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知道她那时甚至已经在诗歌爱好者的圈子里小有名气。我没有想到，我的情敌，她的追求者是哈伊姆·米什可夫斯基拉比，也没有想到在我们的夏天，她和我的夏天结束两年后，他会娶她为妻。我几乎对她一无所知。
1947年秋季伊始，我到塔赫凯莫尼宗教男校三年级读书。我的生活中又充满了新的兴奋。无论如何，让我再像婴儿似的对初级班的老师百依百顺已经不合适了——邻居们会皱起眉毛，他们的小孩子会取笑我，我甚至会取笑自己。你怎么回事，每天早晨跑到她那里？当整个邻里开始谈论那个疯疯癫癫的小孩取下她晾晒的衣服，打扫她的院子，甚至也许在星光璀璨的夜晚梦想着娶她，你的脸上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几个星期以后，耶路撒冷爆发暴力冲突，随之便是战争、轰炸、围困和饥饿。我疏远了杰尔达。我不再早上八点跑到她那里，梳洗整齐，头发服服帖帖，和她一起坐在院子里。我不再把昨晚的诗作拿给她。要是我们在大街上碰见了，我会急急忙忙地说“早上好，你好，杰尔达老师”，没有问号，没等听见回答就已经跑掉。我为以前所发生的一切羞愧难当。我也为这么快就把她甩掉而羞愧难当，甚至没有费神告诉她我把她甩了，甚至没有解释。我为她心之所思而羞愧难当，因为她一定知道，在我的内心深处，我还没有把她甩掉。
这以后，我们终于逃脱了凯里姆亚伯拉罕。我们搬到热哈维亚，父亲梦寐以求的地方。后来母亲去世，我到基布兹工作并生活。我想永远离开耶路撒冷。中断了所有的联系。我时不时会在杂志上读到杰尔达的诗，因而知道她还活着，她依然是个有感情的人。但是自从母亲去世之后，我一遇到感情便连忙退缩，尤其想把我自己和有情感的女人拉开距离。基本如此。
我的第三本书《我的米海尔》中的情节多多少少就发生在我们这个住区，该书出版的那年，杰尔达的第一本诗集《休闲》也问世了。我想到要给她写几个字表示祝贺，但是没写。我怎能知道她依旧住在泽弗奈亚大街还是搬到了别的地方？不管怎么说，我写下《我的米海尔》，以便在我和耶路撒冷之间划清界限，以便永远和她切断联系。在《休闲》集的诗中，我发现了杰尔达的家庭，也见到了一些邻居。后来，另两部诗集《看不见的骆驼》和《非山非水》陆续问世，赢得了千万读者的喜爱，荣获文学大奖，对于这一片称赞声，杰尔达老师，一个孤独的女人，似乎在躲避，显得有些无动于衷。
在我童年时代，英国统治时期的最后几年，所有耶路撒冷人都坐在家里写东西。那年月几乎谁家里都没有收音机，没有电视，没有录像机，没有激光唱机，也不能上网，不能发电子邮件，甚至连电话也没有。但是大家都有铅笔和笔记本。
由于英国人实行宵禁，整座城市在晚上八点都被锁在了屋里；在没有宵禁的夜晚，耶路撒冷主动把自己锁住，外面除了风、野猫，还有街灯投下的暗淡的光，都一动不动。即使这样，架着机枪的英国吉普车打着探照灯巡逻街道时，也把自己藏在阴影里。夜漫漫，因为日月运转得更加缓慢。电灯光昏暗，因为大家都贫困，他们节省灯泡，他们节约用电。有时，连续几个小时或者几天没有电，生活依然在乌黑的煤油灯光和烛光中继续。冬雨甚至也比现在猛烈，狂风夹杂着冬雨，闪电与轰轰雷声击打着护栏中的百叶窗。
