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企业规模的核心是交易成本。经济学家保罗·乔斯科曾经研究过美国煤矿和发电站的契约。美国东部和西部都有煤矿，东部的煤矿主要是地下开采，因此东部的企业规模较小，在这里煤的质量相对均匀，并且有许多运输渠道，因此小规模的生产就能获得高额的利润。而在西部，煤主要是露天开采，煤的质量差别比较大，并且运输渠道也比较少，因此需要大规模的煤矿，以适应不同质量的挖掘任务，这样就需要采煤企业拥有较大规模，企业数量自然就比较少。
因此，企业的边界是由企业内行政管理费用与市场费用相比较而决定的。企业的规模是适度的，不是越大越好。当企业的规模扩大时，内部行政费用会上升，这增加的费用接近节省下来的市场费用时，企业的规模就不会扩大了。企业的扩大必须达到这一点，即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在公开市场上完成这笔交易所需的成本，或者等于由另一个企业家来组织这笔交易的成本。科斯这样解释到：当企业扩大时，企业内部每追加一笔额外的交易，企业内部交易的边际成本是递增的。其原因是当企业内部交易增加时，企业家不能更准确地将生产要素用在它们价值最大的地方。
随着当代管理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交易通过企业内部实现的费用不断降低，企业就会不断把一些原来通过市场进行的交易纳入到企业内部来进行，这种内部化的过程推动了当今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发展。当企业到达了它的规模时，在企业内部组织交易的成本等于在市场交易的成本，这时，经营者就应该停止企业的扩张。
最后，我们简要描述一下企业的成本，100多年前的政治经济学家萨伊就告诉我们企业应该承担的要素成本，包括土地、工资、资本，后来人们模糊地认为“企业家要素”也是成本，而科斯的努力使我们能够用交易成本来解释，在企业内部，企业主需要承担管理和监督成本，在企业外部，还需要支付调查市场、税收、公关、广告等等的费用。
夜审科斯
今天，每当我给从未听说过科斯理论的人谈到他的思想时，总能亲身感受到人们对这一理论所报以的惊叹和佩服。但是，半个世纪前，人们却对这位企图推倒整个经济学大厦的小伙子充满了怀疑，后来经济学界还举行了一场特殊的辩论会，这是一场后来被称为“夜审科斯”的辩论，也是经济学历史上最有传奇性的辩论之一。
这场辩论在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艾伦·迪雷克特的家里进行，参加辩论的人称那一次辩论是“他们一生中最激动人心的辩论”，所有芝加哥的明星经济学家差不多都参加了：马丁·贝利，米尔顿·弗里德曼，阿诺德·哈波格，约翰·麦吉，格雷格·刘易斯，劳艾德·明茨，乔治·斯蒂格勒，鲁本·凯塞尔，当然还有科斯和迪雷克特自己。
饭后大家坐下来，科斯问：“假定一家工厂，因为生产而污染了邻居，损害了邻居，政府应不应该对工厂加以约束，以征税或其他办法使工厂减少污染呢？”所有在座的人都同意政府干预。但科斯说：“错了”。
随即，辩论开始了……起先，人们反对科斯，但科斯毫不妥协地坚持自己的立场。
辩论进行到一半，最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弗里德曼倒戈转而攻击除科斯以外的所有辩论者。当科斯发现自己未在弗里德曼的攻击之列时，他知道自己胜利了。辩论结束了，当辩论者离开迪雷克特家时，互相嘀嘀咕咕，都像受了震动，因为他们亲眼看到了学术史上精彩的一章。
施蒂格勒曾经说：“那天没有用录音机，是日后经济史上的一大损失。争论到半途，弗里德曼突然站起来，舌战如开枪乱扫，枪弹横飞之后，所有的人都倒下来，只有科斯一人屹立不动。” 麦吉也说：“当夜是英国人的光荣。一个英国人单枪匹马战胜整个芝加哥经济学派。”多年以后凯塞尔承认，要找一位对经济体制的运作有如此洞察力、可与科斯相比的经济学家，除亚当·斯密之外别无他人。
既然科斯是对的，那么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又错在哪儿呢？
分工的故事
事实上，分工理论并没有错，分工起源于交换能力，分工发达是交易次数增加的结果，而交易是有成本的，所以分工不会无穷细分，它停止在分工的边际收益等于交易边际成本的那个分工程度上，因此只要分工能够降低交易费用时，分工就会进一步细化。
理论上说，人们至今对分工的认识也比亚当·斯密多不了多少。那么，让我们回到斯密时代。这位伟大的先哲最早认识到分工源自于比较优势，斯密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在狩猎社会，一个人在一开始既打猎又造弓箭，后来他发现，他更擅长于造弓箭，他专门造弓箭去换猎物比二者都干效率更高；另外一个人开始也是既打猎又造弓箭，后来他发现自己更擅长于打猎，他专门打猎去换弓箭，比二者都干效率更高，于是，他们各自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然后进行交换，这样不仅能让自己的蛋糕做得更大，也能让整个社会的蛋糕做得更大。
