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清淡如此。母亲看了又看，读了又读，对我说：“去配个镜框来，我要挂在自己的房间。”直到母亲永远合上双眼，《八十·赠李大姐》仍高悬于壁。 此后的两、三年时间里，周颖也多次打来电话，不过均与聂绀弩无关，是请母亲疏通医院关系给她的朋友看病。母亲说：“周大姐，对不住，现在的医院我一个人都不认识了。”在此期间，周颖把家搬到了劲松一区111号楼。1986年聂绀弩病逝，母亲是从《光明日报》上得知这个消息的。她在等，等周颖寄来讣告和参加追悼会的通知。一天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上班，时近中午看见了刚进门的老院长张庚先生。司机告诉我，他刚参加完追悼会，情绪不好。 我心内一惊，问：“谁的追悼会？” 答：“一个叫聂绀弩的人。” 回家后，吃罢午饭。我把这个消息告诉给母亲，母亲的眼圈立刻红了。 第二天下午，沉默一日的母亲像是自语，又像在对我说：“绀弩去了，我和周颖的关系到此结束。”但母亲对聂绀弩的死，仍难释怀。她问陈凤兮。陈凤兮说，自己什么也不知道。再问朱静芳。朱静芳说：老聂死的时候，有如平时靠卧在床头看书、口述。所以，遗体弯得像一张弓，怎么也弄不平了。 斯人寂寞，悠然去矣。 后来，在陈凤兮家里的写字台上，我看到聂绀弩的家乡京山县编辑出版的一本《聂绀弩还活着》的纪念集，书很厚实，约有三十多万字。又听说，京山县府将一所中学命名为“绀弩中学”，将一条新修的马路命名为“绀弩大道”。再又听说，当地一家轻工机械公司买断了马路冠名权，“绀弩大道”改叫“轻机大道”了。 以后，母亲听民革的朋友说，周颖又搬家了，搬到民革中央新建的宿舍楼，四室一厅。房子好，面积大，地段也好，就在东黄城根大街民革中央办公大楼的旁边。母亲叹道：“绀弩没住上这好房子。”我说：“聂伯伯未必肯搬去住。”母亲吃惊地望着我。 在经历许多死亡和背弃后，无父无母、无夫无后的我觉得自己比聂绀弩活着的时候，更加靠近了他，准确地说，是靠近了他的灵魂。魂兮飞扬，魄兮栖止。他的魂魄飘泊何所？不是新源里，也非八宝山，他坐卧和呼吸在属于他自己、也属于我们大家的文学篇章里。聂绀弩一生积淀了二十世纪后五十年中华民族经历的所有血泪与艰辛，但历史毕竟提供了客观，时间最终显示出公正。 2003年2月初稿于美国萨克拉门托市，6月修改于北京守愚斋 注释： 注释⑴：聂绀弩（1903——1986）作家。笔名耳耶。1903年1月28日（夏历除夕）生于湖北京山县城。 县立高小毕业。1922年任国民党讨伐北洋军阀之“东路讨贼军”前敌总指挥部秘书处文书，同年到吉隆坡任运怀义学（小学）教员。1923年任缅甸仰光《觉民日报》、《缅甸晨报》编辑。1924年考入广州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二期，参加国共合作的第一次东征，任海丰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官。东征胜利后，1927年回广州考入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年回国。1928年在南京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副主任。与周颖结为夫妇。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因参加反日运动，离职逃往上海。1932年在上海参加左翼作家联盟。1933年编辑上海《中华日报》副刊《动向》，得识鲁迅。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任新四军文化委员会委员兼秘书、编辑军部刊物《抗敌》的文艺部分。1939年任浙江省委刊物《文化战士》主编。1940年任桂林《力报》副刊《新垦地》《野草》编辑。1945年、1946年任重庆《商务日报》、《新民报》副刊编辑，西南学院教授。建国后，历任中南区文教委员会委员，香港《文汇报》总主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兼古典文学研究部副部长，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古典部主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1955 年因“胡风事件”牵连受到留党察看和撤职处分。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开除党籍，送北大荒劳动。1960年回北京，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同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文化大革命中1967年1月25日以“现行反革命罪”关押，1974年由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为无期徒刑。1976年10月获释。1979年3月10日由北京高级人民法院撤消原判，宣告无罪。