还是去坐坐吧，朋友们都等着呢。”
饭后大家一起去K歌，我没想到，姜山就在那时候向我求婚了。他准备了一只大蛋糕，一大捧玫瑰花——真的好大一捧啊，一共99朵。一个朋友帮我把玫瑰抱出来，路过的女孩看到那捧玫瑰都会“啊”一声叫出来，因为真的是太显眼了。
我很感动，同时又下意识地觉得浪费，这么大一捧花，不能吃不能喝的，这不浪费钱吗？ 那束花确实很美，但我们都已经不是需要靠浪漫气氛过日子的年纪了。那样美丽的花让我觉得不真实。第二天玫瑰枯萎了，我就直接把它们搁垃圾桶里了。姜山也没有异议。其实送花也好，甜言蜜语也好，都不是他擅长做的事。我觉得他之所以准备99朵玫瑰求婚，只是为了让我高兴。我也确实很高兴，不是为了花，而是为了他能够这么细致地体察到我的心思。
我俩都不是那种擅长制造浪漫氛围的人。我们更乐于活在真实的世界里。
第二天，我们就去民政局领了证。也没挑什么黄道吉日。今天刚好有时间，那好，领证去吧！领完回家，吃顿好的，踏实了。
婚房是早就准备好了的。上大学时我们就把房子买好了，四室两厅两卫，在武汉郊区的一个小区里，小区环境很好、很安静。
我理想中的房子是海景房。我喜欢海，一直梦想自己能在海边有一套房子，蓝天白云，在家里拉开窗帘就看见大海。看见海，人会觉得自己特别渺小。武汉不少小区有江景房，但我不喜欢房子挨着长江，被污染的江水看起来很浑浊，我喜欢海水特有的那种清清凉凉的蓝色，显得很干净。
但有这套房子，我也知足了。装修完全是我们俩自己的主意，设计师帮我们把其中一间房打造成了吧台。后来我得了大满贯奖杯，就把奖杯放在吧台那儿了。除了苏珊·朗格伦杯，家里还有一只银杯，我忘了是哪个国家的女王送给我的了，杯子上面刻了“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娜”，这是女王通过外交部给到中国网球协会，然后网球协会交给我的，我很喜欢那只杯子的形状。除了这两只杯子，我家里没有一件和网球有关的东西。我的那些奖杯，早期的都搁我妈那儿，现在的都放箱子里，我也不喜欢在家挂自己打球的照片。我不想回家还跟网球没完没了。
装修中最大的败笔是没装衣帽间，这让我比较后悔。耐克赞助了我很多运动服，大多都只能在赛场上亮相一次就被束之高阁，因为品牌希望我能多展示一些不同款式的服装。加上我喜欢乱买包包和鞋子，家里大小衣柜都被我放满了。我的衣服以深色为主，因为我觉得冷色搭配起来出错的概率比较小，款式则没什么限制。我喜欢的色调隔一段时间就会换一换，今年我特别喜欢紫色，不过我对别的颜色也不排斥，各种颜色都有它的美好之处。
我们家最多的就是酒，我喜欢那种小瓶子洋酒的包装，买了很多在家里放着。
姜山的酒量很好，我也还行，朋友们不时登门探访，大家会刻意避开“网球”、“比赛”这类话题，但我们心里都知道，我们不可能绕开它很远。
我妈妈对我的婚姻还算满意，像所有中国家长一样，她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外孙，她也知道眼下这种情况我们完全不具备要孩子的条件，但是她希望，等到我们有孩子以后能够由她来带。
这是绝对不可行的。
我对自己的性格不太满意，除了在网球上有点小天赋，我觉得自己并没有任何过人之处。小时候的我是个瑟缩、内向、非常不自信的孩子，这和我妈妈的教育方式不无关系。
记忆中妈妈年轻的时候长得很美，她是那种每天都会化妆的女人，我经常看她站在镜子前细细梳妆打扮的样子。小时候的我有一头“自来卷”的长发，放下来的话，可以垂到腰部。像所有的小女孩儿一样，我特别爱美，没事儿总对着镜子照。结果被妈妈严厉地批评过一次，她批评说我每天就知道臭美，也不学其他小孩那样练练字。
从那以后，我很少照镜子了，那句话跟随了我许多年。每当我看到镜子，那种挫败感就会从记忆中不声不响地流淌出来，包围我全身。
