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一个电话，让我暂时把注意力从威尔身上移开。
打电话来的那个女人我认识，她名叫金尼。她说：“老天，我真难过。你听说了拜伦的事吗？”
“我知道他生病了。”
“他死了。”
我是在匿名戒酒协会认识金尼的。她住在五十三街和第九大道交汇口附近，平常去圣保罗教堂的那个团体参加聚会。拜伦是她的一个朋友，不过他住在格林威治村，通常都参加当地的聚会。他加入匿名戒酒协会是因为没法停止喝酒，但几年前他还吸海洛因上瘾，而且重复使用别人的针筒，他戒酒没多久去做了抗体检验，结果证明他是HIV阳性。你大概会以为，人们听到这个消息会大骂见鬼，然后跑出去大醉一场，我想有的人会这样，但也有很多人不会。
拜伦就不是这样。他继续戒酒，参加聚会，他乖乖吃医生开的药，另外还配合特别设计的食物疗法增强免疫系统。这些方式或许给了他一些好处，但却不能让他逃过艾滋病的发作。
“听到这个消息真遗憾，”我说，“上次我看到他应该是三月或四月了，我在格林威治村的一个聚会上碰到他。我想是佩里街的那个聚会。”
“他大半都去那里参加聚会。”
“我还记得他当时看起来不太好。”
“马修，艾滋早晚会夺走他的性命，不过却没有这个机会。有人将他枪杀了。”
“有人——”
“拿枪对着他扣动扳机。老天，什么人会做出这种事？”
我轻轻地说：“金尼，他自己有最好的理由这么做。”
“什么？”
“或许他是自杀。”
“哦，天哪，”她不耐烦地说，“马修，他是死在公共场所。你知道他那栋大楼对面有个小公园吗？”
“我不知道他住在哪里。”
“霍雷肖街。不是梵高大楼，是隔壁那栋战前的建筑。街对面有个小公园。阿宾顿广场？不，是另外一个。”
“杰克逊广场。”
“应该是吧。他今天早上带着一杯咖啡坐在那里看早报。有个人走到他身边，朝他的头部开枪。”
“凶手抓到了吗？”
“逃走了。”
“可是有目击者吧。”
“公园里有一些人。当时还早，所以天气还很舒服，到了现在这个时间，那边就像个火炉似的。”
“我知道。”
“感谢老天爷让人发明了冷气。拜伦本该待在他自己的公寓里吹冷气的，可是他喜欢阳光。他说他想一辈子待在阳光下，可是现在他好像从阳光得到能量了，太阳能。他说过，成为艾滋带原者的一个好处就是不必担心得到皮肤癌。马修，你跟他不太熟，对不对？”
“一点也不熟。”
“你知道他怎么传染到这个病的。”
“据我所知是共用针头。”
“没错，他不是同性恋。”
“我想也是。”
“住在格林威治村又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人们很自然会以为他是同性恋。可是他是异性恋者，真正的异性恋者。”
“哦？”
“我算是跟他在谈恋爱。”
“我明白了。”
“爱上一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该怎么办？”她没等我回答，也因为我没有答案，“同性恋男人会特别留意这个问题，对不对？我猜他们会用安全套，或者他们就不会跟艾滋病患者约会。如果他们自己不是病毒携带者，就绝不会跟任何带病毒的人交往。”她沉默了片刻。“或者他们照样勇往直前赌运气。”
“你是这样吗？”
“哦，不。我？你怎么会这么问？”
“从你声音里听出来的。”
“也许是嫉妒吧。有时我真希望自己是那种做事冲动、不顾一切的人。可我从来不是，即使年轻疯狂时也不是。我很喜欢拜伦，有些同情他，可是这种状态让我们彼此都有所保留。我们针对这件事谈过一次，如果我们谈恋爱会有多么不同。可是事情没有不同，还是跟以前一样。我们依旧保持朋友的关系，就像那句老话，只当朋友，可是‘只当’这个字眼又算什么？真正的友谊非常罕见，你不觉得吗？”
“对。”
“我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他珍惜每一天，你想警方会抓到杀他的凶手吗？”
“听起来应该会，”我说，“他是在公共场所遇害的，还有很多目击者。而且是属于第六分局管的，那个区的犯罪率不高，所以不会像那些与毒品有关的案子那样被忽略。还要看他们一个星期内能不能抓到嫌疑犯。”
“他们可能会认为这个案子与毒品有关。”
“为什么？”
“他以前吸毒，有记录的，不是吗？”
“被逮捕就会有记录。”
“被抓过两三次。没坐过牢，不过他跟我说过他被捕过几次。”
“那他就有记录了，没错。”