在市场经济下的分工是件有趣的事，企业之间的分工是那么完美无瑕。在你购买台灯的时候，你的台灯需有特殊的设计才能安置在桌子上，它需要有一个能够适合你的电源的插头，并且需要有适合你办公室风格的外表，并且要能够适用你的节能灯泡。事实上，台灯制造商并不知道你家墙面上的插座，也不知道你购买的灯泡形状，但是一切都是那么顺利，一点也没有出错。你在超市中买到的台灯能够和家里的桌子、电源、灯泡组合在一起，而且更加神奇的是，台灯制造商并不关心这些，他们只是按照自己的标准生产台灯，但所有的商品都配合得那么好。
当然，分工似乎不限于城市和国家。今天的波音公司已经能够24小时工作，光纤电缆、网络将世界各地的设计师和工程师连接起来。波音747喷气式客机的450万个零部件是由世界上8个国家的100个大型企业和15；000个小型企业参与协作生产出来的，人们无法断定波音的飞机是哪个国家的产品，在比较优势和分工交换的指引下，跨国公司不断努力降低交易成本和要素成本，并且让分工遍及世界每一个角落。在经济学家看来，分工思想本质是一种管理，企业因分工而产生，交易组织结构以及“看不见的手”的结合让各种组织得到发展。
新兴古典经济学
尽管我们已经知道了科斯的交易成本和企业存在的秘密，但仍然缺一点什么，那就是如何将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论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合成为一个整体呢？
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他创立了新兴古典经济学，将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论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浑然一体，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斯密－科斯”框架。
事实上，从亚当·斯密开始到马歇尔、瓦尔拉斯，人们花了100多年，建立了庞大的新古典经济学体系，在传统的经济学模型中，马歇尔做了一个非常不现实的假定，将社会分为两类人，一类是不从事生产的纯消费者；另一类是不做消费决策的纯生产者。每个消费者必须从市场上购买一切产品，每个厂商必须在市场上卖出一切产品，这样就使得所有分工和市场都是外生的，这使得经济学家都醉心于研究市场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然而这个假设虽然很隐蔽，但毕竟是假设，在真实世界中，每个生产者同时又是消费者，而每个消费者也充当着生产者的角色。新兴古典分析框架则让经济学能够更加真实地面对现实的世界，当然这样会使我们的分析无比复杂。
简单起见，我们再次假设，社会仍然是由两个人组成，每个人必须消费两种产品，假定是食物和衣服，每个人在每种产品上有3个变量要选择：一是自给自足量；二是购买量；三是销售量。因此，在“两个人的两种产品”经济中，这在数学上会产生6个变量的2种组合，真实世界中，随着人数的增加和产品数的增加，我们将面临天文数字的难题。
这些在马歇尔、瓦尔拉斯时代，人们所拥有的数学知识是无法解开这个难题的。尽管这个总收益－总成本的问题本身并没有变化，但这个超边际决策的非线性规划问题却令无数人望而却步，马歇尔通过有效的假设简化了问题，从而建立了一般均衡的思想。
然而，杨小凯的努力使我们丢掉了这个假设，让我们更加真实地面对经济学。1988年，他运用库恩－塔克定理，排除了一些非优化的可能解，从而将最优解的范围大大缩小，人们把这样的分析称作超边际分析，在这里关于其中的细节就无法详细展开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尽管超边际分析脱胎于新古典的边际分析，可是它的威力要远远大于边际分析。
神奇的经济学
或许是因为市场经济的体制实在是太完美了，亚当·斯密、李嘉图、马歇尔这些伟大的经济学家建立了经典经济学的大厦，但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产权和交易成本，不得不说是个遗憾，而这也造就了一个21岁少年的奇迹。
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第一次提出了交易成本概念，并用这一概念来说明企业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以交易成本为理论工具，对企业规模、企业家要素等等有了全新的认识，在企业和市场这一现代经济体系中两种根本对立的经济制度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企业制度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节省交易费用。
