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只在北方使用的货币现在要满足南北双方的货币需求，因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货币从北方大量转移到南方，这在货币市场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此时的美国就像是一个依赖药品的病人，已经习惯了对外部刺激的依赖，突然的货币紧缩变得非常危险。国会中很多人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因为在围绕这一主题辩论时表现出了一个显著特点：很多人在战争期间强烈反对过多发行纸币，认为这将把国家推向危险境地；现在他们又开始反对大幅紧缩货币，认为这种做*使结果更糟糕。但是这些人却看不到或者干脆拒绝承认——如果战争继续的话，货币将面临继续膨胀的危险，而紧缩货币则可挽救这种金融困境。通货膨胀只是一种预测，但现实情况和压力却不允许通货继续紧缩下去。
尽管国会拒绝了激进的货币紧缩计划，但最终采取的温和紧缩政策仍然过于严厉，商业金融界难以承受，因而怨声载道。毕竟通货紧缩的过程艰难而痛苦，而通胀则容易接受得多。
我与格兰特将军后来逐渐变得非常熟悉，在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即将结束时，包括《晚邮报》（Evening Post）在内的多家报纸反对他连任。为了争取他能连任，我想尽了一切办法。为此我在库珀大学（Cooper Institute）召开了一次公开会议，并说服威廉·道奇（William E． Dodge）担任主席。会议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大家以空前的热情支持格兰特总统连任。《晚邮报》报道说，这次成功的会议展示了民众对格兰特总统的支持，显然公众逐渐向他这边倾斜，反对连任的呼声已无任何意义。格兰特总统顺利获得了共和党的提名，并成功连任总统。1873年3月4日，格兰特总统开始了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直至四年后期满卸任。
很多人都认为在会议前，格兰特总统是否能获得提名还不明确，也不乐观，但这次会议成功扭转了不利形势。格兰特总统非常清楚我在这次会议中起到的作用，他知道我在战争中为政府筹集战争资金方面做出的贡献，也知道我多次召开公开会议庆祝联邦取得胜利，激励了很多人入伍。他问我说，因为我在为战争融资方面获得了民众的认可，是否愿意担任财政部长，我回答自己更喜欢华尔街。最后，他任命我接替伦敦的巴林兄弟的职务，担任美国政府在外国银行的财务代理人。此前英国银行一直负责美国在国外的财政代理，巴林兄弟一直担当财务代理人。
听到格兰特将军病危的消息时，我迫切希望再见他一面，同时坚决主张他应该安葬在纽约市。在纽约，他的墓地将成为一座伟大的纪念碑，人民都可以瞻仰；但是别人都强烈主张他应该葬在遥远的阿灵顿国家公墓或者西点军校。俄亥俄州和伊利诺伊州也要求他安葬在各自的州内，圣路易斯市也想成为他的墓地所在地。各方面都派遣了委员会前往迈克乔治山（Mount McGregor）表达意愿，竭力希望征得格兰特本人和其家庭的同意。
因此我也来到格兰特所在的迈克乔治山，把我的建议尽可能委婉地解释给他和他的家人听。格兰特的家庭成员都同意了我的主张，将军本人当时已经无法说话，但听了我的建议后还是点头表示认可。然后，格兰特将军在道格拉斯医生的陪同下，乘坐轮椅前往山脚进行每天的日光浴。这时，他在走廊里用一张便签纸写下了他唯一的遗愿，就是他的太太去世后能够葬在他的墓地旁。我和格兰特家庭的成员都很熟悉，在迈克乔治山我用了两个小时时间与他的家人交谈。在满足了格兰特将军的遗愿后，我们已经确定选择纽约作为这位伟大战士的安息之地。我在周一下午拜访了他，两天后，也就是周三，格兰特将军与世长辞，美国人民都非常悲痛。
这里顺便提一下，由我发起组建的纽约70人委员会（mittee of Seventy），最终推翻了*的特威德集团（Tweed Ring），这件重大事件，我将在以后的章节中介绍。
在我一生的商业行为中，我最自豪的，还是为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内战国债销售做出了贡献。作为一个银行家，同时也是一个爱国的美国公民，我用各种方式，竭尽所能，全心全意为政府权力贡献自己的力量，为此所做的一切都让我感到骄傲。经过艰苦卓绝的四年内战，联邦取得了战争的胜利，维护了国家统一，国家重现了和平。这次伟大的胜利让迄今最合理的政府制度——“民有、民享、民治”的美国政府得到了坚实的巩固，并有希望一直存在下去。这就是我得到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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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斯部长和财政部（1）
