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说过这个药。”
“所以这个吃了核仁的家伙，可能是在实行自助式的雷特瑞尔疗法。不过我们想知道的是能不能用这个方法自杀，吃桃子核，吃上十五二十颗，我想答案是可以，至少吃杏子核是可以的。前提是，你要笨得会去试才行。”
“反正我不认为阿德里安是从杏子核里弄到氰化钾的。”
“对，不过还有很多方法可以弄到。结果所有工业都用得到这种狗屎。”他又继续跟我说一些氰化钾的事，“所以他的名字很可能会出现在购买的名单上，”他说，“或者可能是艾伦·约翰逊。但也可能不是。尤其有这么多方法可以弄到。”
“你怎么得到这些知识的？”
“电脑呀。”
“你又没有电脑。”
“这个女孩儿有。”
“什么女孩儿？”
“我认识的一个女孩儿。不像港家兄弟，她不是骇客，不懂潜进网络和资料库之类的花招。她只是用电脑来做作业、记账之类的破玩意儿。”
“所以你就问她的电脑这些桃子核和氰化钾的事情，然后它就把这些资讯跑出来给你？”
“你不能问的，电脑只是个机器。”
“哦。”
“她有个网络线上服务，了解吗，你挂上去，浏览不同的讯息布告栏，如果看到某个人可能有办法回答你的问题，你就寄个电子邮件给他。然后他会给你回信。就像讲话一样，只不过是在屏幕上交谈罢了。”
“哦。”
“另外呢，你可以把问题贴在那个讯息布告栏上，然后会有人把他们的回答贴上去，你自己稍后再去查。或者他们会直接寄电子邮件给你。无论你有什么问题，总会有人知道答案。”
“哦。”
“当然喽，有时候你得到的回答是错的，因为通常不懂的人比懂的人爱回答问题。所以我讲这些杏子核仁的东西不能保证都对，大哥。细节部分搞不好有错。”
“原来如此。”
“总之，”他说，“我知道了这些事，所以我觉得该跟你报告一声。如果你需要我的话，稍后我会待在埃莱娜的店里。”
我喝完咖啡正要出门时，电话铃响了。
是乔·德金。“我们得谈谈。”他说。
“我正要去你那里。”
“别到这儿来。有个咖啡店，我跟你去过一次，是希腊咖啡店，在第八大道上，四十四街和四十五街之间。我忘了叫什么，前阵子他们重新装潢时换了店名，不过还在原来的地方。”
“我知道你讲的那家店。就在第八大道靠东那一边。”
“好，十分钟后见面行吗？”
“没问题。我请你喝咖啡。”
“我只希望你老实回答我问题，”他说，“我才不管谁他妈的付咖啡钱哩。”
我到的时候，他坐在卡座里，面前摆了一杯咖啡，脸上的表情莫测高深。他说：“我想知道你所查到关于威尔的事情。”
“你怎么会提起这个？”
“我怎么会提起这个？早上我打了个电话，只是想问问艾伦·约翰逊的名字会不会刚好出现在他们从有毒物品管制署那边调来的名单上。”
“我猜结果刚好蒙对了。”
“你是说那个名字吗？不可能，因为我根本没来得及讲名字。我什么都没搞清，就莫名其妙地盘问了一番。我知道什么关于威尔的事？怎么知道的？从哪里知道的？”
“那你怎么回答？”
“说我是在查别的案子时，从一个消息来源那儿得到的。我没提起你名字——你担心的就是这个吧。”
“很好。”
“我之所以没把你扯进来的唯一原因，”他说，“是因为我想在把你的名字供出去之前，先看看你知道多少。这个艾伦·约翰逊为什么会是威尔？你又是怎么查到他的，还有他到底是谁？”我正犹豫着，他又接着说，“还有，不准瞒着我什么，马修。如果你要放烟幕，去别的地方放，好吗？如果你瞒着我什么，你知道，那个狗娘养的已经谋杀了四个人。不要坐在这儿乘他妈的凉，让他继续在外头杀人。”
“他不会再杀任何人了。”
“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承诺过？他杀人，可是绝对不说谎？”
“他的杀戮岁月已经结束了。”
“你确定他不会改变心意吗？”
“他改变不了。”
“怎么说？”
“因为他已经死了，”我说，“他杀的最后一个人就是他自己。我没放烟幕也没有隐瞒。威尔就是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他杀了三个人，然后自杀。”
他瞪着我。“换句话说，结案了。你的意思是这样吧？”
“警方还得花些力气确认、搜集证据，不过——”
“可是威尔的历史和这个伟大城市的人民可以安然入眠了，对不对？”
“其实不对，”我说，“你的口气好像对这件事不怎么热心，你有什么情报吗？”
