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谁会来买比萨，只需要确定一定会有人来买就行。一旦对于需求的确定开始远离个人顾客，而向集体顾客回流，那么崭新的行为种类便成为可能。如果我16岁那年有更多的流动资金，那我也会在观察雇出租车和等公交车两种行为的过程中发现同样的原理。更普遍的是，一个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就是它可能发生的次数和频率的或然率。在我长大的地方，顾客在下午3点购买一小片切片比萨的可能性太低，因此我们不会冒险提前做好一整张比萨。而在34号大街和第六大道的拐角处，你就可以做上一整张比萨来等待生意上门。任何人类活动，无论看上去多么不可能，在人群中发生的可能性都会增加。规模较大的盈余和小盈余就是不同。
第19节：当自由时间累积成认知盈余（14）
物理学家菲利普？安德森（Philip Anderson）说过：“多即不同。”（More is different。） 当你把某样东西累积了很多时，它就会以新的形式来表现，而我们新的媒介工具正在以一种空前的规模累积我们创造和分享的个人能力。想想下面这个问题，其答案在近年来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一个拿着相机的人遭遇一件全球性大事件的可能性有多大？
如果你从一个自我中心的角度阐述这个问题，那就是，我能遇到这件事的概率有多大？这种概率很小，小到让人难以察觉，并且从个人角度来推断的话，总体概率似乎也很小。
我们认识新的媒介工具所带来的文化变革非常艰难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惯于以自我为中心（egocentric）看待事物，而这是错误的路径。一个拿着相机的人遭遇一件全球性大事的可能性，仅仅和事件目击者人数以及他们中带着相机的比例有关。第一个数字会根据事件不同展开上下浮动，而第二个数字——带着相机的人，从2000年的数百万人上升到如今的超过十亿人。照相机现在已经被植入了手机中，因而提升了随时会携带相机的人数。我们已经多次看到这种新情况产生的作用：2005年伦敦地铁恐怖袭击事件、2006年泰国政变、2008年奥克兰警察杀死黑人奥斯卡？格兰特（Oscar Grant）案，以及2009年伊朗大选后出现的动荡局面——所有这些和数不清的更多事件都被相机拍了下来，并上传到网上让更多人看到。一个拿着相机的人遭遇一件全球性大事的可能性，很快就变成了一个事件会有目击者看到的可能性。
规模上的变化意味着曾经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可能，曾经不太可能的事情变成了肯定。我们曾经依靠专业的摄影记者来记录那些事件，而现在我们越来越多地成为了彼此的基础设施。用这种方式来看待分享或许比较冷血——我们越来越多地通过陌生人随机决定分享的内容来了解世界，但即使这样也是对人类有好处的。正如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在《泰坦的海妖》（The Sirens of Titans）中借主角之口说出的：“人身上发生的最糟糕的事就是，他们对任何人和任何事都没有用处。”我们融合认知盈余的方式会让这种命运不太可能马上到来。
我们正在越来越多地创造和分享媒介，因此我们不得不重新学习“媒介”这个词代表着什么。“媒介”（media），简单而言就是任何传播中的中间层，无论它如字母表般久远还是像手机般现代。最直接并相对中庸的定义则是，过去数十年中另外一种来自于媒介消费模式的概念：媒介涉及到商业的集合，从报纸杂志到广播电视，媒介用特殊的方式来创造素材、用特殊的方式来赚钱。
第20节：当自由时间累积成认知盈余（15）
如果我们仅仅使用媒介来指代这些商业形式和素材，这个词汇就会变成一个时代错误，而妨碍当今发生的事情。我们平衡消费与创造和分享的能力以及彼此联系的能力，正在把人们对媒介的认识从一种特殊的经济部门，转变为一种有组织的廉价而又全球适用的分享工具。
认知盈余，一种全新的资源
在这本书中，我讲述了随着全世界累积的自由时间不断聚集而产生的新资源。使我们有权使用这种资源的最重要的两个转变已经产生——全球受教育人口累积起来的每年超过一万亿小时的自由时间，以及公共媒介的发明和扩散，它使得以前被排除在外的普通市民能够利用自由时间从事自己喜欢或关心的活动。这两个事实适用于本书中所有的故事，从Ushahidi这样的富有启发性的分享到像“大笑猫”那样仅供自娱自乐的活动。认识到这两种变化，认识到它们和20世纪媒介的不同，仅仅是理解今天会发生什么和明天可能发生什么的开始。
