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邮政局。曾有两次，与省里的人一块去近郊的山区查灾。在他们找一些县府职员座谈的时候，他坐在一旁静听与观察。这些人的勘察，主要是了解受损失的地主。对于赤贫如洗、无家可归的农民并不注意。
沙汀单独上街，常能碰上三个四个一伙的流浪儿童。他们一般只有七八岁的样子，满身破布片，腿子瘦得跟鸡脚一样。墙跟底下，会遇到路毙的老人尸体，他们往往一整天也没人掩埋。一个老太婆半裸着身子，僵卧在那里，显然是在死后又被人狠心地扒开衣服，探视过一番，看还有没有值得可取的东西。倒毙在河滩上的人，常常还没断气，便招来鸟雀们的啄食。看到这一切，他感到憋闷和痛楚。这里的县长面孔黝黑，是个多血质的家伙，退伍军官，谈起灾民来，总是吵吵嚷嚷的。他满身武装，好像总处在戒备状态。邮政局长呢，倒是个忧郁的知识分子，他夹在县长和几个新任的联保主任里面，实在滑稽。这些联保主任，大半是满脸鸦片烟相，单衣外面罩一件油腻发光的花缎马褂，衣着奇特。这就构成了这个灾县上层人物的面貌。沙汀还单独找过城内的居民摆谈。大部分都是小商贩。也就近同邮局的职工摆谈，甚至专门去探望了在安县久闻其名的李姓前清贡生，一个颤颤巍巍的老人。到了晚上，他睡在阴冷的邮局大房子里，感到更加耍涸谝估铮磺卸季布帕耍烂鹆耍械闹皇欠缟退《奶淇藓投鋈堑暮拷校凰峭狄构唇峥矗谷思彼俚卦谕闯墓录爬锼ダ舷氯ァ＂偕惩≡诒贝饺账玫母芯酰闶侨绱丝膳隆Ｋ鬃钥吹健⑻礁髦旨又嘏贪置竦目琳锥耍ㄈ迷置裉颓蚱焙蜿獾某笪拧Ｋ槟歉隽夹拿挥秀鸬挠收殖ぃ惺艿剿浴盎指础钡木Ｍ保怨氏缈俊俺浴崩习傩展畹谋拔⑼持稳宋铮由盍税阉亲鑫胤秸巍⑽幕碚呃慈鲜兜挠∠蟆Ｉ惩”纠匆丫υ谛醋髯鄣墓赝罚獯位叵纾绕涫潜贝ㄖ校丛炝怂奈难С沟鬃蛳缤恋木没帷�
从北川回到安县，沙汀又去黄土乡住过几天。田产转卖成交后，他把家里的欠债统统还清。1936年2月，没有在安县过春节，便回到上海。
（你的北川之行，是一次成功的文学性社会调查。写四川故事，光靠青少年的故乡回忆已不够。实际的接触引发了一批重要的短篇。我人回上海，故乡好像跟了过来，附在身上，一刻不停地躁动着，要求表现）
恒平里亭子间的环境，太不有利于写作。从四川带回的钱，尚能维持一小段日子。于是，他决心不教书了，把家搬到环龙路，租了一个楼上，让强烈的创作冲动控制住整个身心。
他首先要倾吐的是这次回川过程中，累积下来的感情重负。这是过去少有的对乡土的沉忧隐痛。他想起北川那对邮政局长夫妇，如何深深陷入精神困境。他们从异地来到北川这样惨遭破坏，又经过特大天灾之后的地带，他们的观感，对现实的震惊，茫然的情绪，在一堆以搜刮老百姓为“天职”的人群里感到的孤寂、失望，引起沙汀的共鸣。这是一切正直的知识分子都可能有的。所以，当他开笔写四川故事里属于北川的系列小说时，邮政局长的形象，总在他面前晃动。以这对夫妇低沉的情绪为根柢，串连起在北川城里的各种见闻，他构思起《苦难》这篇小说。
面对这样一个特定的内容，冷静的暴露手法，降低了它原有的地位，沙汀气质上本来就有的抒情诗意的一面，大大升腾起来了。感情之流尽量泄出，人物的面貌淡化，人物的忧愤与作者的忧愤打成一片，占据了小说的前台位置。1936年5月写出的《苦难》，就这样成了一篇出格的作品。艾芜后来读了曾表示欣赏，大概与投合他的小说口味有关。对于沙汀来说，此篇定下他叙述故乡的感情基调，虽然以后他还是愿意退到小说背后去。
同月，他还写了《兽道》。它与《苦难》这两篇小说，各自开拓的北川故事和安县故事模式，成了他抗战爆发以前，两条明显的创作线索。《兽道》原来题名为《人道》，送给《光明》半月刊发表时，夏衍看了说，哪里有什么人道啊，提议改为《兽道》。实际上，沙汀本有讽刺家的感觉，他却心悦诚服，同意了夏衍的改笔。
这个故事发生在安县城里，是这次回故乡的时候，好友马之祥讲给他听的。听了就再也忘不了。马之祥告诉他，开往北川“剿共”部队的军官，经过西街城边要强奸一家的产妇。婆婆再三阻挡，都不答应，只得哀求：“我来可不可以？”沙汀眼前不断出现这个可怜的老太婆的形象，她没能保护住自己的儿媳，在儿子、亲家母面前，在社会面前，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她更加不幸。