“我有什么情报？我什么都没有。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总部那边有什么情报，不过等我告诉你消息来源，你就猜得出是什么情报了。我们的老友马蒂·麦格劳。”我看着他，他点点头。
“没错，就是这样，”他说，“他又接到一封威尔的信。”
第17章
那封信显然是在看过马蒂·麦格劳最近一篇专栏文章之后写的，就是那篇间接邀请威尔粗鲁地解决掉纽约洋基队老板的专栏。标题是“给马蒂·麦格劳的一封公开信”，信的一开头提到了马蒂·麦格劳那篇文章的最后一段。“你问，当你们需要我的时候，我在哪里，”他说，“只要想想我是什么，这个问题本身就已经是答案了。人民的意志一向就存在，甚至就如同大家也一向都需要它。这种意志化身为某个特定的血肉之躯，写了这些信，而且在最近几个月被召唤去进行几次行动，只不过是人民意志的具体显现罢了。”
他继续用这种抽象的笔法写了一两段，然后转入正题。虽然信的标题写着马蒂·麦格劳，但他并不是威尔的目标，洋基队那位自大的老板也不是。反之，他列出了三个纽约人的名字，指控他们众所周知的恶劣行为违背了公众的利益。
第一位是运输工人的工会领袖彼得·塔利，他已经威胁要以公共汽车和地铁罢工迎接新年。第二位是马文·罗梅法官，他审案一向偏袒，从来还没遇到过他不喜欢的被告。最后一位是《纽约时报》资深的剧评家里吉斯·基尔伯恩。
那封信的复印件，我是后来才看到的。“你一直在摇头，”乔·德金说，“你会觉得自己该打四十大板吧。”
“这封信不是威尔写的。”
“你已经说过了。我记得还讲得非常详细。”
白天我们都在第一警察局广场的一个会议室度过，我不断把自己的想法重复说给不同组的警探。其中一些表示很佩服，但是也有一些表现出一副讽刺或居高临下的样子。不过无论是什么态度，他们都一再质疑我的说法，好像这是他们分内该做的事情。他们看起来都无比的年轻，我想也的确是。他们的平均年龄想必是三十五岁左右，跟我差了二十来岁。
我不懂为什么同样的问题要问那么多遍。部分原因或许是要核查我的说词是否互相矛盾，或能否提供进一步资料，但其实我猜这只是他们已习惯的一套例行公事。多听几遍我的故事，要比他们自己用脑袋多思考容易多了。
同时，其他人出去做自己的事情。他们派了一组人去搜查阿德里安的公寓，还有另一组去搜查他的办公室。他的照片被传到奥马哈和费城，还有中西快捷总公司所在地密尔沃基。他们不一定都告诉了我，但我猜想某些切实的证据开始出现了，因为那天下午三四点左右，他们对我的态度有了转变。那时显然他们开始知道，我讲的事情不光是胡说八道而已。
整个过程乔也参与了。他没有一直待在会议室，中间我一度以为他已经回家或回他自己的分局了。不过他又重新出现，带了一个三明治和一杯外带咖啡给我。没多久他又不见了，不过当我终于获准可以回家时，他正坐在外头办公室的一张椅子上。
我们走过了两个街口，中间经过了几家警察常去的酒吧，最后来到巴克斯特街一家越南餐厅的吧台。那个地方几乎是空的，只有一个人坐在一张桌子边，另外一个人缩在吧台的角落慢吞吞地喝啤酒。吧台后面的女郎看来颇具异国风情，不过一脸厌倦的表情。她替乔调了一杯马丁尼，又给了我一杯可乐，就走开了。
乔喝掉三分之一杯的马丁尼，然后把杯子举高。“我点这个，”他说，“不是因为我喜欢这些东西的味道，而是因为经过像这样的一天之后，我想喝点东西松弛一下神经。”
“我懂你的意思，”我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会点可乐。”
“的确。别告诉我你从没有过那种冲动，想喝强烈点的饮料。”
“我常有那种冲动，”我说，“那又怎样？”
“不怎么样。”他对着酒保那个方向点点头。“谈到冲动，”他说。
“嗯？”
“你觉得是怎样的，黑人父亲和越南母亲？”
“差不多吧。”
“一个背井离乡的寂寞美国大兵，一个年纪很轻却拥有东方古老知识的女郎。你仔细听我说，可以吗？不过很有趣。你看到某个人长得如此有异国情调，觉得很特别，不过这只是你自己心里在想罢了。”
“你现在懂得从两种不同的角度去看天上的云了。”
“哦，去你的。”他说。
“大家都这么告诉我。”
“是啊，我明白为什么。来，我复印了一份。我想我不应该弄的，而且我知道我也不该给你看，不过我敢跟你打赌，这玩意儿明天早上一定会见报，所以干吗让你最后才知道呢？”
说着他把威尔的信递给我。
“完全不对，”我说，“威尔没写过这封信。”