“而且那个公园常有人在买卖毒品。虽然不像华盛顿广场那么一大群，可是拜伦告诉我过，他曾坐在窗前，看到外头街上很多人被逮捕。”
我沉默了片刻，说：“金尼，他没回头去吸毒吧？”
“没有。”
“那警方就不会认为他的死跟毒品有关。除非他们认为是误杀，说不定真是如此。这样的话，他们就会照程序办案，追查所有的线索。我猜想他们会抓到开枪的人来结案。”
“希望如此。马修，为什么我觉得这件事那么重要呢？抓到凶手又不能让他死而复生。”
“的确。”
“而且我也并不渴望复仇。我不恨杀掉拜伦的那个人。以我的想法，他帮了拜伦一个忙。他过得很平静，马修。他珍惜每一天，不过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对不对？”
“是的。”
“他照样可以出门，照样可以去参加聚会。虽然出门得拄着拐杖，可是他可以走过几个街口去佩里街，总有人会让座给他位。他说，这是得艾滋病的好处之一，不必担心得皮肤癌，也不必提早一个小时去佩里街聚会处占位子。他什么事情都能拿来开玩笑，我想如果没法开玩笑，那就惨了。”
“我想也是。”
“我以前有个一起工作的朋友，他不能来上班后，我常去看他。后来我就再也受不了了。那毁掉了他的心灵，但不是在一朝一夕之间。他常常会有痴呆的现象，我待在他身边会受不了。我没有抛弃他，他有个照顾他的情人，还有很多朋友。我只是在办公室偶然认识他的。仔细听我说好吗？我老是得替自己解释。”她停下来喘了一口气，“我发现自己会在拜伦身上寻找痴呆的症状，可是他没有。”
我在报上看到了关于拜伦死讯的报导；在纽约地方电台的新闻节目《纽约第一》中，梅丽莎·见川站在杰克森广场上，就在拜伦·利奥波德被射杀的那张板凳前进行报导。镜头拍了他对街的公寓，然后见川随着摄影镜头的移动，指出凶手的逃亡路线。
她继续说别的，我按下静音钮去接电话。是阿德里安，讲了几个新笑话还有那些饥渴的记者，反正只要威尔把你列入目标，其他人也都会想用枪瞄准你。“第四阶级①现在对我热情得很，”他说，“如果我有时间的话，我可以一天花十八个小时在摄影机前面，然后其他时间去接受印刷媒体的采访。人人都想娶个处女回家嘛。”
①The Fourth Estate，美国的新闻媒体通常被称为“第四阶级”。
“什么意思？”
“他们想找个例外。你还记得那个家伙在被涂了油彩又被贴上羽毛，然后用火车载出城之后所说的话？”
“他说了荣誉之类的话，不是吗？”
“‘但是为了荣誉，我宁愿以平常的模样出城。’我记得的也许不是字字正确，不过反正是个传说的故事，谁又能记得字字正确？走红的滋味很好，但我发现拒绝反而越来越容易。除了麦格劳之外。”
“他想怎么样？”
“跟其他所有人一样，想采访我。”
他又继续说了其他的事情，不过我没认真听。我忽然灵光一闪，怕自己忘了，于是开口说：“不要跟任何人一对一碰面。”
“什么？”
“换了我，”我说，“没有保镖在场的话，我不会见任何人。”
“即使是个肥肚皮的老记者也不行吗？”
“红衣主教都不行。”
“真的？红衣主教能让人产生信任呢。我想是因为红帽子，让他看起来像个守护天使。”
他自己大笑，然后叫我放心。“红衣主教没打电话来，”他说，“马蒂也不想见我，他只想在电话上跟我谈，五分钟就行，然后给他一些独家的消息让他可以写专栏。我不觉得我给了他什么，不过他总有办法可以从少之又少的材料里面榨出他的专栏文章。这种事情他以前干过很多了。”
我们互道再见后挂了电话，然后我也没管电视上的安静画面到底在说些什么就关掉了电视。我有个想法，然后静坐在那儿慢慢玩味。那个念头似乎很牵强，而且我想到这种事情警方似乎早就该查清并且排除可能了，可是很难讲。如果他们没查过，那么我就有事情可以做了。
结果花了几个小时打电话之后，只让我回到原来比较保守的想法。也不能说没用，至少现在我可以放弃一个胡思乱想出来的念头，可是我也不觉得自己因此就能有其他的什么收获。
同时，马蒂·麦格劳的确从阿德里安所谈的话里面榨出了一篇专栏文章，文中探讨了身为名人的种种好处和坏处。同一份报纸里的另外一个专栏则在思考拜伦·利奥波德的命运，不过一两段之后，他就继续谈别的话题了。我也是。我跟拜伦算不上亲近，以前连他姓什么都不知道，而逮捕杀害他的凶手是第六分局那些家伙的责任。他们可以处理，不需要我的帮忙。
只不过，他们没法马上处理，而我发现自己莫名其妙地被扯进去了。到了星期四，谋杀之后的两天，我正在到处乱晃时，发现自己距离那个凶杀现场走路只要五分钟而已。于是我走到那儿，在一张公园板凳上坐了半小时，跟几个人聊了天，然后过街去跟拜伦那栋大厦的门房说了几句话。
