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没有看清楚他们的表情，直到晚上吃饭，我才有时间问他们当时大家都是什么反应，因为我没有看见。大家的回答都是一样的：“李娜，你爬起来太快了。”
颁奖时还出现了个小乌龙，颁奖嘉宾错把我的迷你复刻版奖杯颁给了斯齐亚沃尼————当时场上有两只苏珊·朗格伦奖杯，大的供赛后获奖者拍照留念用，小的就可以带回家私藏了。嘉宾错把小杯当成了亚军奖品颁给了斯齐亚沃尼，斯齐小声跟我说“错了错了”，所以当时我乐了，说：“没关系，照吧照吧，咱们自己知道就行了。”
颁奖后央视五套记者采访我时显得特别激动，说话时都已经哽咽了，我倒还好。最初的激动已经过去，这只是一场比赛而已，跟其他的比赛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同。但我身边的人都激动不已。在网上有一段视频，是我接受采访之后，与球童拍完手回到更衣室的过程。我从更衣室出来往右上两层楼看到我的教练迈克尔·莫滕森在接受采访，我跟他拥抱。他说：“我为你感到非常骄傲！”我跟迈克尔拥抱后，又和姜山拥抱，周围的人就起哄要我俩kiss。之后我又与当时女队教练鲁林拥抱，和石玲拥抱。当跟石玲拥抱时，我的眼泪就开始往下流了，因为石玲已经哭得泪流满面了。在我发表获奖感言，用武汉话对石玲说“生日快乐”时，她就一直在哭。
与他们拥抱之后，我回到更衣室，斯齐亚沃尼正好换好了便服去开新闻发布会，斯齐不愧是胸襟宽广的老将，她还过来赞许地拍拍我，跟我说：“Enjoy your time！”
苏珊跟我回去帮我换装、化妆。我一点儿也不觉得饿，但苏珊坚持让我吃点东西，因为接下来有很长时间的新闻发布会，发布会结束后又要做尿检，然后继续拍照。苏珊专程帮我买了三明治，我没怎么吃，完全吃不下。
打完那么长时间的比赛已经很累了，换鞋的时候腿都要抽筋了，但很奇怪，我不觉得疲倦，也不觉得饿，我仍陶醉在获胜后的快感当中。
再次回到更衣室，换好裙子、靴子时，我望着眼前空荡荡的更衣室，想起刚来法网的时候更衣室里面如何人山人海，不由得百感交集。就是这个更衣室，见证了那么多球员的光荣和梦想、欢笑与泪水，越打人越少，打到决赛，就剩下我和斯齐两个人，而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坐在这空荡荡的更衣室里了。
获奖当天，我还有一个神奇的经历，当我在休息室等待新闻发布会时，纳芙拉蒂诺娃（天啊！真的是她！）走来跟我说：“我是过来人，我现在告诉你，此刻起你要学会说‘不’。因为现在所有人都想要你，你要选择适合你自己的，你要给自己营造一个保护圈。”
我几乎要惊呆了，纳芙拉蒂诺娃是网球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之一，她是网坛的常青树，曾经获得59个（天啊！59个！）大满贯头衔，有网坛“女金刚”之称。当时她已经50岁了，穿着半袖衬衣、休闲西裤，高雅脱俗，神采奕奕，她的外貌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她很知性，却不会让你感到咄咄逼人，她像个老朋友一样让你感到信赖，而且，她会尽可能地告诉你她所知道的一切来帮你。
前几年她还没有退役时，我曾经在场地上见过她，有一次她还跑来问我姓Li还是姓Na，一个这么伟大的球员跑来问我这么一个默默无闻的人该怎么念我的名字，这让我感到有点受宠若惊。在当时的我看来，像纳芙拉蒂诺娃这样的人是遥不可及的，我根本没有机会与她交流，但是此刻她来跟我说这句话，那种感觉就像朋友之间的交流一样，没有任何的隔阂，也没有国籍、年龄的限制。我对纳芙拉蒂诺娃的滔滔敬意之中，又多了几分亲切。
我本来准备穿另外一套便服开新闻发布会，但耐克的工作人员在我开新闻发布会前半个小时赶到我身边，将新款T恤递到我手中。他们搭乘的北京到巴黎的航班刚一落地，工作人员就马不停蹄地赶往新闻发布会所在场地。
我套上T恤去参加了新闻发布会。那场发布会开了有整整两个小时。记者们的表情都很兴奋，一位来自中国的新科冠军，这或许意味着中国乃至亚洲网球将由此揭开新篇章呢，大多数问题也是围绕这个核心展开的。
刚开始是所有记者一起问问题，我一边回答问题，一边不时用眼角的余光扫一眼大大的奖杯。我曾经在澳网的场地上与总冠军奖杯失之交臂，今天，在罗兰·加洛斯中心球场的场地上，我终于如愿以偿了。
我小心翼翼地抱着它，就像抱一个小婴儿一样。
一个来之不易的婴儿。