蔡斯先生刚进入财政部国库就非常需要资金，事实上国库几乎已经完全空了。蔡斯先生成了我的一位热情和珍贵的朋友，我在华尔街的早期生涯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有他的认可和帮助。
蔡斯先生刚进入财政部国库就非常需要资金。事实上国库几乎已经完全空了。1861年的财年在4月底结束，本财年财政开支为6 200万美元，而同财年的财政收入只有4 100万美元。由于南方的分裂和抵抗，这有限的财政收入也面临大幅度削减的威胁。
林肯总统提请国会准备征兵40万人的时候，每天的财政开支迅速攀升到100万美元。蔡斯部长把计算得出的结果提交给了总统，预计接下来的一年财政开支将达到亿美元。因此，部长建议通过税收筹集其中的8 000万美元，通过贷款解决另外的亿美元，此外还应该发行5 000万美元的财政部债券作为后备资金，这些债券可以用铸币赎回。
国会批准蔡斯部长可以用美国政府的信用贷款，总额不许超过亿美元。其中一部分贷款，引用法案的原话说，他可以“发行最高5 000万美元的无息财政部债券，这些债券可用于换取金属货币、支付薪水以及其他任何政府支付的款项，可以在纽约、费城或波士顿凭票支付”。
蔡斯先生刊登广告邀请大家购买第81期国债后，他接受了94美元及以上的竞价，而拒绝了低于94美元的竞价。
我立即组建了一个由很多纽约银行和大资本家组成的辛迪加①，打算用94美元的价格买下所有未售出的国债，为此我前往华盛顿去会见蔡斯部长。一到华盛顿，我就立刻拜访了蔡斯部长，并向他说出了我此行的目的：以94美元的价格买进所有未售出的国债。
蔡斯先生认可了我的提议，但要求给他一点时间，让他先考虑一下，并告诉我第二天早上会告诉我决定。蔡斯部长考虑的是对那些此前出价被拒的人，是否应该给他们一次同等的机会，让他们也能够购买债券。
那天早上到达华盛顿时见到的景象让我永生难忘。透过火车卧铺的车窗，我看到一整列火车上全部装载着铜制加农炮。列车至少有十几只车厢都敞开着，每一节车厢都装着一架这样的加农炮，好像随时准备向敌人开炮。那种感觉让我记忆犹新。“会不会开战”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我头脑里变得鲜明，而这个事情正好是我华盛顿之行始终在思考的问题。
火车报站已经到达首都后，我立刻下了火车前往维拉德饭店。对于旅行者们来说，这家饭店是当时主要的住宿宾馆，事实上可能是唯一的宾馆。这是一家老式的宾馆，历史悠久。我匆匆进入自己的房间，简单洗漱之后，就去了宾馆里暗黑的餐厅。经过询问，我得知各政府部门的领导，包括蔡斯先生在内，通常在上午10点钟开始办公。因此我就在这个时间去拜访他。递上名片后，我立刻被引见给蔡斯先生。他身材高大、器宇轩昂，一看就不是个普通人。
如前所述，我向蔡斯部长说明了来意。
在当时的华盛顿，南方人占7/8。政府职员中也有很多是南方人，他们随时都可以离职前往南方。因而，华盛顿就像一个沸腾的大锅，处处弥漫着阴谋和背叛的味道。
在我四处收集消息的过程中，初来时看到的那些大炮让我时刻无法忘怀，无论我走到哪里，那些大炮都时刻压在我的心头。华盛顿到处都有战争的谣言在传播，每个人的神经都紧绷着，整个城市似乎一触即发。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蔡斯部长和财政部（2）
和当地人交谈的结果使我相信：战争已经不可避免，并且不会在短期内结束，这将是一场长期而血腥的战争。
我立刻把自己的看法通知了纽约的公司，并建议他们做好采取行动的准备。我敦促他们赶快卖掉手里所有的商业流通证券，并请他们联系我组建的证券辛迪加的所有成员，本来组建辛迪加是为了购买证券，但现在我劝他们放弃购买，因为我相信一场大战即将爆发，政府债券肯定会大幅下跌。
第二天早上我去见蔡斯先生并对他说，我认为一场长期而血腥的大战马上就要爆发，我必须考虑辛迪加成员的利益，从我的角度看，我要收回前一天提出的报价。
对于我认为战争将是持久战的观点，蔡斯部长表示坚决反对。
但是，事后蔡斯先生却成了我的一位热情和珍贵的朋友，我在华尔街的早期生涯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有他的认可和帮助。