我们举行夜间上锁仪式。父亲会走到外面关上百叶窗（百叶窗从外面才可以关上），他勇敢地冲进倾盆大雨中，冲进黑暗以及说不上名字的黑夜险境中，像石器时代那些粗野的人，经常勇敢地从他们温暖的洞穴现身前去觅食，或者是保护他们的女人和孩子，或者像海明威《老人与海》中的渔夫，父亲就这样英勇地面对凶险因素，头上盖着一个空袋子面对那些不知名的东西。
每天晚上，从百叶窗操作归来后，他从里面把前门反锁上，插上插销，把铁支架塞到两边的门柱里，再把抵御抢劫者或侵略者的铁棍插进去把守门户。厚重的石墙保护我们免遭邪恶的侵袭，还有铁百叶窗，以及笨重地站在我们后墙另一边的黑黝黝的山，像一个高大的不苟言笑的摔跤运动员。整个外部世界都锁在了外面，在装甲小屋里，只有我们三人，炉子，以及一面面从头到脚被书遮蔽的墙壁。于是整座房子每天晚上都要密封，像潜水艇一样，慢慢潜入水底。因为就在我们旁边，整个世界戛然停止，只要你走出前院左拐，向前走两百米，走到阿摩司大街尽头左拐，再走上三百米来到泽弗奈亚最后一家门口，那正是路之尽头，城市之尽头，世界之尽头。再过去只有茫茫黑暗中空寂的石头山坡、沟壑、山洞、光秃秃的群山、山谷，雨水荡涤着石村，黑压压的利夫塔、淑阿法特、贝特伊克萨、贝特哈尼纳、尼比萨姆维尔。
每天晚上，耶路撒冷的居民就这样把他们自己锁在家里，像我们一样，写作。住在热哈维亚、塔拉皮尤特、贝特哈凯里姆以及克里亚特施穆埃尔的教授和学者、诗人和作家、理论家、拉比、革命者、预言大难临头的人，以及知识分子。要是他们不写书，他们就写文章；要是他们不写文章，他们就写诗，或者编纂各种各样的小册子和传单；要是他们不写反抗英国人的非法墙报，就给报纸写信；或者相互之间通信。所有耶路撒冷人每晚低头坐在一张纸面前，修改，涂抹，书写并润色。约瑟夫伯伯和阿格农先生，在塔拉皮尤特小街两侧面对自己的那张纸。亚历山大爷爷、杰尔达老师、扎黑先生、阿布拉姆斯基先生、布伯教授、肖勒姆教授、伯格曼教授、托伦先生、内塔尼亚胡先生、维斯拉维斯基先生，甚至还有我的母亲。父亲在做研究，揭示立陶宛民族史诗中的梵语母题，或者荷马对白俄罗斯诗歌的影响。仿佛他夜晚正从我们的小潜水艇里举起望远镜，遥望但泽和斯洛伐克。住在我们右边的邻居伦伯格先生，坐在那里用意第绪语撰写回忆录，而我们左边的邻居布赫夫斯基夫妇也许每个晚上也在写作，还有楼上的罗森多夫，以及马路对面的斯迪奇夫妇。只有山，我们后墙外的邻居，始终保持沉默，没写一行字。
书是一条纤细的生命线，把我们的潜水艇系在外面的世界上。我们四周尽是山，山洞和沙漠，英国人，阿拉伯人以及地下斗士，深夜，机关枪齐发，爆炸，伏击，逮捕，挨家挨户搜查，对今后仍然等待我们的事件怀有令人窒息的恐惧。纤细的生命线在这当中仍然蜿蜒而上，向着真正的世界前行。在真正的世界里，有湖泊、森林、农舍、田野、草地，还有带有塔楼、飞檐和三角墙的宫殿。那里的门廊，饰有黄金、丝绒和水晶，枝形吊灯上密密麻麻的小灯闪闪发亮，像七重天。
在那年月，我说，我希望长大做一本书。
不是作家，而是一本书。这种想法源于恐惧。
因为这一点是从没有到以色列来的亲人均遭德国人杀害这一事实本身慢慢领悟到的。在耶路撒冷有种恐惧，但是人们尽量把它深埋在心中。隆美尔的坦克几临以色列土地，意大利的飞机在战争中轰炸了特拉维夫和海法，天晓得英国人在离开之前会做些什么。他们离开之后，恐怕一群群阿拉伯人，成千上万穆斯林，会准备在几天之内把我们杀光，杀得连一个孩子也不剩。