我在之前写的《未来是湿的》一书中，讲述了社会化媒体历史性的崛起，以及随之产生的群体行为环境的改变。本书从上一本书遗留的地方开始，观察人类的联网如何让我们将自由时间看成一种共享的全球性资源，并通过设计新的参与及分享方式来利用它们。我们的认知盈余只是一种可能，它自身并不代表任何事物，也做不了任何事情。为了了解我们能利用这一新资源来做什么，我们不仅要了解那些可以利用它的活动种类，而且要知道如何以及在哪里利用它们。
当警察想要了解某人是否会采取特殊行动时，他们会寻找一些手段、动机或机会。手段和动机是指怎样和为什么要采取这种特殊行动，而机会指的是在哪里行动以及和谁一起行动。人们有能力、动机和机会来利用不断累积的自由时间做一些事情吗？对这些问题的积极回答能帮助建立人和行动之间的联系。把这个问题放大来阐述的话，手段、动机和机会能帮助解释社会上出现的新行为。了解一件因为我们的认知盈余而变得可能的事情，意味着理解我们累积自由时间的方式，利用这种新型资源的动机以及我们事实上正在彼此创造的机会的本质。在接下来的三章中，我将具体阐述怎样和为什么要利用认知盈余，以及在认知盈余背后存在着什么。
尽管花了这些篇幅，我仍然没有描述我们可以利用认知盈余来做什么，因为我们只有通过集体才能去做事情，这是一个社会性问题，而不仅仅是个人的事。要想从共享的自由时间和才能中得到任何东西，我们必须彼此协作，因此利用认知盈余并不仅仅是个人喜好的堆积。不同用户群体的文化对成员间的互相期待以及成员如何一起工作的影响巨大。文化会决定我们从认知盈余中获得的价值中有多少仅仅是公用的（munal），被参与者所欣赏，但对整体社会没太多用处，而有多少是公民的（civic）。（你可以把“公用”和“公民”的对比看做是“大笑猫”和“Ushahidi”的对比。）在第2章第4章阐述完手段、动机和机会后，我将会讲述用户文化的问题以及公用价值和公民价值的对比。
最后一章作为全书推理性最强的一章，具体阐述了我们从对认知盈余的成功利用中获得的经验，这些经验能够指引我们，因为更多的认知盈余正在以更重要的方式被利用着。尽管由于社会系统的复杂性，尤其是在包含了不同的主动参与者的情况下，这些经验不能被简单地当成药方使用，但它们可以作为一种导轨（guide rail）来帮助你的新项目避免面临某些特定的困境。
从过去孤立的时间和才能中脱颖而出的认知盈余，仅仅是一种原材料。要从中获得价值，我们必须让它变得有用或者能利用它做一些事情。我们大家并不仅仅是认知盈余的来源，也是设计它的使用方式的人，这种设计是通过参与，以及当我们以新的方式联系在一起时对彼此的期待而展开的。
第21节：工具赋予的可能性（1）
第2章 工具赋予的可能性
？ 新的媒体形式囊括了经济学的转变，这种转变很大程度上为我们所见的慷慨、公开、有创造力的行为提供了便捷的方式。
？ 原本只能在单向公共媒体（如书籍和电影）和双向个人媒体（如电话）间进行的选择，如今扩张出了第三个选项：从个人到公众的可延展的双向媒体操作。
？ 旧世界已经让位于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这里，大多数形式的交流，不管是公开的还是私下的，都以某种形式可为任何人所用。
早在2003年，美国多个牛肉源被发现带有疯牛病菌（学名“牛海绵状脑病”），其后韩国便禁止从美国进口牛肉。除少数的特殊情况外，这项禁令一直持续了5年。一直以来韩国就是美国的第三大牛肉出口市场，因此这项禁令成为了两国政府间的敏感问题。最终，在2008年4月，韩国总统李明博和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就重新开放韩国对美国的牛肉市场问题进行了磋商，并以此作为两国更为广泛的自由贸易协议的试行。表面上看来，这项自由贸易协议结束了此前的禁令，但那是在韩国民众参与进来之前。
当年5月，美国牛肉重返韩国市场的消息一经披露，韩国民众就在贯穿首尔市中心的绿化带——清溪川公园举行了公开抗议。抗议以烛光守夜的形式开始，大量民众聚集在公园过夜。此次抗议具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特点，其一是持续时间长：抗议并没有逐渐趋于平息，反而持续了数个星期；其二是抗议的涉及面广：尽管示威开始的时候规模很小，但随后人数增加到了数千人，最终达到上万人。截至6月初，此次抗议已成为韩国自1987年争取恢复民主选举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大量民众对清溪川公园的长时间占据破坏了大片绿地。
