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并不如烟- 第15部分

潘素的《什刹海冬景》水墨画，是我最喜欢的，一直存放在我的书房。　苍遒的树干，无叶的柳枝，不过寥寥数笔。晦暗的天空，含雪的远山，尽在　随意点染之中。我指着画对父亲说：“我太喜欢它了，不想还给潘素。爸，　我能请求她把这张画送给我做个纪念吗？”　

“不行，必须还。”父亲口气无庸置疑，我心里很不痛快。　

父亲见我面带不悦，便道：“我的小女儿，请记住，画只能由画家主动　送你，而你决不能向画家讨要。这是规矩，也是修养。我有不少齐白石的画　，却没有一张徐悲鸿。其实，我跟悲鸿的关系要比齐白石深得多，也早得多　。他身边的那位太太，在留德留法学生的老婆当中，是最漂亮的，也是最有　风韵的，令许多的光棍学生暗羡不已。现在悲鸿的马，被认为是他最拿手的　。而我始终认为悲鸿的油画，特别是裸体女人画，是他的最好的作品。有一　次在任公（李济深）家中，他对我说：‘伯钧，我送你一匹马吧。’我说：　‘我不要你的马，我要你的女人。’悲鸿听了，摇头说：‘那些画，是不能　送的。’”　

父亲的确喜欢油画和西画中的裸体作品。他每次去欧洲开会，用公家发　的外汇除了买黑格尔的书，就要买些油画画册和裸体素描画册。与之同行的　画家邵宇吃惊于他的这一爱好，曾主动送过不少质量很高的西方绘画图册。　

父亲说：“人体绘画，中国不行。”他见我也喜欢，遂将这类藏品全都　搬到我的画室存放。　

后来，父亲又送我一张18世纪德国印刷的铅笔素描画。画面是位端坐　在钢琴旁、一手扶键的美丽少女。　

“你看，她的神态有多美。”父亲赞叹不已，并亲自将素描画镶嵌在银　灰色的木质雕花相框内，悬挂在我的画室。　

有一次，父亲发现了我临摹潘素的一尺见方的习作，画的是中国山水画　中司空见惯的松林与石崖。父亲说：“我来收藏它。”　

我说：“是我的临摹。”　

“我知道。”　

“爸，等我画一张自己的，送你。”　

父亲摆出一派庄严的样子，说：“好。我等着，等我女儿的画作问世。　”说罢，我俩大笑。　

1963年，我被分配到四川工作。我与张氏夫妇失去了联系，父亲与他们　也没有了往来。　

1966年“文革”开始，父亲已是万念俱灰。对自己往昔的政治生涯持深　刻怀疑的他，真的写起诗来。他一做诗，便感吃力，便想起做诗比说话还要　利索的张伯驹，便要自语道：“这对夫妇如今安在？怕也要吃苦受罪了。”　父亲的诗，绝句为多，都是信手写来。树上的麻雀，窗外的细雨，炉上的药　罐，外孙的手指，他都拿来入诗，唯独不写政治。一个搞了一辈子政治的人　，由政治而荣，因政治而辱，而最终超然于政治之外。我不知道是应为他悲　伤，还是该向他祝贺？　

1969年5月17日父亲走了，离开了这个世界。他走时，我正关押在四　川大邑县刘文彩的地主庄园。一年后，我被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四川省公检　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为现行反革命罪犯，从宽处理：判除有期徒刑20年　。狱中产下一女，遂押至苗溪茶场劳改。苗溪茶场地跨天（泉）庐（山）宝　（兴）三县。那里与我同在的，还有一个在押犯人，她叫梅志（胡风夫人）　。我站在茶园，遥望大雪山，觉得自己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　

1979年5月17日，父亲去世后的整整十年，我丈夫走了，离开了这个　世界。我被宣布：无罪释放。宣读时，我无喜无悲，宣读后，我面对一纸裁　定书和满屋子公检法，拒不说“感谢政府感谢党”之类的话。因为我觉得是　政府和党长期亏待了我，有什么可感激的？　

1979年10月，我穿着四川省第一监狱发的那件最好的玄色布袄布裤，　回到北京。我从拥挤不堪的火车车厢慢慢移出，月台上十年未见一面的女儿　，亲睹我的丑陋憔悴，吓得躲在我姐的背后，别人拖也拖不出来。　

为庆祝我的无罪释放，也为欢迎我回归故里，母亲将晚餐定在东安市场　的“东来顺”，吃的是涮羊肉。切成片的又薄又嫩的羊肉，红红亮亮规规正　正地横卧在洁净的青花瓷盘里。我仿佛有一个世纪没见过没吃过酒席了。看　着围坐在我身边的至亲的兴奋面孔，我很想说点什么，但我什么也说不出；　至少我该笑一笑，可我也笑不出。幸亏在至亲当中有个老公安，他以极富经　验的口吻，低声解释道：“关久了刚放出来的人，都不会说笑。以后会好的　。”　

