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数字也可以反过来读，即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是赞成妇女参战或倾向于这样的，不然不会有未置可否的情况出现： 他们至少没有明确反对妇女上阵。这三位研究者征引的第二份调查是32年后在美国底特律地区做出的，调查要求受访的576名成人回答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认同“如果非得有人上阵杀敌，那应是男性而不是女性”的表述。四分之三的受访民众表示赞同或非常赞同这句话。当然，这也可以反过来看，即四分之一的受访者不认为男性应理所当然地出战。此外，这一回答没法体现如出现男性兵源枯竭或外敌入侵时人们对女性参战的态度。他们征引的第三个调查是1974年对724名美国陆军人员作出的。约六成士兵觉得女性不应上前线；约半数的人认为女性即使经过训练也不适于上阵；半数多的人认为如果把女性分到战斗部队，那战斗力一定会下降。四分之三的人觉得女性不应当步兵。同样，反过来判读这些数据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约四成人认为女性应该上前线，约半数的人认为女性会在前线大显身手，且不会减弱（甚或会加强）部队的战斗力。当然我们也不否认，有四分之三的人认为女性不应加入步兵战斗部队，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把她们排除在外是因为其女性特质。这样认为是因为一般观念认为女性的体能和耐力不如男性。戴维·西格尔、诺拉·金泽、约翰·沃尔菲尔，“公民权的概念和对女性参战的态度”，《性别角色》，3卷5期（1977），页471—473。不论如何解读，这些调查结果都不能得出应为女性上阵设置障碍的结论。
女性战士？
女性一旦杀人，有两个互相独立的理由可做解释： 一是意淫混乱，二是母性本能。弗洛拉·桑德斯应属于第一类，因为她书里的第一句就说自己一直想做个男孩。弗洛拉·桑德斯，《女兵自传： 与塞军历险简记，1916—1919》（伦敦，1927），页9。19世纪末已有人钩摹出女同性恋的病征，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人们对性学的兴趣日益浓厚（尤其对性倒错过分关注）。尽管这样，桑德斯说这话时没有任何的窘迫。她谈起和两性交往时同样的兴高采烈，也没有刻意强调自己最后是和一名俄国中士结的婚。她想当男孩；她参了军；她和心爱的男人结了婚： 桑德斯似乎觉得自己的人生轨迹并不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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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涂上“男性色彩”不止桑德斯一个人。提姆·奥布赖恩在他关于特种部队女杀手的记述中，提到玛丽·安在开始扛枪、扔手雷后身材发生了变化。她的身体“有点不像自己的了——原先柔软的地方现在变得太硬，太厚实……声音似乎也变了，声调低了许多。”提姆·奥布赖恩，《他们那代人》（纽约，1990），页101。战斗在身体和性格上留痕的例子二战中也有。1945年时，梅根·卢埃林·麦卡姆利（英国本土防卫后备队的积极成员，自己说最恨针线活）回忆起所在部队中女兵南希·布朗的故事。列兵布朗，单身，来自格拉斯哥的贫民窟，家里已经没有人了。传统上女性在军队里的活计她是做不了了，因为对家务她“一窍不通”。布朗生就一副好身板，大大咧咧的，于是只能铲煤、挖沟。她“喜欢和男人一块干活，没什么原因，就是因为适应。她是他们的‘伴儿’，但这样说没有任何性的意味在里头，”麦卡姆利说。列兵布朗很快就厌烦了铲子，没告假就走了，从此再没人见到过她。一天，麦卡姆利去电影院，当认出屏幕上“英勇的游击战士”就是布朗时不禁大吃一惊。她心底一阵骄傲，脸也红了，自此知道布朗“必须生活在危险中，这我们都做不了，本土防卫后备队也没法满足他。”麦卡姆利真想大声说：“那是我的姐妹啊，是后备队的一员！”梅根·麦卡姆利，“无假缺勤”，收《“不值班”： 军人的诗行和故事选——（英语演讲协会）战争服务妇女俱乐部成员作于切斯特斯坦利宫》（切斯特，1945），页44—46。 麦卡姆利急促的叙述很多论者可能不喜欢，也正是这些论者看不惯列兵布朗这样不会做家务的女人。实际也是，越来越多的人把这种“男人婆”说成是变态，是同性恋，“只有法国大革命才熏陶得出来的怪物”。威廉·福斯、塞西尔·吉拉提，《西班牙角斗场》（伦敦，1938），页304。另见玛格丽特·格里菲思斯，《穿军装的黑兹尔》（伦敦，1945），页95及伊迪丝·肖克劳斯，“摇篮的手”，收肯尼思·布赖恩特、莱亚尔·威尔克斯（编），《我会打吗？》（牛津，1938），页94。