“如果威尔是惠特菲尔德的话，”他说，“而且假设惠特菲尔德不是装死，那么这一切还用说吗？他当然没写过这封信，死人不会写信的。”
“他死前可以先写好，他已经写过一次了。”
他从我手上把信拿去。“信里引用了麦格劳昨天登过的专栏，马修。而且他谈到了塔利威胁要让运输工会罢工的事情，那只不过是一个星期或十天前的新闻。”
“我知道，”我说，“有太多证据都可以证明，阿德里安并没有写这封信然后安排在死后几星期之后寄出。但就算我从没怀疑过阿德里安，只要看看这封信，你就知道不是原来那个人写的。”
“是吗？可是风格很接近啊。”
“威尔二号的文笔很好，”我说，“对语言很敏感，而且我猜他下了一番工夫模仿威尔一号。我手上没有其他几封信可供比较，可是我觉得我应该可以辨认出是不是出自以前那个人之手。”
“我不懂这些。我同意两者很近似。不过以前那些抄袭威尔的人，不也都想尽办法模仿他吗？”
“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做得到。”
“不一定吗？”他耸耸肩，“也许没那么容易。你知道，他不光是抄袭写作的风格，其他也抄袭。看到签名没？”
“那是把原件垫在下面描出来的。”
他点点头。“其他人也是这样。你在会议室里头被那些人搞得团团转时，我跟几个家伙谈过，问了一些科学监定方面的问题。”
“我正好奇呢，”我说，“我觉得要证明新的这封信是用另一部打字机打出来的，应该不会太困难。”
“哦，那当然，”他说，“如果信是用打字的话。”
“如果不是打字的，”我说，“那他用手写出来这种东西，就未免太奇怪了。”
“我是说用打字机打字。这封信不是，前面几封信也不是。这些信都是在电脑上打好，然后用激光打印机打出来的。”
“他们没法用科学方法鉴定是哪部电脑吗？”
他摇摇头。“如果是打字机，每个键磨损的程度部不一样，这个键会偏一点，或者E和O会糊掉。或者键的表面会不一样。打字机就像指纹，每一台都是独一无二的。”
“那电脑呢？”
“用电脑的话，你每次都可以选择不同的字体，按两个键就可以让字体大一点或小一点。你看到这个草写的签名吗？只要选草写字体，就会印成这样。”
“所以无法辨认两封信是不是从同一台电脑印出来的？”
“这件案子我并不完全了解，”他说，“不过也知道得挺多的。从威尔一号所写的几封信看来，他们认为用的印表机不只一台。”
他又继续说了些我无法完全了解的东西，比方你可以在一台电脑上写信，复制到磁片上，然后用另外一台电脑和打印机印出来。我没有仔细听，最后举起一只手阻止他继续讲下去。
“行了，”我说。“我被折磨死了。每次跟TJ讲话，一定要听他说电脑有多神奇。我不在乎字体或纸张，或者他是不是在东区的电脑写好，跑到西区去印出来。我甚至不在乎行文的风格。最让你没办法忽视的地方，就是他所说的事情。”
“你是指什么？”
“他的名单。”
“原版的威尔都是写公开信给受害者。”他说，“这个人却是写给麦格劳。而且一口气就列了三个。”
“没错。而且看看他名单上列了谁。”
“彼得·塔利，马文·罗梅，还有里吉斯·基尔伯恩。”
“阿德里安挑的都是社会无法用法律制裁的人。一个谋杀儿童却被无罪释放的变态。一个逃过一切惩罚的黑手党头子。一个煽动群众杀人却没法起诉的争取生命权人士。还有一个种族主义煽动者，他跟其他人一样，有办法逃过司法系统的制裁。”
“还有一名辩护律师。”
“阿德里安并不真正属于那个名单，不是吗？如果他属于这个名单，那就推衍不下去了。先不把他归进来，那这名单上就是四个法律无法制裁的人民公敌。你可以说人民的意志的确就是威尔的意志。”
“那新的名单呢？”
“一个工会领袖，一个法官，还有一个评论家。这等于是拿他们跟开膛手杰克和匈奴王阿提拉相提并论，不是吗？”
“我不知道，”他说，然后喝掉他杯子里的马丁尼，乘酒保向他看的时候，指指自己的杯子，“如果‘释放法官’罗梅被送到天上那个法庭，我也许想得出有几个人并不会因此而痛哭流涕。这狗娘养的当了一辈子法官，从来不让警察的怀疑有任何结果。他总是设定最低保释金或让他们认罪释放，就这样把案子结掉。”
“他是个法官，”我说，“如果人民可以投票让他当法官，只要真的愿意，也照样可以投票让他丢官。说不定最近就会了。”
“还不够快。”
“那彼得·塔利呢？”
“他是个自大狂妄的痞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