谢谢他的理解，我可以专心致志地吃东西了。我的那双红漆木筷，千百　遍地往返于肉盘与火锅之间。我一个人干了六盘，每盘的羊肉片重小四两。　

“小愚吃了一斤八两（老秤说法）！”不知谁报出了数字。　

这个数字把全席震了，也让我笑了，当然是那种傻吃后的傻笑。我想，　这时和我一起高兴的，还该有我的母亲。可扭脸一看，她正用餐巾抹去堕出　的滴滴老泪，而她面前的那盘羊肉，纹丝未动。　

这一夜，母亲和我和我的女儿三代，共眠于一张硬榻。女儿上床后便昏　然大睡。我与母亲，夜深不寐。　

这一夜，我要问清十年人间事。　

我问的第一件事，就是父亲的死。母亲叙述的每一句话，我都死死记住　，记到我死。　

母亲告诉我：首先得知死讯的，是梁漱溟和张申府。那日，父亲死在了　北京人民医院。母亲从白塔寺大街出来，走到西四的时候，便碰上了迎面走　来的梁、张二人。　

在街头，他俩问道：“伯钧现在怎么样了？”　

母亲说：“他去世了，刚刚走的。”　

张申府，这个与父亲从青年时代就相识，一道飘洋过海去欧洲留学的人　，满脸凄怆，低头无语。梁漱溟，这个同我爸一起为民盟的建立而奔走呼号　，又先后被民盟摒弃在外的人，伫立良久。尔后，梁公说：“也好，免得伯　钧受苦。”　

接着，母亲又告诉我：父亲死后，她一而再，再而三地恳请搬家。好不　容易上边开恩，给了建国门外永安里的两居一套的单元房。早就搬进楼住的　蒋光鼐夫人，蔡廷锴夫人，龙云夫人，李觉夫妇，以及陈铭德、邓季惺夫妇　见到母亲居然有些吃惊。　

母亲说：“自搬到建国门，我就清静了，谁都不知道新地址。可是，你　能猜想得到吗？是谁第一个来看我？”　

我从亲戚系列里，说了一长串名字。母亲说，不是他们。　

我从“农工”系列里，挑了几个名字。母亲说，不是他们。　

我从民盟系列里，拣了几个名字。母亲说，不是他们。　

我说：“如果这些人，都不是的话，那我就实在想不出，还有谁能来咱　们家呢？”　

“我想你是猜不到的，就连我也没想到。那天下午，我一个人在家，拣　米准备焖晚饭。忽听咚咚敲门声，我的心缩紧了。怕又是造反派搞到咱们家　地址，找上门来打砸抢。我提心吊胆地问：‘谁？’门外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这里，是不是李健生大姐的寓所？’她的话带有江浙口音，我一点也不　熟悉。忙问：‘你是谁？’门外人回答：‘我是潘素，特地来看望李大姐的　。’我赶紧把门打开，一看，果然是潘素站在那里，我一把将她拉进门来。　我更没有想到的是，她身后还站着张伯驹。几年不见，老人家身体已不如前　，头发都白了。脚上的布鞋，满是泥和土。为了看我，从地安门到建国门，　不知这二老走了多少路。”　

听到这里，我猛地从床上坐起，只觉一股热血直逼胸膛——　

我是在关押中接到父亡的电报，悲恸欲绝。一家骨肉，往往相守以死，　而我却不能。狱中十年，我曾一千遍地想：父亲凄苦而死，母亲悲苦无告。　有谁敢到我那屈死的父亲跟前，看上一眼？有谁敢对我那可怜的母亲，说上　几句哪怕是应酬的话？我遍寻于上上下下亲亲疏疏远远近近的亲朋友好，万　没有想到张伯驹是登门吊慰死者与生者的第一人。如今，我一万遍地问：张　氏夫妇在我父母的全部社会关系中，究竟占个什么位置？张氏夫妇在我父母　的所有人情交往中，到底有着多少分量？不过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过是看　看画，吃吃饭，聊聊天而已。他怎么能和父亲的那些血脉相通的至亲相比？　他怎能与父亲的那些共患难的战友相比？他怎能同那些曾受父亲提拔、关照　与接济的人相比？人心鄙夷，世情益乖。相亲相关相近相厚的人，似流星坠　逝，如浮云飘散。而一个非亲非故无干无系之人，在这时却悄悄叩响你的家　门，向远去的亡灵，送上一片哀思，向持守的生者，递来抚慰与同情。　

母亲又说：张伯驹夫妇在我家只呆了几十分钟，恐怕还不及他俩走路的　时间长。　

母亲要沏茶，潘素不让，说：“伯驹看到你，便放心了。我们坐坐就走　，还要赶路。”　

张伯驹对母亲说：“对伯钧先生的去世，我非常悲痛。我虽不懂政治，　但我十分尊重伯钧先生。他不以荣辱待己，不以成败论人。自己本已不幸，　却为他人之不幸所恸，是个大丈夫。所以，无论如何也要来看看。现在又听　说小愚在四川被抓起来，心里就更有说不出的沉重。早前，对身处困境的袁　克定，凭着个人的能力还能帮上忙。今天，看着李大姐的痛苦和艰辛，自己　已是有心无力。”　