为了打球方便，网球队的女孩子们会把长发扎成马尾或是梳成辫子，我梳头时从来不用梳子，简单地用手理一下就立刻扎起来，怎么随意怎么来。
我4岁以前都住在外公外婆家，跟外婆家的人都很亲，两个舅舅也从没拿我当过外人。我和两个舅舅的关系一直都很好。大舅舅的女儿比我小5岁，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手足之情十分深厚。小舅舅只比我大12岁，小时候他总带我一起玩。
当年我家困难的时候，两个舅舅时常接济我们。现在我的环境相对好点，我能帮他们一把就会多帮他们一把。让我难堪的是，这似乎成了妈妈的一项武器。她对舅舅们的态度显然有点居高临下的感觉。一周一次的家族聚会上，舅舅有时谈点工作上的事，妈妈立刻不耐烦地打断：“你别给我说这件事情，我听着就烦。”
我的外婆是个豁达乐观的老人，每次我要给她钱时，她都坚决不肯要，说这是你的血汗钱，来得不易，我花了心会疼。我妈妈却似乎把钱当成了证明我们母女关系从不曾冷淡的铁证，她很坦然地接受我“孝敬”的任何钱或者物，但却对我给予舅舅们的小小帮助感到不解。
这个态度当然会让大家很尴尬，不过她是大姐，舅舅们也不太在意。我背着人跟她谈：别这样，不要总觉得别人都是欠你的。我们要想想在我们落难的时候，别人是怎么帮我们的。其他人家的兄弟姐妹不见得有我们家这样团结和睦。
另外，妈妈是个特别好面子的人。我运动成绩特别好的时候，她去参加同学聚会，会提前要求我在她聚会时打电话给她，好让她的同学听到——她觉得这样才算面上有光。这一点也让我觉得别扭。
但我又不能说她，我说多了，妈妈会觉得我和她立场不一致。也不知道是不是到了更年期，她总是不停地感到生气、委屈。因此不管她说什么，我也只是听着，尽量忍着不回嘴。
妈妈是我在这世界上最亲的人。我总是想小时候我住在体校，她是怎么天天来看我，大热天给我带冰镇绿豆汤解暑。她是我的妈妈，我非常非常爱她。我是她唯一的女儿，她也不可能不爱我。只是我现在经常不知道该怎么跟妈妈交流和沟通了。
妈妈当然比谁都更加清楚这一点。爸爸走后，妈妈一个人觉得孤单，特别想和我多待一些时间，但我们心灵的距离越来越远，观念上的差异越来越大，真待在一起又会闹得大家都不开心。这也让妈妈非常痛苦。她是个非常直的人，不开心就会讲出来，抱怨我不去看她，不多陪她。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事实上，我宁愿和姜山的妈妈待在一起，她和我妈妈的想法完全不同，姜山的妈妈持一种“只要你们觉得幸福就好”的心态，比较尊重孩子，对我们的生活并不干涉。我妈妈总觉得我们还是小孩子，需要监督和管制，哪怕我都快30岁了。她执著地用她的经验来指导我的生活，却不知道世界已经变化了。
妈妈觉得她是过来人，经验会更丰富一些，我就必须要听她的。我跟我妈聊天时，她会习惯用这样一些句式：“你听我的”，“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多”。我心里说，那可不一定。
所以当我妈提出要帮我抚养孩子时，我毫不犹豫就在心里拒绝了。不行，我心里说，当我有了孩子，我不能再用我小时候受到的教育来教育他/她，我要给他/她足够的尊重和自由，我要给他/她说“不”的权利，我要让他/她拥有自己的灵魂和梦想。
我和姜山一直没有办婚礼，这一点也让妈妈很不满，但我觉得结婚是两个人的事情，一场仪式对我来说只是个可有可无的东西。
现在好多人的婚礼都异化了，不再是感情的见证，只是浪费时间、浪费人力物力的一个无趣的仪式。我和姜山都认为这个仪式没那么重要，生活美满不美满和这场仪式是否隆重并没有直接关系。
以后我估计自己也不会补办这种仪式的。我们已经在一起这么久，大家早知道我们结婚了，我自己也没那个精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