夺冠之后的新闻发布会大概进行了两个小时。按照组委会的安排，我们要在晚上8点赶到埃菲尔铁塔拍照。那天有好多拿着国旗的中国人在赛场外一直等着我，他们说想要和我照相，我很抱歉地说我得赶时间，我只能和大家一起合张影。
到了埃菲尔铁塔时，很多记者已经在那里等着了。欧洲夏季天比较长，6月的巴黎，晚上8点天还是亮的。那天风很大，有一对新婚的华人夫妇也在那里。当我走过去准备照相时，还听到新娘低声问丈夫：“这是不是李娜？”
现在在网上应该可以找到法网组委会放在网上的一段视频，也是记者跟到更衣室拍的。我记得我跟裁判长说话的时候，还有点走神地看到另一边的沙发上放着很多球迷给我们写的信。球迷给我的信一般都会寄到WTA，由WTA寄到中国国家队，之后再由国家队交到我手里。球迷来信我一般都会看。如果有要签名的，我就会签好名给他们寄回去。国外的来信比较多，细心的球迷们会随信附有贴好邮票的信封，我只需把签名放进他们准备好的信封里，再放到邮筒里就可以了。
后来，朋友告诉我：在我比赛期间，央视体育频道连续两天改变了转播计划。为了直播我与阿扎伦卡之间进行的1/4决赛，央视体育频道改变了原有的节目安排。而我和莎拉波娃进行半决赛的时间段按原计划应该转播其他运动项目的比赛，但央视最终还是把摄像机对准了菲利普·夏蒂埃球场（菲利普·夏蒂埃是法国网坛的传奇人物，罗兰·加洛斯网球中心的1号中心球场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个消息比战胜莎娃更令我高兴，因为这种种迹象都在表明：网球正在越来越多地受到国人的关注。我深爱的运动在我深爱的国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尊敬，而这一切又和我的努力不无关系，真是让我备感欣慰。
我对网球有着浓厚的感情。我从8岁开始打网球，我目前几乎全部的人生都和网球捆绑在一起。我对网球倾注了太多的心血和感情，就像我的父亲当年对我寄予了太多的希望和爱一样。可惜，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父亲就匆匆离开了我。今天，我终于登上了网球的巅峰。
而我，只想轻轻对他说一句：爸爸，我做到了。
04 父亲
训练场外面就是公园，有时我们打完球去滑梯、跷跷板上玩，旁边的小弟弟小妹妹看了眼馋，上来说：“哥哥让我们玩一下撒。”我只好说，“我是姐姐哪。”
想起爸爸，就想起了我的童年。爸爸是我童年记忆里最温暖的那缕阳光、最清凉的那份慰藉。多少年来，父爱是我力量的源泉，他去世而我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也是埋在我心底最痛的伤痕。
爸爸去世的时候，我在深圳打青少年比赛。没人告诉我爸爸病危，没人告诉我他去世的消息——关于他的病情，爸爸要求身边所有人都对我保密，因为他怕“影响李娜打球”。
凌晨，从深圳至武汉的火车到达汉口，停车的声音像一声长长的叹息。妈妈没来接我，来的是我的叔叔（爸爸的亲弟弟）。叔叔让我先吃早饭再跟他回爷爷奶奶家。一切都那么正常，那么自然。
走到爷爷家楼下的时候，我看到了写着爸爸名字的花圈。
那一年我14岁。
我完全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上到六楼的，只记得一上楼就看到了爸爸，他躺在那里，肚子很大，里面全是沉积的腹水，脸色惨白。爸爸生前是很帅气的一个人。
爸爸的遗像挂在客厅里最醒目的地方。他在照片里看着我，目光里满是怜爱和慈祥。那目光我是如此地熟悉。旁边的黑纱却沉沉地垂着，触目惊心地提醒所有人：照片上的人已经不在人世。
看到爸爸的遗体我不敢伸手去触碰，因为怕触碰冰冷的遗体就必须要承认爸爸的离去。事实上，后面的几年我一直在欺骗自己说爸爸只是出差没有回家而并非离去。
妈妈什么也说不出来，一直在哭。以往家里所有的大事都是爸爸做主，现在他离开了，感觉就像天塌下来一样。我觉得自己当头挨了一棒。只觉得沉重，并不觉得疼痛，也哭不出来。麻木了很久，直到从小和我最亲的舅舅过来安慰我，我才哭出来。而眼泪一旦流出来，就再也止不住了。
以前我以为，人是一点一点长大、一点一点成熟的，但是那一天我知道，人是一瞬间长大的。
我想，以后我就要负责养家了。
爸爸是最早将我带上体育这条路的人——他年轻的时候，曾经是湖北省省队的羽毛球运动员。多年后他还偶尔会说起当年他在省队打球的日子，每次说起都神采飞扬，仿佛又变成了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