自然，大人们尽量不当着孩子的面谈论这些恐惧。无论如何不用希伯来语说。但有时会说漏了嘴，或者有人在睡梦中大叫。我们的住房像笼子一样又狭小又拥挤，晚上熄灯以后，我听到他们在厨房里面对着茶点嘀嘀咕咕，我听到海乌姆诺集中营、纳粹、维尔纳、游击队员、行动、死亡营、死亡列车、大卫叔叔和玛尔卡婶婶，以及和我年龄相仿的小堂弟大卫。
不知何故，恐惧侵袭了我。你这个年龄的孩子并非都能长大。有时坏人会将他们扼杀在摇篮里，或者杀死在幼儿园。在尼海米亚大街，曾经有一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装订工人，他站到阳台上尖声叫喊：犹太人，逃命，快啊，不久他们就会把我们杀光。空气沉重，笼罩着恐惧。我已经可以猜想得出，杀人是多么轻而易举。
的确，烧书也不难，但要是我长大后成为一本书，至少有良机可单独生存下来，如果不是在这里，那么会在其他某个国家，在某一座城市，在某个偏远的图书馆，在某个被上帝遗弃了的书架的角落。毕竟，我亲眼见过书怎样想方设法在拥挤不堪的一排排书架间，在黑暗的尘埃里，在一堆堆选印本和期刊中藏匿，或者是在其他书的背后找到藏身之地。
【注释】
＇1＇ 普珥节，犹太历中最欢乐的民间节日，纪念和庆祝犹太人在波斯帝国统治时期，神借犹太女子以斯帖粉碎大臣哈曼种族灭绝的阴谋，救民族于危难。庆祝方式包括饮酒、欢宴、盛装假面、向穷人施舍和互赠食品等。
＇2＇ 语出《圣经·那鸿书》第1章第5节。
＇3＇ 出自《圣经·马太福音》第5章第3节，但此处没有根据中文版和合本《圣经》将其译作“虚心的人”，而是根据希伯来文与英文的字面意思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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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三十年过去后，1976年，我应邀到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做为期两月的客座讲学。他们给我在守望山校园提供了一间画室，每天早晨我坐在那里撰写《恶意之山》集中的一个短篇《列维先生》。故事发生在英国托管末期的泽弗奈亚大街，于是我到泽弗奈亚大街和与之相邻的街道散步，看自那时以来有何变化。“儿童王国”私立学校已经关闭许久，院子里满是废弃杂物，果树已死。教师、职员、翻译和银行出纳、装订工人、国内的知识分子、为报纸撰文的作家们大多已然消失，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地区住满了极端正统派的穷苦犹太教徒。我们所有邻居们的姓名在报箱上几乎都找不到。我见到的唯一熟人就是斯迪奇老太太，是我们称为曼努海勒“矬子”的驼背女孩曼努海勒·斯迪奇年迈多病的母亲，我远远地看见她正坐在垃圾箱附近的一个偏僻院子里的木凳上打盹。每一面墙上都花花绿绿悬挂着刺眼的传单，仿佛在空中挥动具有双关色彩的拳头，用各种形式的非自然死亡威胁着有罪之人：“有违礼仪之界”，“我们蒙受了重大损失”，“不可难为为我受膏的人”＇1＇ ，“墙上的石头因恶令而哭喊”，“上苍注视着在以色列从未发生过的可怕坏事”，等等。
