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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你一直在三种创作计划之间翻筋斗。写当前，写解放前和扩写、重写旧作，政治形势放松的时候，三种计划都来纠缠你，又突然发现，哪一种计划的执行你都没有准备好。我的真切感觉是：三种计划在心里仿佛打了个难分难解的结）
他的思想呈现为稍稍反省之后的芜杂。而他的身体、生活、工作，时时来打搅。为了哮喘的加剧，他想把伴了大半生的烟酒戒掉，却并不容易。为了省文联的某项具体人事把他无谓地卷入，他恼火地在心里喊道：“这是一种生命的浪费，可是，我已经没有多少生命能用来浪费了！”①他感觉世界如果给他一丁点的安静，他便不至于垮下。这点宁静似乎就维系在一个十几平方米的空间里。他在日记里写道：“再不给我调整一间房子，让我有个可以自由活动的小天地，真有点活不下去了！”②浮躁不定的心绪持续地控制住他。靠摆谈，靠听川戏，听洋琴，靠逛街、逛花会时不声不响地观察人们的装束、表情，想象其人的身世、脾味、性格，靠大量服用安眠药强迫休息，靠去成都东山地区的省机关疗养地五福村独住，都能得到一些心理平衡，又不能完全平衡。比较有效的方法还是重读名著，就像他酷爱一再修改作品一样，托尔斯泰、契诃夫他可以一读再读。这能为他从自身寻找力量创造条件。他天生不擅快速变更和移动。他是乡镇之子，习惯于滞留一处，静静地吮舔自己的伤痛。
肯定要出点事情了！年末，传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决议的精神。他的写作计划没来得及调整成功，便告失效。1962年，他没有写成任何一篇新作品。他交了白卷！
死与生，两面的煎迫
四川省委传达十中全会精神是在1962年11月19日。单是文件，一天都没能读完，又加了半天。礼堂里充满了同这些文件一样的沉重空气。
12月，他就和省里的工作组到新繁的新民公社调查。座谈、串门，与社长罗世发和其他干部谈话，按十中全会的观点去找“阶级斗争”在农村的新动向。罗世发是省劳动模范，彼此也是很熟的。
有一天，他意外看到罗世发他们利用公社代表大会的机会，见缝插针地把几个大队的书记或队长，一个个调到会场外边谈话。旁听中发现，同样是商量生产队的调整和干部人选问题，因谈话对象不同，谈的内容、方式、风格竟有很大的差别。他似乎获得一篇小说的背景和线索了，正在做合理的推想，突然接到李劼人病危的消息。
他中断下乡，赶回成都。21日与林如稷夫妇，23日与张秀熟，两次去医院探视劼公。病房里满眼是管子、玻璃瓶，此外便是一张眼眶深陷的面孔。当他们眼光相遇时，他感觉他已经认出了自己，劼人瘪下去的嘴好像裂出一丝笑容，但随即消失了。这就是那个相识了二十年的，一贯生气勃勃，擅于放言高论的师友吗？他不忍再看，赶快走出去，两腮已经有湿热的东西急淌下来。
李劼人生性怕热，豪饮。夏天吃东西赤膊上阵，冬天只穿薄薄的棉衣，从来不着皮袄。这天省文联开会，他恰好坐在风口。上面的人尽讲尽讲，他穿得单薄，便受了冬天的穿堂风。过了午饭时间，一、二点钟才回刻“菱窠”。一进门便高喊：“给我下面！红重！”红重，就是海椒放得重的意思。他空肚喝了一杯大曲，又吃很辣的面条，当晚便发起高烧。第二天送进医院。他原来就有胰脏炎。
第二次去看劼人，他紧闭双眼，没了反应。沙汀记得今年2月在“菱窠”吃饭，饭后听他朗诵《大波》第三卷的片断，余音犹在耳边。3月，两人又一次同赴北京开人代会，车上还兴致勃勃地讨论《林海雪原》。劼公说这是公案小说的传统。谈起留学生涯，他对法国人的男女关系还乘着酒兴发表宏论。四个多月以前，在沙汀主持的《清江壮歌》座谈会上，发现有人要抓他的辫子，因为老头子对这部作品的质量大不敬，居然讽刺地说：“这本书若果要传之久远，最好改写。”是沙汀替朋友遮掩过去，才没有掀起轩然大波的。可是现在他多么希望他能说话，不管这话是对或者错，只要能说！拖到24日晚8时，传来噩耗。他参与办劼人的丧事，想写一篇悼文，只得了几行字，竟写不下去。公祭后在磨盘山下葬，看着骨灰坛置入一个人字形的小廓，然后封存。