他们那个年代的人历经大时代的坎坷，能争取到打球的机会，特别不易。不过后来出于特殊原因，爸爸的全国冠军的梦想没有实现，他就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
我们家也算个体育世家吧，我爷爷以前是宝善街小学的体育老师，爸爸曾经是羽毛球运动员，好几代人都与体育结缘。
我爸是家里的老大，他不但人长得帅气挺拔，还聪明通透，是大家公认的“开心果”，全家老小都把爸爸当顶梁柱。爸爸身为长子，也义不容辞地挑起了重担。我家的条件即使在工薪阶层也只能算一般，但爸爸从不拒绝任何人的求助，我印象中他一直是个乐于助人的人。
爸爸在长江金属制品厂做销售，跑销售要常年出差，爸爸能和我们守在一起的日子不多，但只要爸爸在家，家里的气氛就非常欢快、温馨。爸爸能说会道，藏了一肚子的笑话，我什么时候要他讲故事，他转转眼睛就讲出一个，笑得我肚皮都痛。
爸爸不但能言善辩，过日子也精细讲究。他做菜水平很高，刀功细腻，色香味俱佳。每次出差前，爸爸都提前蒸条鱼或是炖锅肉，这样妈妈下班回家炒个素菜就可以开饭了，够我们母女俩吃个两三天的。家里的电器、妈妈和我的衣物都是爸爸从外地买回来的，样子俏又不贵。虽然收入不多，一家人也把日子过得暖洋洋的。在那时，我的家充满了欢笑和温馨。
难得有留给自己的空闲时间，爸爸总是想去打球。
我很小的时候，有点婴儿肥，爸爸希望我健康成长，就带我去跑步锻炼，教我打羽毛球，中间休息的时候，爸爸和声细语地讲他从前在省队打球的日子给我听。他对羽毛球有着异乎寻常的专注和热爱——一个城市平民家庭的孩子，千辛万苦地拼到省队门槛前，背后的付出可想而知。当时正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口号喊得震天响的时候。爸爸知道自己家庭条件不好，下面又有弟弟要照顾，便服从组织分配去了汉阳——早下放，早抽调回家，早工作，早点赚钱养家，他就是这么考虑的。
从汉阳抽调回来以后，爸爸先是去了二轻局工作，接着又被调到长江金属制品厂做销售。
我一直在暗自揣测，爸爸对我的投入，是否含有对自己少年时代壮志难酬的补偿。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爸爸对我的投入似乎是不计成本的。4岁那年，爸爸请南京的朋友帮忙，买了一台钢琴回家——起因是亲友称赞我手指修长，适合弹琴。
我忘了这是谁的发现，但爸爸很高兴，没几天，家里就多了一台钢琴。我心情好的时候就上去弹两下，心情不好时就丢开不管。小孩玩心重，经常一首曲子没弹完就溜出去和院子里的小朋友踢毽子、跳皮筋了。
妈妈时不时催促我去练练琴。爸爸对此倒没有什么意见，他从不勉强我去做什么。“喜欢就好”，他说。
后来我开始打羽毛球，钢琴就没有再练，爸爸又默默把琴卖掉了——当初也是他一声不吭把琴弄回来的。他默默为我做了许多事，在爸爸那里，任何与我有关的事，都是大事。
爸爸心中关于羽毛球的梦想从未在居家生活中退色过。
4岁以前我是跟外公外婆一起住在武昌的——双职工照顾孩子不方便，许多家庭都把孩子寄养在老人家里。4岁后，我回到了江汉区的家，和爸爸妈妈住在一起。小时候的我有点胖。爸爸说，锻炼锻炼吧，姑娘伢胖胖的不好看。于是我从4岁起，每天清早天不亮就睡眼惺忪地跟着爸爸出门跑步。
现在想来，可能那个时候，爸爸的脑海中已经在孕育一个关于羽毛球国手的梦想了。
我最怕冬天。武汉没有暖气，一到冬天，连被窝都是冰冷潮湿的，好容易焐暖了，再爬出来又是一身鸡皮疙瘩，每天早上起床都要下好久的决心。
夏天也难受，武汉早晚温差极小，这座历来有“火炉”之称的城市，哪怕在清晨也是热烘烘的。我迷迷糊糊地跟着爸爸跑过大街小巷，哎呀，街上有人卖豆皮，卖欢喜坨，还有烧卖……烧卖笼一打开，白茫茫的蒸汽一下子把烧卖老爹的脸都盖住了。
我也很像一只烧卖，满头满脸的汗，红彤彤的头脸上冒着热气。
秋天跑步，梧桐树会掉毛毛，我就顶着一头梧桐毛毛回家，我妈大叫一声，把我拉出门去拍。梧桐树的毛毛掉进衣领里特别痒，严重时还会起小疙瘩。
只有春天跑步最舒服。路边的草叶上全是湿漉漉的晶亮露水，公路上一片白茫茫的雾气。跑着跑着人就清醒了，出一身透汗回到家，妈妈已经准备好早餐等我们了，一杯牛奶，一块小蛋糕，甜甜蜜蜜地吃完，再跟着爸爸去上幼儿园了。
接送我上幼儿园也是爸爸的差事，他的自行车前梁就是我的宝座。
5岁那年，我已经长到了将近一米二高，宝座也从自行车前梁换到了后架。羽毛球业余体校去爷爷工作的小学招球员，爷爷说，我孙女个子高，让她也试试吧。爸爸就带我去面试了，教练看了看，觉得条件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