4月7日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改正错划右派，恢复级别、工资、名誉。 恢复党籍，当选为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一至第三届理事、第四届顾问。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6年3月26日在北京逝世。1935年——1986年共出版语言文字、古典小说论文、散文、小说、杂文和新旧体诗歌31种。著有《绀弩小说集》、《绀弩散文》、《聂绀弩文集》、《散宜生诗》、《中国古典文学论集》。 注释⑵：此句摘自《“聊斋志异“的思想性举隅》一文。聂绀弩《蛇与塔》第143页，1986年三联书店出版。 注释⑶：周颖（1909——1991）直隶（今河北）南宫人。1933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同年回国，参加反帝大同盟。曾创办上海中国艺术供应社，任主任。1934年参加中国国民党民主同志会（后称三民主主义同志联合会）。后任重庆慈幼院保育主任、中国劳动协会重庆工人福利社主任、香港九龙妇女联谊会主席。 曾参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筹建工作。1948年到解放区，任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委员，同年当选为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后任邮电部劳动工资处 处长，全国总工会执委，候补常委，民革中央常委、组织部副部长、中央监委会副主席。是第二、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注释⑷：小李，李世强，1948年生，北京人。1968年6 月前在铁道部长辛店铁路学校学习。1968年1975年3月被关押，后无罪释放。曾在北京木材厂工作。现经营三味书屋。 注释⑸：包于轨，1903年2月21日生于北京，名括。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毕业。解放前曾在天津造币厂 任职，天津志达中学任教。在日伪安徽省府民政厅、天津市社会局任秘书。曾任国民党热河省民政厅、唐山市政府秘书，鞍山钢铁公司副管理师。解放后曾任北京市政协秘书，后调任北京市第六建筑公司工作。 1957年申请离职。曾被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聘教书法。1971年7月26日病逝于山西稷山县看守所。 注释⑹：戴浩（1914——1986）湖北武汉人。早年入暨南大学，1936年参加进步电影工作，1939年到陕北公学学习。1941年在香港与友人组织“旅港剧人协会”，开展抗日宣传。参加演出《马门教授》、《雾重庆》、《北京人》。1945年受组织委派去东北接收“满映”。1948年受北平地下党城工部委派在北平执行任务。 建国后任华北影片公司经理，中国电影器材公司副经理，中国电影发行总公司业务处处长，北京电影制片厂制片主任。1980年调任中国影协组织联络部主任，中国影协名誉理事。198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注释⑺：“幺女归才美”——我系父母的幼女，故“幺女”即指我，那时我尚关押在四川监狱。 “闲官罢更清”——1958年母亲被免去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北京市红十字会会长等职务。 注释⑻：见陈凤兮《泪倩封神三眼流——哭绀弩》一文。 七律诗题为《惊闻海燕之变后又赠》：“愿君越老越年轻，路越崎岖越坦平。膝下全虚空母爱，心中不痛岂人情。方今世面多风雨，何止一家损罐瓶。稀古妪翁相慰乐，非鳏未寡且偕行。” 附： 读者舒芜先生的来信： 二闲堂编辑先生： 贵刊所载章诒和女士的《斯人寂寞》中说—— 1982年夏历除夕，是聂绀弩虚岁八十，俗话说：做（寿）九不做十。我和母亲由于先要到崇文门新侨饭店拿上预先订制好的大蛋糕，所以赶到聂家的时候，已有不少客人到了。母亲走到聂绀弩的房间，发现有个生面孔坐在那里。母亲朝“生面孔”点个头，便对聂绀弩说：“我和小愚祝你生日快乐。”说罢，转身来到周颖的房间，坐下。房间的一角已经堆着许多蛋糕。 我悄声问母亲：“那个人是谁？” 母亲白了我一眼，没好气儿的说：“舒芜。” 舒芜就是他！天哪，从五十年代初我的父亲赡养他的亲舅以来的数十载，这个名字我可是听二老念叨了千百遍。只怪自己刚才没瞧清楚，我真想再进去看看。 随即聂绀弩跟了进来，对母亲说：“李大姐，你先在这里休息，我等一下就过来。” 谁知不到一刻钟的工夫，陈迩冬夫妇、钟敬文夫妇就挪了过来，再加上个老顽童戴浩，我们这间小屋挤得热气腾腾。后来，舒芜走了。我欢呼着跑到了聂绀弩的房间，大叫：“给聂伯伯拜寿啦！” 这与事实不一样。事实是，那天我并没有去聂绀弩先生家拜寿。因为事先聂绀弩先生就有信阻止我去。 聂绀弩先生是为了他的《散宜生诗》应否加注的问题，要听听我的意见，希望能当面畅谈，故于1983年2月6日给我信云： 请兄春节前后光降一下，作一畅谈。但不可于旧历除夕，因恐是日有起哄而来者，人多口杂，反不易谈清什么问题也。绍良兄能不来亦佳，去年（前年？）他空跑一趟，颇觉无趣，至今犹歉，但亦只好由兄通知他。 信末又有周颖大姐附笔云： 老聂的心意，是要您和绍良同志约着一起来，老聂和您们二人好说话。除夕那天来的人多，他不好和您俩说话。告诉绍良同志，我们有好酒等着他。 我接到他们这封信，当然就没有在1983年夏历除夕那天去聂家拜寿，并且以后历年夏历除夕都没有去过。 、 事虽细微，仍然希望贵刊能更正一下。 专此布达，顺颂 编祺。 二○○三年九月二日，舒芜上 五、越是崎岖越坦平——回忆我的父亲章伯钧