鞠躬如仪，相随下山，李师母就在他旁边，只见她望望平野、树丛、远山，叹息着说了一句话：“地势是好！”李劼人的家属有意将“菱窠”故居交公，好辟为文物，这是很适宜的，但他做不了主。整理遗著，保存劼公多年收藏的万册书籍、千幅字画，都可以办到；唯独这进一步的纪念方式，因为李劼人的身份和当时严峻的政治形势，是很难的。就连悼念文章，省里起初还授意不发。过了年同意了，却特别通知他不要写。原来还是1957年他与劼人联名发言受到毛泽东批评的影子在起作用。他只有抑制悲痛，尽心地修改张秀熟纪念李劼人的文章，来寄托哀思。过几天，为林如稷、洪钟、罗湘浦等组成的遗著整理小组阅读《大波》第四卷末完稿，想起在李劼人书桌上看过的写满各种蔬菜价格的纸片，毛笔字比自己的还小，佩服这位师友深湛的社会调查功夫。可现在，将永远失去这位终生替川西立传的人了！他真想躲出去平静一下自己。艾芜去年11月就从北京来信约他一起去川东搜集解放前的史迹材料。1963年1月下旬，他动身去重庆与他们会合。同行的还有《红岩》的两位作者。艾芜一年写了八个短篇，见了面还直说把时间浪费得太多，开玩笑说得了“写作病”，一天不写百来十个字浑身不舒服。与朋友比，他全年只改一些旧作，不等于荒废吗？
他心里还存着将来写解放前夕长篇的念头。在山城出了一大堆拍摄电影《红岩》的主意后，就与大家沿嘉陵江上溯至北碚而南充。一路上遍访当年的地下党员和游击战士。3月，艾芜他们赴岳池、广安，去华蓥山地区采访，他决定与孔繁祚和一个省报记者，到生活基地武胜烈面看看那里的变化。说好过几日再合拢一同回重庆。
烈面区委很冷清，再没有两年前电话铃声不断的热闹场面。这里显出困难时期刚刚过去后的一派沉静。过去熟悉的一些干部，二麻哥这个孤老头，大队杜书记，经过了1961年冬天以来的风风雨雨，于今更历练了。说起1962年小春刚有收成，群众饿怕了，收麦子带平小口袋偷偷搓，胡豆地里尽是空壳壳，怎么处罚也制止不住“拿摸”。“我叫大家搓胡豆吃。”二麻哥坐在阶沿边对他讲述。“有人说，嗨，平常尝点新他就骂，今年叫我们吃？！你想，咋不叫他们吃嘛，走路都在打偏偏了。吃了几天，大家走路颠颠的，都飞得起啦。一共吃了三百多斤青胡豆。我说，这下不要偷？他们说哪个还想拿啥！”
两名妇女干部曹惠芳、陈秀碧，与他长谈了杜书记的为人、婚姻和做群众工作的情况。他记下一份完整的资料。
他的注意力转移到新结交的农民干部身上。西关公社四名下放支书的座谈，特别是其中的黄勤明的谈吐，引起他极大的兴趣。四人中他穿得最差，一件旧棉背心，一顶棉帽，脚下踏着草鞋。但脑筋灵活，说话容易激动，露出调皮神色。他挨过批判，领导的是远近闻名的落后队，经手半年，社员对他从辱骂变为尊敬。
区委毛书记陪他乘航标站的划子到西关去看黄勤明。他们先见到西关公社的张书记，谈起过去公开告状的一个姓陈的农民，后来当了张的面如何赞扬黄勤明。那个对话很有趣：“张书记，你给我们选了个好当家人！”姓陈的说。“你不是说，他是来给你们挖坑坑的吗？”张书记故意逗弄他，揭他的短。
“我从来没讲过这个话！”
“怎么没说啦？我记得很清楚，你跑了两根田垅把我叫住说的呢！”
“哎呀，那时都在那么讲嘛！”
沙汀发现这个张书记的谈话很生动，很有水平。农村的动作总没有城市快。十中全会的风刚吹到这里，所以，这次对他今后二十年的创作发生重大影响的西关农村调查，虽然已经有了所谓“抵制单干风”的内容，但主要还是了解农民干部在三年困难时期的所作所为。
张书记谈起了黄勤明为什么会遭群众骂。他们队贷了六百斤米准备换红苕藤，这时已是5月底，社员分的小春快吃完，便闹着要分米。黄勤明把米用柜子装起，任凭别人骂他偷吃也不吭声。后来仅用三分之二的米便换齐了苕藤子，过了端阳，担水栽下，才把二百斤余米放出来分给了社员。这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这些救命的米从他家原秤进，原秤出，不但颗粒未少，还多了二两。群众对他的态度于是大变。黄勤明对沙汀讲过张书记是如何领着大伙渡荒的。1961年打从3月起，这个公社旱了一百三十多天，不少队下了四回种：秧子、红苕、胡萝卜、秋荞，都死光了。西关的田地大多是观音土，秧子秆死了，锄头挖不动，要用钢千戳，撬棍撬，硬是第五次种上了白萝卜，收了！初夏，张还动员三队群众种南瓜，大家哪里有积极性？推说没得种子。张拿来四十斤，一户种三窝。后来全靠这些萝卜、南瓜过了荒年，群众感激得不得了。