女兵的支持者自然要反对这种粗俗的指称，这样的成见不仅无利于士气（它会让本土防卫后备队的女兵忙于关注自己的女人味或生殖力，从而会影响战斗效率），而且会影响征兵。约翰·里斯，《战争对心理学的影响》（伦敦，1945），页94—95。他建议部队开设基本卫生课，这样女兵就可以宽心了，知道其他人也会在服役期间怀孕（“以表明绝育不是战斗的当然组成部分”）。妇女部队的女发言人总是一再强调她们对传统女性价值观的认同： 部队不会把她们“男性化”，反会重申其女性特质。海伦·格温·沃恩夫人1941年被免去本土防卫后备队总管的职务，就是过于直白地认同“男性”价值观会得到什么下场的最好例证。表面上看，沃恩是因为年龄原因离职的（她已经六十多了），但她的继任者莱斯利·惠特利夫人却有着不同的说法。据她说，沃恩之所以逐渐不受欢迎，是因为“她浸渍了太多的军队精神，以至想不通为何不把女性当做男性对待”。而她自己的观点正好相反：“我们首先是女人，应不顾一切保持女人的品质。”在这一点上，惠特利甚至有点走极端： 她在自传（1949年出版）中反复说自己不会使步枪，且再三跟读者说，自己“对手枪有很大的戒心”。莱斯利·惠特利夫人，《幸存的想法》（伦敦，1949），页20。
女性部队的“女人味”也在其他宣传家的嘴边提及。J．B．普里斯特利等作家就曾受人之托，撰文反驳女兵会被“去女性化”的说法。在《英国女性走上战场》（1943）中，他反复强调摸枪弄炮的女人自有其韵味。他告诉读者，在英国皇家海军妇女服务队中服役的女子在鱼雷快艇上操作机枪时都戴着“非常女性化、非常漂亮、别致的”帽子。他的原话是：
这也是我们这个奇怪时代的一大诱人讽刺了，一位皮肤白皙、若有所思的少女，那神态好像在痴视着春天树林里的丛丛圆叶风铃草，谁曾想她正在为一次危险行动作准备，正要在敌船的舷侧炸开一个大洞，把船上数百人送上西天。J．普里斯特利，《英国女性走上战场》（伦敦，1943），页24。
罗伯特·威廉森在为妇女志愿预备役辩护时一语点破： 这些女性“把对家庭生活的爱好带上了火线”。她们既不是“一群亚马孙女战士”，也并不“古怪”。罗伯特·威廉森，“女性动员”，日期不详（二战）。他指的是妇女志愿预备役。
有一种看法更合女兵心意。它没有含沙射影，说女战士“其实不是”女人，而是指出，正是因为她们极具女性气质才杀得了人。虽然不时被人嘲讽，常是别人害怕的对象，女战士作为一个整体还是有着很高的社会声望。几乎没有人怀疑，女性在为了保护丈夫、情人和孩子时是不惜去杀人的。和平主义者认为女性下不了手，因为她们有母性。同样，在解释她们为什么能下得了手时，也要回到她们的母性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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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女性在保护弱者时会显现出进攻欲的观点，大多源于当代心理学，尤其是本能学说。该理论认为，男性之所以敢去杀人是因为他们有“杀手”或好战本能，而这是在若干世纪的战斗中进化得来的。在这个层面上，本能学说让论者可以轻松解释战斗为何要把女性排除在外： 因为进化的原因，女性根本不具备这一本能，威廉·麦克杜果说。威廉·麦克杜果，《社会心理学入门》，9版（伦敦，1915），页59。克莱德·B．穆尔在“战争的心理学方面”（1916）中持相同观点，他指出自古以来就是男人在打猎、争斗，而不是女人。不仅人是这样，“高等动物”亦然，如水牛、野马、驯鹿和猿猴。因为缺少这种本能，所以女性比男性矮小，不如男性强壮。克莱德·穆尔，“战争的心理学方面”，《教学法研讨会： 季刊》，23卷（1916），页141—142。但他们有一点自相矛盾，那就是女性虽然没有“杀手本能”，却另有本事可以助她们杀敌——母性本能。随军当牧师、同时也是业余心理学家的W．N．麦克斯韦尔在一战刚结束时就认识到，许多女性本可以上阵杀敌，“因为她们有母性在，有一种保护人的冲动，有一股柔情，一看到伤员或听到暴行，这种本能就会被激发”。W．麦克斯韦尔，《心理学角度回顾一战》（伦敦，1923），页49。“原始的穴居女人”在受刺激后是会去拼杀的，麦克斯韦尔说。本土防卫后备队的海伦·格温·沃恩夫人非常支持这种观点，她说与男人相比，女性虽然更可能“止于伤害别人”，可一旦必须保护自己或孩子，或有弱者处于危险中时，那这种不情愿就会立刻消失。海伦·沃恩夫人，《从军》（伦敦，1941），页138。