他把这个遭遇，放到自己熟悉的一个贫苦、倔强的老婆子身上。是他房份上的四婶，早年守寡，守着一个女儿，长大配的女婿很差，自己疯了，手拿响篙，常赤身露体在街上吼骂，被她兄弟用铁练子拴起，一直到死。
他还联想起那祥林嫂失去儿子以后，频于破灭的精神状态，周围世界对她的冷酷无情。在写作时，不知不觉把《祝福》里的某些场景，与这个《兽道》里的魏老婆子的境遇合而为一。“给你们说她身上不干净！——我跟你们来呀！”如同祥林嫂那一句“我真傻，真的”，最后成了人们耻笑的对象。沙汀的暴露心态，与家乡社会发生的奇特狰狞的事件结合，既合乎左翼文学揭露社会黑暗的主旨，又与他这个期间的审美情趣，偏于题材的传奇性，忽视对平凡题材的开掘相一致。这一类的小说源源而来。
这一年6月写《在祠堂里》，7月写《灾区一宿》，9月写《逃难》，11月写《为了两升口粮的缘故》（原名《查灾》），12月写《代理县长》。暴露，形成了一次高峰。《在祠堂里》、《逃难》的材料，是在安县听来的，其余都是北川近似纪实的故事。它们统统构成了故乡“黑暗王国”的图式，其描写野蛮的现实，只《在祠堂里》一篇，就够动人心魄的。
每当沙汀的忧愤情绪，被酷烈的乡土生活所激发，往往产生悲剧性极强的小说。《在祠堂里》是为《文学界》创刊号赶写的。这个故事在安县听到的只是一个轮廓，没有多少细节。五四运动已经发生了十几年，居然在故乡还会存在将妇女活活钉入棺材的“人吃人”的现象，使他感到窒息。如果不把它写出来，简直会把他闷死。他设置了地方军阀统治的环境、人物的身份。洗衣婆的女儿嫁给军阀部队的连长，却要追求爱情的自由。虚构的地点“祠堂”，象征着封建礼法的支柱。他又一次运用最拿手的侧面描写，让词堂周围邻人，来“感觉”事情的过程。环境、气氛的描写，成了作者感情发泄的外延，叙述的语气反而冷峻、平静。沙汀式不动声色地讲述惊心动魄内容的独特小说语调，已见端倪。
周立波当年推崇这篇小说：沙汀的《在祠堂里》，把夜间的各种幽凄的音响，注入了一个四川女性的悲剧里，在字里行间造成一种凄厉的氛围气，这是中国文学一种新的成就。①到了年底，北川故事的创作进入高潮。沙汀的讽刺性人物小说，继《丁跛公》之后再度出场。
《为了两升口粮的缘故》是北川查灾时，别人提供的材料。他只把轻易杀人的对象，选定在地主身上罢了。这是他对红军长征过境后，北川毁灭的政治性解释，显示了左翼社会分析的特征。不过，历来仍为许多论者所不满，指责他的“自然主义”：把军阀战争、农民反抗与红军长征混杂在一起。可是战乱就是战乱，做为引起战乱的一个因素，和造成战乱的主要原因，沙汀在北川实地调查时，便分得清清楚楚。《代理县长》是成熟的小说，采自他的直接观察。在北川，是有这么个代理县长，沙汀曾见过的。代理县长与县长都是外地人，县长借口到上面请求赈款，将事情推给了这个旧军官，溜了。但真正触发他写这篇小说的，并不是他，却是另一人。
有一天，我在一个县城（指北川——笔者）的街道上看见一个县政府的秘书，此人头发蓬松，穿一件褪色的长袍，拖起一双布鞋，手提一副猪膘满街去借锅炒。这个人的形象立刻吸引了我，我觉得这位提着猪膘满街喊着借锅的国民党县政府秘书，的确充分而又尖锐地集中了一些国民党官吏的流氓气和市侩气。跟着，我就依据我的生活经验分析了这位秘书的历史和身世，这个家伙可能是兵痞子出身，不但不学无术，而且欺骗拐诈无所不为。我就决定拿这个人物作为我的小说的主角。①一个模特儿，点活了他以往的和在北川刚刚体会到的经验。秘书演化成了县长。又与沙汀从小熟悉的各式沾满“流氓气和市侩气”的“烂官僚分子”，比如安县的魏道三之流融和成一气。增删、充实、联想、发挥，一个沙汀式的人物，便呼之欲出了。
一个苦寒已极的荒凉可怕的灾县，“灵房”一样的县政府衙门，怨怒的科长们和乘机出头的联保主任，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突出了代理县长满身的“泼皮”劲儿。他精力过剩，惯过“烂帐日子”，乐呵呵的满不在乎的性情，只是在勒索出境灾民的办法失败后，有一刹那间失控，但随即又振作起来，想出叫灾民买票候赈的法子。“吓，你愁什么！——瘦狗还要炼它三斤油哩！”生长在赤贫的中国内地的统治者的“蛮”和“蠢”，在一种不自知的境况下，充满自信地活着，且活得有滋有味，这是多么可笑、可怜的现实。经过精心选择的代理县长舒舒坦坦洗好一帕脸的细节，手提包米的手帕、穿腌肉的草绳，挨门挨户借锅做饭的细节，深湛的运用语言的功夫等等，使整个小说表现故乡统治者的行为方式与精神状态，对中国统治结构的愚昧性，刻画得入木三分！