然而，最不同寻常的却是参与抗议的民众本身，这里所指的不是民众的数量，而是他们的构成。此前韩国的抗议游行大多是由政党或工会组织的。但在针对疯牛病的抗议中，一半以上的参与者（包括初期的组织者）都是青少年，特别是十几岁的小女孩儿。00这些“烛光女孩”年纪太小而没有选举权，她们不是任何政党的成员，而且她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此之前也没有参与过任何公众性的政治活动。这些人的参与使守夜行动成为韩国首例家庭式抗议：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很多人举家出现在公园里，他们甚至经常带着婴幼儿。无论哪个国家的政府在调查威胁国家安全的可能因素时，都不会担心十几岁的小女孩儿。那她们究竟来自哪里呢？
第22节：工具赋予的可能性（2）
这些女孩一直都存在——毕竟，她们是韩国的公民，只是此前她们没有被大批地动员起来。民主国家既培养也依赖公民的知足常乐。当一个国家的公民足够满意而不出现在街上游行的时候，这样的民主国家是正常运行的；而一旦公民上街示威，那么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了。由此看来，小女孩儿们的参与着实是个问题：是什么令这些年幼到连选举权都没有的小姑娘接连数周，夜以继日地出现在公园里抗议呢？
韩国政府曾试图指责一些政治外围团体和试图挑衅的组织蓄意破坏韩美之间的关系，然而此次抗议游行的规模如此之大，持续时间如此之久，很快便令政府之前的解释显得空洞无力。这些孩子是怎么变得如此激进的？南加州大学的文化人类学家伊藤瑞子（Mimi Ito），一位致力于研究青少年行为和通信技术之间的交叉关系的学者，引用一名13岁烛光女孩的话解释了小姑娘参加抗议的动机，她说：“是因为东方神起（Dong Bang Shin Ki，DBSK）我才来这儿的。”东方神起既不是一个政党组织也不是一个热衷于政治活动的团体。东方神起只是一个男子乐团（意为“上帝从东方升起”），各地的男子乐团都有这样一个习惯，乐队中的每一名成员都象征着一种不同的类型：金俊秀浪漫可爱；沈昌珉高大英俊、健硕黝黑，等等。他们俊朗潇洒，大多对政治漠不关心，也鲜有对外交政策的言论发表，就连抗议性的音乐作品都没有发表过。然而他们却是韩国女孩儿们的重要注意力焦点。
当韩国市场重新向美国牛肉打开大门时，拥有近百万用户的乐队粉丝网站“仙后座”（Cassiopeia）的公告版面上发布了禁令被取消的消息，很多抗议者便是率先由此得知此事的。
“是因为东方神起我才来这儿的”和“是东方神起让我来这儿的”并不是一回事。东方神起从未真正建议任何公共甚至政治活动。但他们的网站或多或少向这些小女孩们提供了一个可以随心所欲讨论包括政治在内的所有问题的平台。她们开始焦虑，事实上是接二连三的为围绕着重新开放韩国市场可能造成的健康和政治问题而感到焦虑。女孩儿们对李明博政府辱没国家尊严、危害民众健康的妥协行为惊恐万分，心怀愤懑，于是她们聚集在一起，决定要对此采取些行动。
东方神起的网站为成百上千的韩国年轻人聚集在一起提供了一个平台，也提供了一个理由。在这个平台上，发生在校园或咖啡店里的原本稍纵即逝的对话获得了两种此前只有专业的媒体制作人才能拥有的特质：可及性和永久性。可及性的意思是一个人写的东西可以被一群人读懂，而永久性是指给出的作品一直存在。当人们接触了网络之后，可及性和永久性都会增加，而韩国是世界上人与人联系最为紧密的国家。首尔居民利用电脑和移动电话上网的质量、速度和范围的平均水平均好于伦敦、巴黎和纽约居民。
第23节：工具赋予的可能性（3）
诸如Pop Seoul 和KPopped这样的八卦娱乐媒体报道东方神起的时候，从未曾询问过读者对政府食品进口政策的看法。同前面提到的两个八卦网站一样，东方神起的公告板也不是一种特定的政治环境，但与八卦网站不同的是，这些公告板也不是完全无关政治的。它们由其参与者塑造，具有参与者所赋予的特征。主流韩国媒体报道牛肉禁令的解除，一小部分专业媒体制作者将此消息传达给一大批彼此不太搭界的业余媒体用户（这是20世纪广播媒介和印刷媒介的常态）。与之不同的是，无论什么时候东方神起的粉丝在“仙后座”上发布消息，不管是金俊秀剪了新发型还是韩国政府的进口政策有变，都会像韩国报纸上的文章一样被广泛公开地传播开来，远比电视上的消息更加唾手可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