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邪恶追索(马修·斯卡德系列之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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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邪恶追索(马修·斯卡德系列之十三)- 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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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你们以前很亲近。”
“亲近,”她说,“你知道我是怎么发现的吗?他寿险结束领钱时,我收到了通知。保险公司规定的,我得签一份文件。我不必同意,但他必须通知我。”
“很多保险公司都有这项规定,”我说,“以防万一保险需要补缴保费,算是离婚条款的一部分吧。”
“他几乎是感到抱歉,马修。‘你恐怕不会成为富婆,金尼。我自己需要那笔钱。’”
“保额有多少?”
“不是什么大财富。七万五千元?八万元?反正不到十万。我不知道他领回了多少。”
“要看投保方案的退保金是多少。”
“嗯,”她说,“我也不知道。无论是多少,反正一定够他度过余生。”
“我自己也不太懂这些,”我承认,“只知道基本上要看你所缴的保费是多少。然后看你所投保的寿险方案,慢慢累积一个现金值。若是终身缴保费的方案,你缴的保费会越来越高,累积的现金值就越多。但若是定期型方案,你缴的保费越来越少,但累积的现金值是固定的。当然还有介于其间的其他方案。”
“我不知道他保的是哪一种。”
“不会是定期型,”我说,“因为定期型保险不能贷款。你刚刚说,他停缴保费时,他的保约还是有效。”
“对,他可以根据他所累积的现金值贷款缴保费。”
“你说的没错。当然如果有任何大笔贷款的话,现金值也会减少。”
“不过他事后还得付清,不是吗?”
“不必。这个贷款的利息很低,因为基本上你是在跟自己借钱。比方说你用这个方式跟自己借了几千元,为什么要还给自己呢?有什么动机呢?要是你拖着不还,等到你死了,保险公司就会从保险金里头扣除,让你的受益人少领一点,可是反正你也没法活着听到他的抱怨了。”
“噢,我不知道拜伦的贷款总额是多少,”她说,“或者他有没有还钱。我对人寿保险不是很了解。”
“我也不了解。”
“他也许有其他的投资,或者可能是我记错了保险数字,我对这种事情记性一向很坏。嗯,这倒提醒了我,你刚刚说你进到他的公寓里面了是吧?有没有碰巧看到一个小铜象呢?”
那是他们两个都戒酒后,她送给他的礼物。当时他刚戒酒,记忆不太靠得住。他永远记不住别人的电话,或者钥匙放在哪里。但她告诉他,有了这个象,就不会忘掉一切,这变成他们之间的一个信物。
“我想留着那只小铜象,”她说,“不值什么钱,除了我之外,对其他人也不会有任何意义。”
“这对他也一定有某种意义,”我说,“他没有什么摆设之类的,但他把这个小铜象放在电视机上头这么重要的位置。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好会注意到。管理员还劝我把它拿走。”
“你拿了吗?”
“没有,该死,我放回原位了。不过真可笑,因为我原来有个冲动想拿走的。我会回去拿。”
“真不好意思让你再特地跑一趟。”
“我离他那栋大楼只有两个街区,”我说,“一点也不麻烦。”
最麻烦的就是要找到那个管理员。他正在七楼修一个漏水的水龙头,门房花了好些时间才找到他,把叫他下来。这回我没在拜伦的公寓里逗留太久。第二次造访,里头艾滋病的气味似乎更浓了。似乎有一种特殊的麝香味儿可以和那种疾病联想在一起。稍早我检查他的衣柜时就发现了——衣服都有这个味道——但这回整个公寓都闻得到。我拿了那个小象就走了。
第06章
 四十八个小时后,我又去霍雷肖街的那间公寓拜访了两次。我敲了很多门,跟各式各样的人谈话。如果警方没跟所有人谈过,至少也是大部分,但那些人并没有因此不愿再跟我谈谈,不过他们的确没什么好说的。拜伦是个好邻居,大半都独来独往,据他们所知,他在这世上没有任何敌人。我听了一大堆关于谋杀的不同理论,大部分我都已经想过了。
星期三下午我和TJ碰面交换情报,不出所料,他的收获并不比我多。“埃莱娜要我明天过去帮忙,”他说,“可是我告诉她,我得先问问你。”
“你尽管去替她看店吧。”
“我也这么想。街上打听不出什么了。”
我在第八大道上了公车往北走,到了第四十街陷在车阵中,我就下了车,步行回家,然后去对面的办公室,刚好雷蒙·格鲁利奥打电话来。
“嘿,你这浑小子,”他说,“我想那个独具一格的‘人民的意志’已经知道你参与这个案子了。”
多年前,我缴回警徽辞职不干,而且离开太太和两个儿子后,就在第九大道东边第五十七街的西北旅馆租了个房间。这么些年下来,我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尊敬,但我住的地方不是原因之一。埃莱娜现在和我住在凡登大厦,就在第五十七街靠市中心那一头,西北旅馆的正对面。我搬去跟埃莱娜一起住后,还留着原来旅馆的房间,自我安慰说是用来当办公室的。不过实在没怎么用到。这儿没有地方见客户,我所收集的档案也轻易地可以装进对街的某个柜子或有架子的橱里。
“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雷蒙·格鲁利奥说,“今天稍早时候我在市中心遇到他。事实上我发现当时我刚好没事可做,于是我就坐下来看他工作。他正在办一个案子,相信你已经知道了。”
“我这两天没跟他通过电话,”我说,“他怎么样?”
