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仁义的人最和蔼可亲的企业家，最平易近人的企业家。
十七、1992年3月13日，王小凤被诊断无生育能力，飞往美国求医。张大为把到任三天的女秘书带回家中，成为最快和女秘书发生关系的经理。
十八、1992年3月14日，初战告捷，另招一女秘书，送第一位女秘书一栋别墅。
十九、3月16日，把第二任秘书带回家中，正式确定“三日秘书转情妇”的不动摇方针，即日生效。
二十、1993年5月16，王小凤病愈归国，并带回一个刚满月的婴儿，张大为见面的第一句话是：这孩子谁的？难道你由怀孕到生育需要十几个月吗？
二十一、1995年，获全省“九十九大杰出青年”的荣誉称号，并被《财富周刊》又一次评为全省首富，被省妇联评为“模范丈夫”。
二十二、1998年，他和情妇做爱开始用一种先进的避孕药代替落伍的避孕套，获得情妇们的一致赞同。
二十三、2001年7月开始，陆续为108位情妇购得各种款式的宝马轿车，使省城出现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年底多家媒体把出现的108辆宝马车称为“神秘的宝马事件”。
二十四、2005年1月12日，死。
第11辑第135节：香蕉月亮（1）
作者：程静
新年伊始，车厢里稀疏坐着过完元旦赶回纽约上班的人们。不过下午四点左右，天已黑了。间或窗外一片亮，那是进入市区，出了城又是一片灰蒙蒙的树林、旷野。很冷了，可暴风雪还没刮过来，期待中的“白色圣诞”过得阴嗖嗖的。
我手上拿着本杜拉斯的《街心花园》，心不在焉的翻着。
“这些布列塔尼人本事很大，他们成千上万地在巴黎火车站下车。
……
这些人脑子里只想一件事，那就是继续生存下去：千万不要死于饥饿，无论如何每天晚上能有个栖身之处。
此外，他们也偶尔遇到个人，一块儿聊聊。说说大家的不幸，谈谈各自的艰难。这一幕幕发生在某个夏天，发生在街心花园里，列车车厢内，市场咖啡馆，那里人群络绎不绝，还有吹拉弹唱。照他们的说法，没有这些，他们大概无法摆脱孤独与寂寞。”
真是本闲书，讲一个作小商贩的男人和一个萍水相逢的女佣没完没了的谈话。我打了个哈欠。暖气开得太大了，无聊假期的结束和又一个无聊学期的开始令我烦躁欲睡——如果守着冰箱，我会烦躁欲吃——索性拿了书垫在扶手上，一头栽了下去。
“看！日月同辉！”我拉拉厉放的袖子。
“嗬，真的。”眼镜片后他那双梦游似的眼睛难得的聚一聚焦。
我从来没在正午时分看到过这样的情形。蔚蓝的海水、漫步沙滩的白鸽和身后的大西洋赌城都因了这对望着的红日和圆月显得有些诡异。
“能不能都拍下来？”
他摆摆手中的小破相机，对这样的问题根本就懒得回答。
他是我知道的最懂得节省体力的人。除此之外，厉放同志还有其他许多优点，比如像康德一样按时散步（以及按时吃喝拉撒等等）。十几岁的时候他称这样有利长寿，的确是个从小就有远大志向的人。如今谁若嘲笑这些习惯，他不再解释，只摆出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表情。
我们上次出游是他出国前的夏天，在昆明植物园里好歹还呆了五个小时，回家的火车上梦见大团大团五彩缤纷的花。今年大西洋城只逛了三小时，赌了十元，输输赢赢，最后用筹码换回七元半——别人一换就几十成百上千，可我们没有信心在短时间内输光，更不指望能赢……现在半梦半醒之间还能看见日月同辉，真睡着了，保管梦里什么也没有。
幸亏没睡沉，不一会就听见New York Penn Station 到了。我读书的地方离纽约还远着呢，得换乘灰狗。顺着人流走出站台，一抬眼就看见greyhound 的标志。来的时候可和火车站不是一个地方啊，不管如何，我打算先看看这个车站再说，时间还早。再一看指示标——乖乖！是不是做梦啊？这是Newark Penn station ，我下错站了。
对于Newark我并非一无所知。当初就想坐灰狗到这离普林斯顿近些的，可厉放说Newark黑人太多，我又是晚间到，绝对不可，他接都不行。考虑到这是他头回对我的安全发表意见，这个城市恐怕算得上臭名昭著了。