三十年来，我从未看见过我在“儿童王国”学校读书时的二年级老师，而此时此地，我突然站到了她的门阶前。大楼前面曾是朗格曼先生的乳品店，他经常把装在沉重的圆金属牛奶桶里的牛奶卖给我们，现在则成了一个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商店，销售各种各样的男子服饰用品、服装、纽扣、扣件、拉链和窗帘钩。杰尔达老师肯定不住在这里了吧？
但是这里有她的邮箱，我小时候就是从这个邮箱里把她的信掏出来，因为锁头已经生锈，不可能打开。此时邮箱的门敞开着，某个人，肯定是个男的，不如杰尔达和我有耐心，哗啦一下把锁一劳永逸地打碎了。上面的字也变了：过去的“杰尔达·施尼尔松”，现在换成了“施尼尔松·米什可夫斯基”。不再有杰尔达，也没有连字符或者“和”字。要是她的丈夫把门给我打开怎么办？我能对他，或者对她说些什么？
我几乎要夹着尾巴逃跑了，像喜剧电影中一个受到惊吓的追求者。（我不知道她已经结婚，还是已经守寡，我想象不出，离开她家时我八岁，现在我三十七岁，比我离开她时她的年龄还大。）
这一次，和那时一样，正是早上八点。
我在来见她之前真应该给她打个电话，或者给她写张便条。也许她生我的气了？也许她仍没有原谅我不辞而别，为了这漫长的沉默？为没有祝贺她出版诗集，也没有祝贺她获奖？也许，像一些耶路撒冷人，心存怨艾，向《我的米海尔》中提到的我喝水的那口井里吐口水。如果她已经变得认不出来了呢？二十九年后的今天，她变成一个截然不同的女人又怎么办呢？
我在门前站了有十分钟，走到院子里，我抽了一两支烟。我摸摸晾衣服的绳子，我曾经把她朴素的咖啡色或者棕色的裙子从上面拽下来。我认出了那块有裂缝的铺路石，那是我自己试图用石块砸杏核时砸裂的。我朝布哈林区红房顶那边张望，朝当年我们北面荒无人烟的山岭张望。然而现在，山坡已经不再荒芜，而是被房屋建筑压得透不过气——拉默特埃什科尔、莫阿洛特达夫纳、吉瓦阿特哈米夫塔、法国山和弹药山。
但我该对她说什么呢？亲爱的老师杰尔达你好吗？希望我没有打搅你。我叫，呃哼，如此如此？早上好，施尼尔松·米什可夫斯基夫人？我曾经是你的一个学生，不知你是否记得？请原谅，可不可以占用你几分钟的时间？我喜欢你写的诗？你看上去还是那么动人？不，我不是来做访谈的？
我定是忘记了耶路撒冷底层住宅的房子有多么黑暗，即使在夏天早晨。黑暗向我敞开大门，那是充满棕色气息的黑暗。从黑暗中传来令我记忆犹新的鲜活声音，一个喜欢语词的自信女孩的声音，对我说：“进来吧，阿摩司。”
随即又说：
“你也许想坐在院子里？”
接着又说：
“你喜欢味道淡淡的冰镇柠檬汽水。”
接着又说：
“我得更正自己，你过去喜欢味道淡淡的柠檬汽水，也许已经有了改变。”
自然，我现在正在记忆中重建那个早晨和对话——好像以七八块依然立在那里的石头为基础修复一座毁弃了的古代建筑。但是在立在那里的石头当中，真真切切依然如故的是这些既非重建也非杜撰的语词：“我得更正自己……也许已经有了改变。”在1976年6月末的那个夏日早晨，杰尔达千真万确对我说过此话。在我们甜美的夏天过去二十九年后，在我写下此页内容的夏日早晨的二十五年前。（在我阿拉德的书房，在涂得一塌糊涂的本子上，在2001年7月30日：因此这是一次客访的回忆，那次客访在当时也意味着令往事历历在目，或者是抓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