这种好斗的女性特质反映在女兵杀人上，会有种独特的“风格”。在这点上，文学叙述特别到位。在弗雷德里克·塞德莱尔·布瑞亚坦上尉的小说《步枪加刺刀： 布尔战争纪事》（1900）中，几位勇武的男子和一位叫艾琳的羞怯女子被围困在一个小木屋里。他们中一个人给了艾琳一杆枪，转眼间就有一堆非死即伤的布尔人“挡住了通向这座家常英式花园的道路”。其中一名叫弗兰克·拉塞尔的男子“声嘶力竭地”为之辩解，说“杀了这么多人固然不好”，但“不是他们死就是我们亡，更何况我们是为正义而战”。血战之后，艾琳在压力之下突然垮了，昏了过去，嘴里嚅嗫着“我再也不想听他们的呻吟了！”在她缓过来之前，作者插进了一段关于女性和战斗的讨论，提醒读者让一个“易受惊吓、温文尔雅的女子去摆弄步枪，还要用它去杀人”，自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布瑞亚坦指出
这么一场恶战，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力气啊，她竟然挺了下来。但战斗一结束……她见到了伤者，听到了他们的哀号。眼前的悲惨景象和平日里听不到的哀吟，让她一时不知所措，昏了过去。
小说中的人物在对布尔人大开杀戒时可没有心慈手软。但女性的敏感并不能盖住她们胆小的事实。后来，有感于父亲和那两名英国男子的“大无畏精神”，艾琳拒绝了布尔人为她提供的安全通道，而是选择了继续战斗（“和许多布尔人算总账”）。陆军弗雷德里克·布瑞亚坦上尉，《步枪加刺刀： 布尔战争纪事》（伦敦，1900），页196—197及206。这样，艾琳就成了英国女性的代表： 在殊死战斗中，她既有男人的勇敢，论敏感也不比任何“真正”英国女人差。
这一理论更深的一层在于，男人打仗是因为意识形态（弗兰克·拉塞尔所谓的“光荣事业”），女性拿起武器是因为不能忍受和她们信仰的男性分开（艾琳就不愿离开她的父亲）。玛格丽特·格里菲思斯，《穿军装的黑兹尔》（伦敦，1945），页94。西班牙内战中，女战士被认为是男性意识形态的延展，不过是给“实战部队做个表率”，是“用来宣传的，制造几个女英雄，煽动战士的复仇欲”，这是支持佛朗哥的威廉·福斯和塞西尔·吉拉提在《西班牙角斗场》（1938）里的话。威廉·福斯、塞西尔·吉拉提，《西班牙角斗场》（伦敦，1938），页304。连反对佛朗哥的女权主义者伊迪丝·肖克劳斯也服膺这种解释，并认为论者应勇敢地去面对女性的心理。肖克劳斯哀悼在西班牙内战中牺牲的一名女性和她的男友，并质问如果她的爱人留在国内，那她还会不会“因为原则”主动要求上前线。伊迪丝·肖克劳斯，“摇篮的手”，收肯尼思·布赖恩特、莱亚尔·威尔克斯（编），《我会打吗？》（牛津，1938），页94。下面我们会看到，正是因为女性愿意为情人、丈夫和孩子殊死战斗，她们才成就了令人生畏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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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家园”
在20世纪，女性拿枪上阵只是在革命或大规模侵略时才出现。既然英、美、澳三国都未曾受过这种冲击，也就没有必要由女性来全身卫国了。战场上虽没有她们的身影，但现代科技正日益缩小弹坑和近郊的距离，且速度越来越快，以至和平主义者如A．贝尔登教士1935年时要告诫妇女国际和平运动的成员，（考虑到现代军事冲突的技术发展）女性上阵打仗只是一个时间问题。H．谢泼德，《说“不”： 普通人的反战手册》（伦敦，1935），页81。二战爆发前夕，年轻的牛津学者伊迪丝·肖克劳斯也说，西班牙和中国的战事已经充分证实，到了把所谓保护妻儿的“罗曼蒂克屁话”扔到窗外去的时候了。在西班牙和俄国，女性已经在和男人并肩作战了。如果敌人选择把身强体壮的人，不论男女，都送上战场的话，那英国政府也一定会照做。伊迪丝·肖克劳斯，“摇篮的手”，收肯尼思·布赖恩特、莱亚尔·威尔克斯（编），《我会打吗？》（牛津，1938），页84。
在世界大战的许多时期，外敌入侵分明是可能的。且如果要为女性上阵辩护的话，民防是当然的理由。许多论者都注意到这一点，有时不免唏嘘一番。在澳大利亚，广受民众欢迎的爱国英雄伊恩·艾德里斯在他的《游击战术》（1942）中就理论到，如发生外敌入侵，那能否把女性武装起来就显得至关重要了。他还提醒读者，“不是……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