候车站只有二十平房左右，没有电子显示屏，门外也没有车道；厅内挤满了拖儿带女的黑人，售票口只有一个女人，一个黑女人。我还算是沉得住气的，先问了售票小姐车次，审时度势还是在这等巴士好；转回去坐火车，一动不如一静。给厉放打了个电话——如我所料他不在，必是到实验室上网去了；如果一天不能在电脑前坐八个小时以上，这人会坐立不安如没奶喝的婴儿——我在的这些天就这样。我不清楚他整天在网上干什么，以前还好奇过，现在不想了。偶尔我也在网上乱逛，看到“手指插进去感觉不到女友的处女膜是怎么回事”一类的帖子，会想像一下厉放敲键盘的样子，觉得有些滑稽。
我留言没说下错站，只说“到了再给你打”，这样如果一切平安，就少给他一次说我糊涂的机会；如果我失踪了呢，可以按来电纪录追查到Newark。至于我为何半路下车，又如何出事，就是侦探小说的内容了。一边犹自浮想联翩，一边却在闷热的厅里冷不丁打了个颤。
如果不是这么多黑人，这倒有点像国内的车站。有人抽烟，还有打嗝打出来的啤酒味；明明只有一个口售票，队却歪歪斜斜站了好几排；位置还有空的，可都脏得没法坐，还有几个家伙横躺着。我看中了窗边一个位置，取了份免费报纸垫上坐了。下班车大概还有一个钟，过路车，售票的小姐也不确定时间。既来之则安之，我又掏出《街心花园》。
第11辑第136节：香蕉月亮（2）
一个男人，一个女人，街心花园里碰见了，聊聊天，说说各自的经历、困惑、梦想或痛苦，平淡无奇得没什么不能相信的，可在我的生活中从没发生过。首先，我只在小时候和父母一起去过市民广场，很少外出独坐；其次，旅行中我可能会和老人、妇女、学生聊天，可绝不会和陌生男人搭腔，这是一定的；最后，我没试过和生人讲任何复杂的、私人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除了大学里和女朋友们谈烂掉外也很久没和人讲了。真奇怪啊，我们关注浮光掠影的东西，比如购物、足球、减肥和网络，却不习惯现实中人与人的交流，尤其是关于自己本身的，不借助任何外物——比如女明星的日本军旗装——的话题。
我有路途中顺身带书的习惯，大概是当年背单词养成的习惯。无论如何，我是真心喜欢书。十年前读书是为了学会思考，现在读书是为了少想，任由作者牵着自己，苦也好悲也好平步青云也好生离死别也好，书一合故事还是人家的，自己什么也烦不上。倒反没有书，恐怕还会不小心生出些幽恨闲愁来。
不过眼前的这本书有违我读书的初衷，它太琐碎，节奏太慢，以致我不得不思考。
“我忘了告诉您：有个人时不时在注视您。”
“我知道。是不是走近了？”
“对，走近了。”
“没有理由吗？”
“没有理由。这时，交流就不再泛泛而谈了。”
“那又怎么样，先生，那又怎么样？”
“我在一个城市从不超过两天，小姐，最多三天。我买的东西没必要让我呆那么长时间。”
……
猛地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一抬头，眼前的男人好似从书中跳出来——尽管我没设想过主人公长什么样——冲我龇牙咧嘴的一笑：
“小妞，往哪去？”
我吓了一跳，还没明白怎么回事，人已站起来：
“对不起”，我习惯性的嗓子里哼了一声，拎着包逃到对面。慌里慌张之中踩到了某人的脚，小声又说了句“对不起”，对方的回答却是豪爽的一阵大笑。刚才问话的黑人向同伴挤了个鬼脸，两人移到我面前，瞪圆眼似笑非笑的直直望着我。
理论上说我相信黑人做鬼脸和白人、黄人没什么不同，我也不是种族歧视主义者，可就是害怕。一张张脸夸张的扭动着，感觉像置身在热带丛林和猩猩在一起——害怕有什么办法啊！我只想一个人安安静静熬过这几个钟，都不行吗？
我逃也似的出了候车厅。门外还有一层半敞着的玻璃门，两层门之间大概4平方的空间，堆了几件还没运走的行李，侧面又有扇门，紧闭着，应该是通往行李房的。靠着这扇门，坐着个衣衫褴褛的男子。
流浪汉？乞丐？
一个白人，年轻人。
他的样子很怪——并不是丑，只是线条过于僵硬，给人一种狰狞的感觉，让我想起学校海报贴的暴露狂头像——可这种感觉在他看过来的一瞬间消失了。确切的说，他并没有看我，只是把头转过45度角，与我正面对了一下，我丝毫感觉不到他目光在我身上停留，连蜻蜓点水的接触都没有，尽管我们面对面，两米内的距离。
一张忧虑的脸，希腊式方正的轮廓，浓眉凹眼，可是目光是空洞的，嘴角向下紧抿着。