“看起来没那么红,”他说,“不过就是一副筋疲力尽的样子。现在我每次打开电视都会看到他。不是在刑事法庭大楼前面把麦克风凑到他脸上,就是把他弄进电视摄影棚。昨天晚上他上了拉里·金的现场秀,是在CNN的纽约摄影棚连线转播的。”
“他说了些什么?”
“谈刑事司法里那种敌对辩论系统的道德观点。我们能期待一个律师有多宽的眼界,又能要求他负多少责任?他刚刚才谈得有点意思,接着就接听观众电话,所以就像往常,一到这个时候,一切就回到最低标准,通常还挺低的。”
“低得可怕。”
“都是这样的,他今天早上在法庭上的表现很正常。你知道塞缪尔·约翰逊①说过,‘若一个人知道他两星期后就会被吊死,他的心智会专注得惊人。’”
①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十八世纪英国文坛巨匠,著名的散文家、文艺批评家和辞书编撰家。
“说得好。”
“可不是吗?我很意外那些赞成死刑的人没有提出这句话,来证明他们所提出的解救全世界疾病的药方是多么有效。”
“你该不会是打算跟我发表演讲吧?”
“不,不过下回我可能会反对约翰逊博士的说法。我们的阿德里安好像弄了一群很不错的贴身保镖。我猜是你安排的。”
“不完全是。我给了他一些建议,又给了他一个电话号码告诉他该去找谁。”
“他说他现在都穿防弹衣。”
“应该是,”我说,“不过我希望他对这件事口风紧一点。如果枪手知道你穿了防弹衣,他就会瞄准你的脑袋。”
“哎,我不会告诉威尔的。当然,我们根本不知道威尔是谁,不是吗?”
“如果我们知道,”我说,“他就不会成为我们的问题了。”
“你知道,”他说,“我自己也可能是威尔。”
“嗯。不,我可不这么认为。”
“你怎么这么确定?”
“从他的信,”我说,“用词太高雅了。”
“你这浑小子。不过他的文笔的确有一套,不是吗?”
“是啊。”
“几乎让人盼望收到他的信。不过有件事情我并不引以为荣,你知道我看到那封给阿德里安的公开信时,当时的反应是什么吗?”
“你觉得这封公开信的对象应该是你才对。”
“该死,你怎么会知道?还是我太容易被看穿了吗?”
“唔,还有其他什么事会让你觉得可耻呢?”
“我没说我觉得可耻,只说我并不引以为荣。”
“我坚持原来的说法。”
“好吧,不过你没猜错。你还记得换一个灯泡需要几个演员吗?”
“我听过这个笑话,可是忘了。”
“五个。一个爬上梯子,其他四个在下面说。“在上面的应该是我!’律师也差不多。老兄,就这件事,你可以说我是有点像是在为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而参加试镜。全纽约最恨的人是谁?”
“沃尔特·奥马利。”
“沃尔特·奥马利?老天他是哪个……哦,那个把道奇队搬离布鲁克林的混蛋。他死掉了,不是吗?”
“我倒真希望他死了”
“你这浑小子就是不罢休,是吧?别管沃尔特·奥马利。谁是全纽约人最痛恨的律师?”
“如果这是个笑话,那答案就是所有的律师。”
“答案你已经猜到了,是雷蒙·格鲁利奥。”
“硬汉雷蒙。”
“你说的没错。我有一堆最惹人厌的客户,是那种你很乐于去痛恨的人。是谁说他从没碰过一个他不喜欢的人,威尔·罗杰斯吗?”
“管他是谁,反正我看他碰到的人还不够多。”
“而且他一定从没见过我客户名单上的人。阿拉伯恐怖分子,黑人激进分子,精神病杀人狂。沃伦·麦迪逊,他只杀了六名纽约警官。惠特菲尔德所接过的客户中,有谁比得上沃伦·麦迪逊?”
“里奇·沃尔默,”我说,“这个是最大的。”
“沃伦·麦迪逊跟里奇·沃尔默一样坏。你可以怪罪司法系统造成沃尔默被无罪释放。至于沃伦,你就只能怪罪律师。”
“真谦虚。”
“别管谦虚不谦虚了。谦虚在这一行是吃不开的。老兄,你听过那句中国诅咒吗?‘祝你找到一个谦虚的律师。’你看我们的朋友阿德里安怎么样?会不会有事?”