从亚当·斯密到科斯，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不断发展和扩充，然而还没有结束。杨小凯等人创立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将新古典经济学和交易费用理论进行了完美的融合，他们用复杂的足以令人窒息的超边际分析模型完成了这个任务，更伟大的意义在于，新古典框架能够很好的融合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博弈论等等，并最终汇聚成一条汹涌澎湃的经济学大河。
第十一章 你相信所谓专家吗？
（信息不对称下的经济学）
本章导读：
为什么崭新的汽车开出卖场几个小时后，汽车的价值就会损失那么多，而新车在车场中停放几个月都不会有任何损失呢？为什么房产经纪人总会告诉你“房源紧张”，可事实上很多房子根本卖不出去？为什么博尔特在奥运会的百米跑道上不愿意冲刺？
这个看起来完美的世界究竟是怎么了。
如果你是一名心血管专家，本地一名叫乔·史密斯的内科医生让一些病人去你那里看病，而你却告诉这些病人他们实际上根本没有病的话，很快史密斯就不会再给你送去病人了。
——达拉斯州的一名心血管专家戴维·希里斯
柠檬和桃子
几乎所有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在陌生的城市旅游时，饥肠辘辘的我们总是为平庸无奇的菜肴支付了高额的费用，其实只隔几条街就有更好的餐馆，可我们却不知道。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只会来一次，所以很难挑选哪家餐馆好，哪家餐馆不好。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同样，获取信息也是有成本的。在这个看似“充分”的市场里，到处存在着不充分的信息。来自芝加哥大学的天才经济学家们最先注意到这个问题，起初他们研究的重点只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如何搜寻、获取那些使交易顺利完成的信息，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了许多惊人的结论。1961年，乔治·施蒂格勒发表了著名论文《信息经济学》，第一次提出了信息经济学的概念。
乔治·施蒂格勒（Gee J。 Stigler），这位信息经济学的开创者，在大学的时候由于缺乏信息经常选错课，选了一堆“实用”的商业课程和许多政治学科目，或许正是在商战中的磨砺使他能够更加敏锐的观察经济中的现象。施蒂格勒从价格歧视中受到启发，发现人们在交易中，“知识”的昂贵导致了价格的差异，信息不仅不是免费的，甚至要付出高额的代价，他由此开创了信息经济学。就连施蒂格勒自己也没有想到，后来二十年间，竟然出现了如此多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人们发表了上百篇文章来研究，其中最著名的是关于柠檬市场的一篇文章。
1970年乔，治·阿克罗夫发表了《柠檬市场：产品质量的不确定性与市场机制》。文中第一次用二手车市场的例子揭示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市场缺陷，从此， 柠檬，这种原产于喜马拉雅山的水果，以其酸涩也成为次品的代名词。
不过有趣的是，当年伯克利加州大学的阿克罗夫完成了这篇论文后向多家经济学期刊投稿，结果都被当作“柠檬”退了回来，这其中包括美国经济学会的《美国经济评论》、芝加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期刊》、欧洲的《经济研究评论》这样的一流经济学杂志，几经周折后在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不过文章发表以后立刻引起巨大反响，看来“桃子”终究是“桃子”。
阿克罗夫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二手车市场里，我们假设这里只有两部汽车，一部是“桃子”，一部是“柠檬”，显然只有卖家更加了解“柠檬”和“桃子”的真实信息，虽然两辆车的外观差别并不大，事实上，“桃子”的真实价值是4万，而“柠檬”的真实价值只有2万。
相对于“桃子”，如果买车人觉得2万—5万是比较合理的价格，那么购买二手车的行动对他而言不亚于一场赌博，当他出价3万并指向那辆柠檬时，卖车人肯定不会放开他的手；可如果他指向了桃子，卖车人一定觉得受到了侮辱，不过经过反复的讨价还价最终以4万元成交，这样买主和卖主都有1万元的收益，似乎一切都很正常。
但是真正的危险是，谁能保证买主不会以4万买到柠檬呢？因为那堆一堆不值钱的破烂看起来也和完好的汽车一模一样。卖车的人知道在卖的是桃子还是柠檬，但买车的人只能凭感觉去猜测。曾经试图购买过二手产品的人，都清楚我们已经认识到问题的关键。
尽管卖家总会说得天花乱坠，但买主肯定不会相信，买者唯一的办法就是压低价格，只有这样才能减小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