问：凡50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章伯钧是中国头号大右派，能否谈谈他的生平？
答，现在的人，只知章伯钧是大右派。他以此获罪，又以此留名。历史本身就隐含着无法估计的因素在内。
1895年阴历十月初一，我的父亲出生在安徽桐城的一个地主家庭。所谓地主，不过小康之家。6岁那年，他的父亲不幸溺水而亡。从此，他与二弟章伯韬（3岁）、三弟章伯仁（5个月）由两位叔叔抚养。
他先入私塾，一年后转入乡间育才小学。我父亲自幼喜读书作文。每日归家放牛，以牛背上的吟诵为一大乐事。小学毕业遂投考省内有名的桐城中学。因数学不及格，几将落榜。后因文章着实写得漂亮，被校长（桐城派文人）破格录取。章家距学校90华里，那时的寄宿生须自带伙食。于是，我的父亲每月利用假日，由家肩挑大米、菜油，跋涉返校。他得知叔父为侄儿的求学上进，不断变卖田产，经济日渐拮据，便更加刻苦自励。
1916年20岁的父亲赤脚草鞋来到武汉，考入武昌高等师范英语系。这时，新文化运动正以磅礴之势在全国兴起。他酷爱西方哲学著述，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明确意识到中国人必须用民主科学态度去重新审视历史，正视社会现实。从此，民主主义开始成为他政治上追求的理想。他一面勤学功课，一面结交有志之士。其中有恽代英， 这个与他同龄的江苏武进人在武昌成立了《利群书社》 、《互助社》、《共存社》。我父亲常去书社读书学习，与恽代英相处甚洽。后又与肖楚女相识，肖乃湖北汉阳人，熟悉武汉社会情况，遂多与之探讨有关改造社会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父亲在武昌高师曾发起组织读书会，继而又参与组织学生会。五四运动爆发，他作为武昌高师学生会代表参加了武汉学生联合会，积极组织武汉学生开展反帝反封的爱国运动。
1920年，刚毕业的父亲即被聘为宣城师范英语教员。不久，升任该校校长（宣城师范又名安徽省第四师范）。为了把学校办成传播进步思想的园地，他先后聘请恽代英、肖楚女、陈霞年（陈独秀之侄）来校任教。恽代英任教导主任兼国文教员，月薪与校长相等，大洋百元，父亲与他商讨革新教育的方针、计划，决定从充实教材、改进教学方法入手。不仅使学生学好书本知识，还要懂得人生意义，树立革命理想。为此他俩付出很多心血。利用课堂宣传民主科学，带领学生走出校门，去了解中国社会现状。 一次，恽代英领着学生远走黄山，沿途作社会调查，数日不归，家长纷纷跟父亲要人，认为这是把孩子引入歧途。他再解释也无济于事，最后闹得满城风雨，还告到芜湖和安徽省当局。半年后，恽代英被迫离职，我父亲通过高语罕介绍他到芜湖省立第五中学教书。为实现改革教育的理想，继恽代英之后，父亲又邀请肖楚女任教。肖楚女的作风不减恽代英，又极善讲演，把个课堂作为传播真理、批判封建思想的讲坛。结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芜湖与安徽省教育厅，又免去肖楚女之职，父亲也愤然挂冠而去。他任宣城师范校长仅一年，其敢作敢为，改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教育举措，至今在安徽老一辈人心中仍传为佳话。后来的宣城四师，一直是皖南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当然，现在“宣师”的学生已不明细这段历史，据说该校园里高悬着恽代英、肖楚女的肖像，却无人再提章伯钧。
1922年，省长许世英以安徽省公费送我父亲赴德留学。他在柏林大学哲学系攻读黑格尔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他与朱德同住一室，又经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党小组副组长。1925年邓演达被迫前往欧洲游历，在这群留学生中与我的父亲交往较密，常促膝长谈，探索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道路。对这两个问题，两人观点极为接近，可谓志同道合。邓演达的精辟思想，据我父亲的阐释和回忆，可以归纳如下：
●资本主义在中国尚未形成，在经济上受制于帝国主义。
●中国资产阶级并未掌权，国家政权实际上是军阀、官僚、买办的统治。
●各中小城市虽被外国商品侵入而涂上一些资本主义色彩，但土豪劣绅依然垄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