顶住群众的“消极”，还要能顶得住上级的“积极”，才行。沙汀这些天，听到黄、张两人许多抵制工作组瞎指挥的实例。这是未来《木鱼山》的基本素材。
黄勤明队里抵制硬性条播小麦的办法是这样。上面一检查，群众就装傻：“挖不来沟呀！”工作组找来黄示范挖，“就这样挖吧！”转身还是照老规矩干。后来社员见工作组来了，对黄说：“你赶快去犁田，让我们来对付他！”
张当农业书记时，尊重社员，不彻底贯彻技术规格，检查团一来就挨批评。到了秋季，他的公社庄稼长得好，他又被提为第一书记。
可是这样干，是充满危险的。黄勤明向上级反映减产实际情况，“我分的口粮，一天只能吃几两”。就为了这句话，反右倾挨斗，大队支书降为支委。他娶的是地主女儿，这时又被加上包庇地主、贪污换苕种用的大米等恶名，驻社干部利用张书记在县里开会的机会，组织斗争会，让黄跪条凳、跪炭渣，把腿杆、膝头跪得浸出血来。张书记在县里、万年、烈面、西关四个地方都挨过斗。为了他反对公社第一书记五天收完红苕的不切实际的部署，他这个副书记在电话里与顶头上司顶撞，县里责令他检查。
非常的时刻，一个基层干部要顶住各方面的压力，是需要一点中国农民的坚忍性的。沙汀很了解川西的乡民，同样能体会到川东百姓的优良品性。他忘不掉黄勘明说过的一句话：“一个人呀，有的时候就是磨眼也要钻呢！”
他体会着这个处在磨石与磨盘之间的滋味，曾想写一篇小说，叫《钻磨眼的人》。后来还是把这句话“送”给《木鱼山》的主人公汪达非了。
（你解放后也一直在当干部，这里的推崇似乎包含你的心境在内？我不如他们。我经常心与愿违，或者言不由衷。所以我说过基层是“强者的岗位”）
本年10月下旬，他还去过三台，又一次与王达安朝夕相处了近二十天。参加乡、社各级会议，从旁观察王达安怎样处理日常事务。两人一起同饲养员、邮递员、拖拉机修配员谈话，甚至乘兴喝几杯水酒，使他增进了对这位出色的人的理解。王家每顿都是“搅搅”，社、县为了照顾他，三次送来猪肉，都使他心绪不安。靠了阅读带在身边的契诃夫小说《幸福》、《学生》，才压下烦躁。
王达安的工作水平常让他吃惊。看王的笔记，字写得比一般大学生都强。王不同意乡里的安排，主张全力把小春种下去，话说得很生动：“雁，已经过了。牛嘴里冒烟烟了。赤脚踩在泥土上已经觉到有点冷，不能再推迟了！”十中全会已经使尊胜有了富农“夺印”，霍家营“阶级斗争”的“经验”。沙汀思想上的弦也绷得紧。但是，王达安讲过的他从1959年到1961年的苦闷心情，还是很能打动他。与西关公社的干部反对浮夸后的遭遇大致一样，王也受过批评，后来在大小会上默无一语，不愿说任何做不到的大话，也不反驳别人。他也是钻在磨眼里了！像西关那种上级突击检查堆肥，就在靠近马路的田野弄些石块垒起，外面用泥糊上的做法，他们也被迫干过，心里是很难受的。
王达安使他不断联想到张书记和黄勤明。就在尊胜的一天夜里，他感到了创作冲动。用黄勤明的一个故事构成的《煎饼》（又名《隔阂》），已考虑了几个月，终于找到了前后通气的关键：只要把小说里的支书刘家柏留在老太太家吃煎饼的打算，写成是临时的、意外的，一切就妥帖了。心理的曲折度使小说结构摆脱了呆板，一下子定型。
《煎饼》是他“文革”前最后一篇颇见功力的小说。它定稿在1964年春，搞了将近一年。越来越强的表现“阶级斗争”的意图，对原来的生活进行“典型化”的改造。故事原型在他的札记本里是这样的：黄勤明队上有个生活富裕的养蚕妇女，霸占了工具，不肯把一部分蚕工交劳弱户做。黄几次晓以大义，都置之不理。一天乘她赶场的机会，说服她丈夫把养蚕家具搬了。后来她破口大骂，声称“我以后看到他的影子都要骂一个够”！黄勤明听说了，一个下午，女人正在煎油饼子，他一直走入厨房，笑笑说：“让我帮你烧火，你就尽气力骂。不过，挨骂饿了，油饼子我可要吃的！”硬坐到灶门口去。结果不但没再挨骂，还吃了两三个饼子，连粮票对方都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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