蔡斯部长认为，他认为债券的价格不会低于面值，并且很快就会达到甚至超过面值。他有这种观点是因为他预期目前的困难只是暂时的，很快就会得到改善，不用60天就可以解决所有的困难。
对现在的人来说，他们已经知道后面发生的事情，所以一定会觉得蔡斯部长如此乐观简直不可思议。但在当时，和蔡斯部长看法一致的人并不是少数，大多数人都低估了南方的持久力。
部长对待任何人都用自己独特、高贵的方式，而且非常体谅别人，每一个和他打过交道的人，都对他待人接物的方式拥有长久的好印象。告别部长后，我也感到非常高兴和荣幸。事实上，他的举止细致而且有吸引力，赢得了几乎所有和他见过面的人的尊敬。他是一位伟大的人，总能给人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并且能让人保持这种良好印象。
如果那时候我没有去华盛顿，就不能正确判断和预见即将出现的危机，那么我的公司就会遭受无法挽回的损失，就像当时很多投资在政府债券、商业流通证券、股票和其他不稳定资产的人那样。对于自己能够在华尔街生涯的初期逃脱这样危险的灾难，我有理由感到庆幸。侥幸躲过这次灾难，也让我能够在后来国家遭遇危难的时候为政府提供服务，通过为财政部筹集资金维持军队的战斗，为联邦的最后胜利做出自己的贡献。
林肯执政前不久，我第一次涉足政府债券交易，当时科布（Cobb）先生担任财政部长。当时发行了利率为5％的20年期美国国债，科布部长宣布出价最高的竞标者将获得发行权。我的公司投标了20万美元，希望能从快速周转中获得一些利润。按照惯例，购买者需提供5％的定金。
包括我在内的多数竞买者都获得了债券。这批债券中很大一部分都给了洛克伍德公司（Lockwood & co．），当年它被认为是华尔街上最大、最成功的证券交易公司。
乔治·S．罗宾斯公司（Gee S．Robbins ＆ co．）、约翰·汤普森公司（John Thompson）、玛丽考斯公司（Marie & Kaus）以及其他一些我忘记了名字的公司都参与了投标。
随着政治形势很快变得严峻，政府债券开始贬值。因此在上述的这些公司中，只有我的公司最终真正购买了债券。其他认购者最初的5％定金都损失了。由于政府没有对这笔国债进行强制索赔，所以这些债券保持了现状。
但这一事件使得蔡斯先生后来入主财政部时面临国库空虚的局面。科布先生因此被民众广泛谴责，当然这也是合理的。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蔡斯部长和财政部（3）
我公司按照面值认购的20万美元债券多数都以95美元及更低的价格卖出，但是，我认购并履行了买进债券的责任，这个事实让我的公司在战时初期赢得了政府的信任，这对公司后来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
在我再次前往华盛顿的期间，我的公司进行了商业流通证券的大笔交易，超越了其他任何一家华尔街公司。
我来到华尔街之后就开创了一个体系：根据市场上的货币主导利率和通常的佣金率决定价格，彻底买断各种商业承兑票据和应收账款。
正是用这样的方法，我的公司迅速成为商业流通证券的最大经销商。这项业务此前已经被其他两家公司控制了至少25年，我的创新体系击垮了它们陈旧僵化的那一套方法。
当时的生意人必须到这些贴现公司，在那里销售应收款项单。应收款项单分拆开销售出去之后，他们才能拿到自己的应收款项。
我采用了更加快捷的做法，只要这些人拿来应收款项单，就可以获得一张即期支票。这种做法赢得了他们的普遍认可，因此我就掌握了这种交易的主动，我的竞争对手们只能懊恼却无能为力。
按照这种方法，我的公司累积了约50万美元的票据，它们都在各家城市银行和国有银行做了担保。
如上所述，我在华盛顿之行中认识到战争将非常持久和艰巨后，立即回到纽约处理自己手中的票据。我积极而且不知疲倦地工作，终于成功卖掉了绝大部分票据，只剩莱恩·波奥斯公司的1万美元短期票据和爱德华·兰波特公司500美元的票据。
从华盛顿回到纽约不久，我就以比买入利率更高的利率水平卖出了我持有的债券，将它们温和地分担到更多其他人身上。回到纽约不到一周就传来了激动人心的消息：萨姆特要塞开战了。
开战的消息立刻像野火一样蔓延传播，华尔街和整个商业界到处都是激动和惊恐的疯狂景象。很快，整个国家都陷入了恐慌。
股票价格飞速下跌到恐慌价。仅在几个小时内，财富迅速蒸发，百万富翁转眼倾家荡产。资金的缺失使华尔街上充斥着不信任的氛围。
因为时间有限，我没能卖出去那两家公司的债券，它们很快就破产了。那些开票人和背书人和我已经谈妥了票据支付协议，但是在票据到期前，这些公司就纷纷倒闭了，无一幸免。
幸亏我的运气好，及时卖掉了自己持有的债券，不然肯定会从高空坠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