“张先生，快莫说这些。伯钧相识遍天下，逝后的慰问者，你们夫妇是　第一人。此情此义，重过黄金。伯钧地下有知，当感激涕零。”话说到此，　母亲已是泪流满面。　

母亲问潘素：“这些年，张先生受到冲击没有？”　

潘素说：“伯驹因为两首金缕曲，和小愚一样，成了现行反革命。关了　八个月，最后做了个‘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遣送舒兰乡　下。人家农村不收，才又回到北京的。我们什刹海的家，也不像个家了。抄　家时红卫兵，造反派，街道居委会串通一气。凡能拿走的，都拿走了。房子　拿不走，就叫外人搬进来住。四合院一旦成杂院，日子就难了。你家来什么　人，你说什么话，家里吃什么东西，都有眼睛盯着。”　

母亲则叮嘱潘素：“如有机会，就给伯驹先生弄点好吃的吧。年岁大了　，身体要紧。”　

告辞的时候，张伯驹握住母亲的手，说：“李大姐，我们都得活下去。　”　

倍受感动的母亲，送他们夫妇一直送到建外大街。街灯，一盏盏地亮了　。他们的背影，在渐沉的暮霭中远去……　

母亲还告诉我：原来张伯驹是从一张报纸上，读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　翌日，他和潘素即去东吉祥胡同10号看母亲。刚进胡同口，便见10号的大　门敞开着，有辆小轿车停放在那里，不少人进进出出。潘素上前打听，问章　伯钧的家人是不是还住在这里？人家说已经搬家了。他们是给新首长来看房　的，早就晓得这所宅院极好。接着，张伯驹就让潘素四处打听母亲的新址，　可一点线索也没有。后来，他老人家好不容易找到地安门大街一家古董店的　店员老樊，托他去打听。老樊去农工党北京市委会，假托要和李健生核对章　伯钧生前所欠帐目，人家才把住址写给了他。　

母亲的叙述，令我心潮难平。革命吞没人，尤其像中国的各种政治运动　和‘文革’，其吞没与消化的程度，因人的硬度而不等。当然，知识分子往　往是其中最难消化的部分。张伯驹自然属于最难消化的一类人，而他的硬度　则来自那优游态度、闲逸情调、仗义作风、散淡精神所合成的饱满个性与独　立意志。他以此抗拒着革命对人的品质和心灵的销蚀。任各种潮汐的潮涨潮　落，张伯驹都一如既往地守着做人的根本，过着他那份生活。张伯驹的一生　见过许许多多的昂贵之物。而我所见到的昂贵之物，就是他的一颗心，一颗　充满人类普通情感和自由的心。　

1980年春节，我对母亲说：“咱们去给张伯驹、潘素夫妇拜年吧。”母　亲同意了，我们还去友谊商店买了上等的水果。　

当我见到潘素的时候，她比我们还要高兴，特意拿出当时还是稀有之物　的雀巢咖啡加伴侣，给我和母亲各冲一大杯。冲好后，又往杯子里放了满满　三勺白糖。她让我俩趁热喝。　

喝的时候，潘素不住地上下打量我，看着看着眼圈就红了，喃喃自语道　：“小愚可怜，怎么也没想到在牢里一呆十年。”　

我问：“张伯伯呢？在家吗？”　

潘素笑着说：“他现在比我忙，他供职的中央文史馆事情不多，可其他　单位的事情倒不少。像什么诗词学会，书法学会，画院，京剧院，昆曲社，　文物学会，文史资料委员会，都来请他，甚至连那些杂七杂八的事，也都来　找他。今天，又不晓得让什么人请走了。”　

潘姨的口气里，不无抱怨，但也裹着一点小小的得意。我认识的国民党　太太和共产党夫人不算少。潘素是恐怕是最有资格为丈夫得意的，只是这种　得意来得太晚了。　

潘素问我是否还想继续学画？并说：在我走后还有个唱京戏的，叫杨秋　玲的女演员跟她学了一阵子画。　

我告诉她：自从四川调回北京，被文化部分配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戏研　所。它的前身就是我当年就读的中国戏曲研究院。同事不是师长，便为学友　。然而，我的遭遇与归队，未得他们多少的同情和欢迎。工作上，人家或拿　研究课题，或进入国家项目。领导给我的任务不外乎做记录整理，拿着录音　机跟在别人屁股后头。一个好心人偷偷对我说：‘令尊大人还是头号右派，　你虽说坐牢是冤枉，可你敢说敢做，思想犀利，政治上不安分是事实。讲老　实话，你能从四川调回研究院，大家就足够吃惊的了。’”　

讲到这里，我自己的情绪也激动起来，竟大声地说：“潘姨，共产党亏　待了我章家两代人。我不背叛这个政权，就算对得起他们。眼下人家如此轻　贱我，我就必须自强。所以，我顾不上跟您学画了，先得把业务抓起来。”　

潘素对母亲说：“小愚被关了那么多年，性情丝毫未改。”　

坐了一个多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