——忧虑，我不自觉用了这个词，其实我先感到的该是英俊，英俊的面孔才善于表达这种深沉的情绪。
他的身边有个圆柱形的锡皮盒。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啊，去年这时候好像还有人愁钱花不出去，前年的圣诞餐具才用了一次又换新的，桌布没铺出来就不想要草莓图案，第二天又去买张卡通的。然后不知何时，萧条啊，失业啊，股票跌市啊，像雪球一样在人们嘴边滚过，圣诞老人的口袋换成了街边接钱的帽子。而且，伸出的手并不衰老、虚弱；相反，像这样精壮的年轻男子似乎多于老人妇女。这真是我所不能了解的事。
我有些犹豫——退回去是不想了，外面？——门口灌进一阵冷风。
他突然嘀咕了一句什么。
“啊？”我不确信他是在跟我说。广场上不时有要钱的向我招呼，从来没试图听懂过。
他晃晃盒子里的钱币“小姐，我收工了。”
他还是不看我，只盯着盒子里面，脸上浮起大男孩特有的顽皮的笑。他的睫毛又长又卷，给苍白的脸平添了几分天真。
我想他或许比我还小呢，离家出走吧？想着，就在他旁边的几张废纸壳上坐下了。
奇怪的，这下反倒放松了。
这两层门之间的地盘刚刚好，不那么热，也没有难闻的味道，空气清冽，我好像这才从下错站的昏眠中彻底醒过来。
第11辑第137节：香蕉月亮（3）
厉放还是会问我为什么半路打电话的吧？他那种科学动物，有对万事万物寻根究底的强迫症。出于他对我一贯的“有罪假定”，推测出我下错站不费吹灰之力。问题在于，他听到留言的时候，会不会把它当作一个问题？记不清他已经没把我、我的一切举动当成问题有多久了。进一步说，专业以外，对于这世界，我们每天吃喝拉撒嬉笑怒骂的世界，他已经很久没发现一点问题了。
我也好久没把他当个问题这样想想了。靠在墙上，我听见自己叹了口气。
十来年前，当厉放哥哥还是升旗手，每周做“红旗下的报告”时，还是个好高谈阔论，整日跟同学老师甚至我老爸争执不休的家伙。我不大明白他说些什么，可是他的眼睛，熠熠生辉的眼睛，明白无疑告诉我他是对的！我从没怀疑过他，就像一个最坚定党员。只是过一段，他又否定自己。
“可是你上次说……？”
“我没有。”
“有。”
“你肯定记错了，我是说……。”
“我没有。你说……”
“……就算我说过，笨笨，万事万物是变化的嘛，有点发展的眼光好不好？”
或者“不要尽信我啊，学我点怀疑精神。”
直到某一天，校园里一个有蛙鸣的夏日夜晚，我们一次比较有意义的长谈中，他通知我，虽然实践范畴作为科学工作者，他坚持唯物论，相信科学；但是，本质上，他是个不可知论者。他跟我谈到量子力学，宇宙和人类历史以及该死的哥德尔定理——该死是我的看法。原来这个世界以及我们的存在并不是确定的，不过是个概率分布；原来根本分不清真伪，甚至没有“非”的定义，任何一个我们信奉的、赖以生活的定理都是不完备的；未来不是给定的未来，而是一种“构造”（天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他还说到哲学——他读研以前，我尚在中学，有几年只凭书信交流了，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始读起西哲——这原是他成为准科学工作者之前不屑的；那时候他认为研究现象就够了，哲学只会是聪明人糊涂。他推荐我看加缪的小说——比如《局外人》，既然我不会去读纯理论书。我抬抬眉毛，做了个“老天”的表情。我知道加缪说自杀是唯一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这话让人一听就郁闷——然后他说算了，别费事看了。他又第一千遍讲起他那个跳楼的导师，可和每次一样，和校方一样，对这位中年有为的教授为何轻生语焉不详、讳莫如深。
最后，在我疲倦的觉得大脑吸收不了更多信息时，他看着我说：
“你什么都没经过，看得少，我说的你还不明白。”
我一直是他的好学生，况且我长大了，这一次，我听得比以前好多次更明白。是的，我长大了，不会再把他语气里的无所不知、沧桑和厌世——好像有那么一点——太当回事。男人就是这样的，尤其是他这种。总想显得比别人能。其实我都明白，我不说，不让他知道我有多明白。想到这，我狡黠的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