（你一写这种人物，就来了神。丁跛公、代理县长都如此。大概这是我的偏爱。到《红石滩》里的胖爷，不绝如缕。这里包含我对乡土社会文化特质的某种理解吧）
《代理县长》原先交《文学》杂志，送审未得通过。小说刺痛了管书报检查的那些“蛮”而“蠢”的老爷们。后寄到北方，由沈从文转给《国闻周报》才得见天日。
这种地方人物色彩浓厚的小说，在沙汀手里越发变得纯熟。他的文学的时代使命感仍然很强，却再不仅仅为了某种政治主题，来铺陈敷衍小说。他的最有地方性的文学，就成为最富艺术个性的文学！
两个口号·《文学界》·《光明》
写作《兽道》、《在祠堂里》的时候，沙汀从四川回来怕已有三个多月了。不久从环龙路又搬到他在上海的最后一个住所，辣斐德路桃源邨的一间客堂。
他的房间的布置很简单，一张床，和一张写作的台子，以及几大箱子的书籍，其余便是被扔在床头或者台子底下的报章杂志以及一些龌龊的衣服而已。
他本人不修边幅，一年四季老是那一套洋装，但有时也喜欢穿长衫，因此，我们不时也能瞧见他穿着一件蓝布大褂，摇摇摆摆地出现在桃源邨中，这种寒碜而且带点稀有的打扮，是特别引起人们注意的。①周扬很高兴他回来协助工作。周立波其时一人也住在辣斐德路，两人的弄堂离得不远，来往方便，沙汀常跑去看他。除了讨论写作，正碰上筹建文艺家协会、提出“国防文学”口号这几件大事。
他在安县葬母期间，“左联”已经解散了。去安县前，即1935年12月中旬，在周扬家里曾开过一次“文委”的扩大会，非“文委”领导成员的沙汀、周立波、于伶等列席。①大家都已知道，巴黎《救国报》上党的《八一宣言》、《国际通讯》上的季米特洛夫报告，特别是萧三给“左联”的长信。萧三当时是“左联”驻莫斯科的代表，他的信提出解散“左联”以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需，信是经过内部的交通送到上海史沫特莱处，然后由鲁迅转到周扬手里的。沙汀读过。上海左翼文化界自1935年春临时中央局遭到大破坏，失去党的关系良久，现在得到这些文件，其兴奋状态可以想见。所以会上大家对于解散“文委”所属各联，都无意见。等到沙汀从故乡转回来，一切付诸实行。
鲁迅先生对解散“左联”和如何解散“左联”，有不同意见，他很久都不知道。待建的统一战线的新组织，开始定名为作家协会，后有人提议扩大范围，才改作中国文艺家协会。沙汀是三十四个发起人之一。艾芜携家返沪，他参加发起是沙汀邀的。他们散发了《中国文艺家协会组织缘起》的材料，协会的筹备在积极进行。但鲁迅不同意加入这个组织，成为一个巨大的阴影，并且随着两个口号问题的提出，内部的紧张关系日甚一日。
这年2月，周立波于《大晚报》发表《“国防文学”与民族性》一文，“国防文学”的口号得到许多响应。沙汀所在的小说散文组里产生分歧。他自然是赞成的，欧阳山他们不表态度。周扬与胡风在报刊上公开展开的关于典型和现实主义的论争，并不能维持在理论讨论的范围内，双方的意气越来越盛。
沙汀也认为周扬同鲁迅的“误会”多半是胡风造成的。他与胡风的友谊跌到零度以下。胡风在四处传布鲁迅对文艺家协会与“国防文学”的不同看法。周扬这一边1934年秋天以来，便在传布胡风在南京孙科的“中山文化教育馆”领津贴的事。沙汀按照地下工作的规则，早就与他断绝来往。他们想利用此事来影响鲁迅与胡风的关系，结果反而引起鲁迅的反感。
4月初，沙汀将茅盾约来家里与周扬会面，希望茅盾从中调解。茅盾也是文艺家协会的发起人，他过去多次调解过，这次表示无法说服鲁迅先生，拒绝了。
不久，听说中央特派员、大家的老朋友冯雪峰由陕北负使命来上海已多日，却一直不会见这边的人。周扬的不满“传染”了沙汀。等文艺家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