“我不知道。”
“威尔一点也不着急。这是他等得最久的一次,不是吗?我指的是从写公开信到动手之这段时间。也许是阿德里安的防护措施做得比较好,要杀他比较难。”
“也许吧。”
“或者他可能厌倦了这个游戏。或者他可能在跳到公共汽车前被撞死了。”
“或者他可能坐在公园板凳上,”我说,“然后很可能遭到某个人误杀。”
“杀他的人连他是谁都不知道。”
“怎么会?”
“怎么不会?你不是正在想你提过的那个朋友的朋友吗,在霍雷肖街被枪杀的那个。”
“哦,我大概因此才会联想到那个公园板凳的说法,”我承认,“不过我想我们可以把拜伦·利奥波德排除在外。他一整天的唯一活动,就是走到对街,挑一张板凳坐。”
“所以你已经有点进展了,我的朋友。你已经排除一个人了。”
“我把你也排除了。”
“好极了。”
“还有我自己,”我说,“因为如果我是威尔的话,我不会忘记的。还有埃莱娜,因为如果她做了这类事的话,我相信她一定会跟我说的。”
“因为你们两个有一种公开而诚实的关系。”
“完全正确,”我说,“还有马蒂·麦格劳。”
“你跟他有什么关系?”
“没有,”我说,“不过我也把他排除嫌疑。帕特里齐奥·萨莱诺在布朗克斯被干掉的时候,他正在警察运动员联盟的一个晚宴上致词,而且罗斯韦尔·贝里死在奥马哈的时候,他在纽约。”
“功败垂成,”雷蒙说,“他在专栏里写的吗?我一定没看到。”
“我自己查的。”
“真的?”
“阿德里安曾说过,马蒂想给他做个独家专访,”我说,“但他接着又说他只想在电话里采访,而非当面采访。但我因此有了个想法。警方应该已经用各式各样方法检查过,排除了他的嫌疑。但我想自己去查查看也没有什么损失。”
“整件事对麦格劳有好处,不是吗?我可以了解他有多么希望一直维持热度,然而不是他干的。”
“恐怕不是。”
“也不是你或我或埃莱娜,或那些刚接受了动脉绕道手术的人,或者你那个被射杀的朋友,但可能是其他某个已经被射杀或刺死或跳楼的人。全世界最厉害的匿名杀手威尔,现在很可能被某个连他是谁都不知道的人给冰冻起来。”
“对你来说很讽刺。”
“他可能默默无闻地死去,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他是谁。阿德里安可就惨了,不是吗?”
“为什么?这么一来他不就解脱了吗?”
“你再想一想。”
“哦。”
“得你知道自己已经解脱了,那才算数啊,”他说,“你要坚持多久才会取消那些保镖措施?还要花多久时间才能真正放松?”
我想着惠特菲尔德,晚餐后打了个电话给他,在他的应答机里面留了话。没什么急事,我说,而显然他也听进去了,因为我没再接到他的回电。
不过我在夜间新闻上看到了他。整件事没有什么进展,不过媒体照样逼他发表看法。同时威尔的名字也还是照样登在《邮报》的头版上。
次日晚上他又上了电视新闻,但这回有个报导。他的案子原本在一个星期到十天之内就要开庭由陪审团审理,但忽然就因为他的当事人同意以较轻的罪名认罪而解决了。
我去圣保罗教堂参加匿名戒酒聚会。我依然随身带着那个小象,结果碰到金尼,便交给了她。我本来打算中场休息时离开,可是决定时已经来不及了,只好留下来拖到结束。到家时想必是十点半左右,电话响起时,我正在倒咖啡。
“马修·斯卡德,”对方说,“我是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
“真高兴你打来,”我说,“两三个钟头前,我刚在电视新闻里看到你。”
“哪个台?”
“不知道,我是两三个频道换来换去。”
“逛频道,嗯?很普遍的室内运动。哦,我想如果进入陪审团程序的话,我们会赢这个官司的,可是我不能劝我的当事人赌赌看。基本上他应该是不会坐牢,可要是陪审团最后不这么想,那不就糟糕了吗?”
“这种事不是不可能。”
“是啊。你永远不知道陪审团会怎么判。你可能以为你知道,可是永远无法确定。我以前原以为他们会判里奇·沃尔默有罪的。”
“怎么会?判决说明书中规定不能这样的。”
“没错,但他不再缺乏无罪开释的条件了。他们想让他坐牢,而总会有陪审团会做他们想做的事情。”
“判有罪不会成立的。”
“哦,是啊。扬西法官可以轻易驳回判决。如果他不驳回,我会在上诉的时候推翻的。”
“所以不管他们怎么做,里奇都会重获自由。”
“嗯,不见得马上。不过我当初所料想到的事情发生了——你想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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