星期六下午，哈德孙街的圣卢克坊为他举办了一个追悼会。他戒酒这几年认识的人分享了对他的回忆。我仔细地听着，想在其中寻找线索。
会后我和金尼喝了两杯咖啡。“真滑稽，”她说，“我一直有种感觉，觉得应该雇用你才对。”
“雇我去找出射杀拜伦的人？警方可以做得比我更好。”
“我知道。可是那个感觉一直甩不掉。你知道我怎么想吗？马修，我最好替他做点事。可是却没有其他我能替他做的事。”
那天稍晚时候我接到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的电话。“你猜怎么着？”他说，“我猜到那个狗娘养的打算怎么杀我了。他会让我被烦死。”
“你听说过有人被烦死，”我说，“可是你不会在任何验尸报告里看到这会是所谓的‘死因’。”
“那是被掩饰了，就好像天主教徒也会违背戒律自杀。烦死的人不能葬在圣土上的。你听说过一个叫贝内代托·纳皮的人吗？”
“我想我曾在弗里克收藏馆看过他几幅画。”
“不是那个，除非他有我所不知道的另外一面。大家喊他‘手提箱班尼’，不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据说他曾有个工作，是替托尼·富里罗发动汽车，他把引擎打开预热一下，如果没有爆炸，那就表示车子安全，可以让汤尼上车了。”
“就像试吃食物的人一样。”
“正是如此。你把钥匙插进去发动，没出事的话，你就可以回家看卡通节目了。班尼这么搞了几个月，然后就算了。不是因为他受不了那种压力，我不认为他感觉到任何压力。‘从来没出过事。’他这么抱怨。当然如果真出过事，你就得用海绵替他收尸了，不过他只觉得这一切对他来说太烦了。”
“你倒是知道他的感觉？”
“没错，而且事实上我不像班尼那样有抱怨的权力。我可以诉苦说大热天还得穿防弹衣，但其实我是从冷气公寓出来，进入有冷气的加长型轿车，然后再到有冷气的办公室。街上比地狱还热，可是我在街上停留的时间还不足以让我感觉到热度。”
“的确防卫得很周密。”
“你说得没错。我不知道防弹背心那么重，更别说有多不舒服，不过那也不是苦行僧穿的粗布衬衣。所以我现在活着，等着炸弹爆炸，如果没事，我就觉得自己好像逃过一劫。你呢？你查出什么了吗？”
“事实上，”我说，“我还在考虑要把钱退还给你呢。”
“为什么？”
“因为我想不出什么好方法去赚这笔钱。我花了一些时间，可是我不认为查到了什么新线索，而且我也不可能对官方调查有任何帮助。”
“还有呢？”
“我不懂你的意思。”
“应该还有其他原因吧，不是吗？”
“哦，的确是有。”我说，然后告诉他拜伦·利奥波德的事情。”
他问：“他是什么人，朋友的朋友吗？”
“基本上是。我认识他，不过只是打过招呼而已。”
“可是没有亲近到杀他的凶手逍遥法外你就睡不着的地步。”
“想不到警方到现在还没有逮到凶手，”我说，“我想我会花几天查一查。只不过我现在已经有你这个客户了。”
“你从没同时进行两个案子？”
“偶尔会，但是——”
“不过你觉得好像是在欺骗？我现在活在宣判死刑的阴影下，你应该为我所付的钱而努力，太阳出来时，就没有月光。那个朋友想雇你吗？”
“她提过，但是我不会收她的钱。”
“你是慈善性的服务。”
“你们律师总是会想出这些字眼来形容。”
“一个男子带着一杯咖啡和一份《纽约时报》坐在小公园的板凳上。另外一个男子走过来，射杀他，然后逃走。就这样，对吧？”
“到目前为止是这样。”
“死者得了艾滋病。这会是什么，反同性恋分子吗？”
“拜伦是异性恋者。他吸过毒，因为重复使用针头而感染艾滋。”
“所以搞不好凶手是个消息不准确的反同性恋分子。或者反过来，是因为好心而杀他。你是这么想的吗？”
“你说的都有可能。”
“还有另外一个可能。你看这个意外和我们的朋友威尔会有任何关联吗？”
“天啊，”我说，“我想都没想过。”
“现在你想到了？”
“想到了，不过又抛开了。”我说，“如果两者有关，我会觉得很意外。威尔并没有事先宣布，也没有事后夸耀。而且死者完全不是公众人物。会有什么关联呢？”
“非常随意，”他说，“而且非常没有意义。”
“所以呢？”
“威尔的目标都很特定，他会事先宣布他的目标，然后告诉对方他为什么要杀他。”
“没错。”
“这是他的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