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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赞同孔子的一句话：人心比山川还要深险，了解起来难于知天。天尚且有春夏秋冬昼夜之分，人的情感却深深掩盖在外表下面，不易分辨。在论述“文如其人”的时候，钱钟书拈出了《吕氏春秋·论人》中“六戚四隐”、“八观六验”的观人之法。意思是要真正了解一个人，要先看他和父母兄弟妻子如何相处，再看他在新交、故友、居处、邻里中的表现。除此之外，还要看他通达、高贵、富有、穷困的时候有什么表现，看他爱好什么，从学习中得到什么，是否言行一致，心情处于喜怒哀乐、恐惧、痛苦中时，是否还能坚守自己的志向。掌握了这些，才能透彻地了解一个人。对比之下，也足见“知人论世”、“文如其人”观点的幼稚。
那么“文如其人”是否就一点儿道理都没有了呢？钱钟书的回答显示了他在治学方面一贯的科学客观的态度。他说，人们津津乐道的“文如其人”，原话其实是“文本诸人”，即写出的文章是取自于作者本身，或者像一个罗马人所说，有如此的生涯，才有如此的文辞。其实文章的语言格调中往往会流露出作者的本相。性情狷狂的人，写出的文章不可能完全澄澈淡泊；性格豪迈的人，也不会写出谨严的作品，所以说“文如其人，在此不在彼”。文章所讲的内容是实在的，其是非高下都可以考证。但是，作文的口气是从作者的性情中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的，无论怎样掩盖自己的真实想法，他的气质修养、心胸肚量却无法改变，面纱揭开以后露出的还是真实的自己。正是这些连自己也意识不到、在文章中却充溢于字里行间、看似虚幻、不可琢磨的东西，才是永远不会背叛自己，忠实地呈现着自我的东西。
钱钟书举了扬雄和阮大铖＇8＇两个例子。扬雄模仿孔子写作《法言》，被一些后人奉为“儒宗”。但是，他的模仿并不高妙，也常常招人耻笑。钱钟书指出，扬雄虽然模仿圣人的口吻，却节省了助词，用熟字代替，口吻矫揉造作，完全没有孔子那种浑厚完整、高山大川一样的磅礴气势。其他人也曾说扬雄措辞滞涩局限，剽窃的痕迹十分明显。他和孔子的区别就在于，后者是无意为文，但高尚的人格修养、精神魅力，在言谈举止中自然呈现。前者却是有意为之，为文而文，语言终究无法拔高自身的境界，反而在这种伪饰中露出破绽，让真实的自己显得更加可笑。
在与明朝的宦官魏忠贤的斗争中，阮大铖是出卖东林党人的奸贼。他的诗虽然有意做“山水清音”，听来却让人浑身不自在。钱钟书摆出其中一句“悠然江上峰，无心入恬目”，这大致是模仿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但模仿得极其拙劣。写心情的恬淡，用了一个“悠然”嫌其不足，还要加个“无心”，觉得仍然不足表白自己的心境，再用“恬目”来形容。本来为了表明自己澄怀息虑，无意于人世的纷争，寄恬淡无为的心境于自然，但三词连用只觉饶舌，毫无诗歌“不落痕迹”、“不涉言铨”的空灵之美，艺术效果和所言之意形成鲜明对照，诗句像不厌其烦的自我标榜，惟恐不为世人所知。联想他出卖东林党人的恶行，一个口是心非、搔首弄姿的奸贼形象跃然纸上。
好学深思者也许会问，文章除了可以见出一个人的性情，就不能证明他的人品、德行吗？钱钟书解释说，看文章虽不能看出作者生平为人行事之真，却足以证明作者愿意成为什么样的人，自诩为什么样的人，以及希望别人把他看做什么样的人。晋人潘岳＇9＇谄媚高官，贾谧的车子出来，他望见车尘就拜倒在地，可是他做《闲居赋》希望别人把他看做清高自守的人，由此可以看出潘岳为人的虚伪。为人真诚的人，在文章中总会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他真诚的一面；虚伪的人，无论如何总会在文中表现出来。这两种情况都是真实的。能分辨出文和人各有其真，也就大体把握了人的真伪和文的真伪。
通过对“文如其人”的论述，可以看出钱钟书对为文为人的精辟见解和他对至真至诚的追求。
论“文德”
写文章要讲究文德。在文德的诸多定义中，钱钟书认为章学诚＇10＇的看法比较合理。文德就是提笔为文时的态度，正心诚意，实事求是，不献媚邀宠，不大言不惭地说谎话，即一般人所谓的文学良心。有追求真理的勇气是有文德的前提基础。
作文和做人各有不同的标准。善良诚信之人未必做得出好文章，仅凭一篇才华横溢的文章也无法判断作者的为人。道德与文章好像并没有必然联系。但是，在大多数人心目中，著书立说是一件严肃神圣的事。它不仅是个人才华、心智、创造力的燃烧，是生命价值的体现，更重要的是，文章世代流传，和社会风化密切相关。正是因为有那些视作文为生命、更视作文为一种神圣使命和责任的人，我们的文化宝库才能积累下一笔又一笔的财富。他们以生命诠释了文与人的统一，使我们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文德。
文德，历来是文人学者热衷于讨论的一个话题。钱钟书也曾对此发表过自己的见解，他将文德划分为六类。第一种是指“政治教化”，区别于“军旅征伐”。如《论语》中说“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就是说，如果偏远地区的民族不肯服从，就要提高本国的政治教化水平来感化他们，使之心悦诚服；第二种泛指人的操守言论的表现。“文”与“纹”相通。虎豹有适合他们的威猛矫健的花纹，星空呈现出变化万千的迷人景象，这是自然藉以示人的花纹。著书作文、举止行动显示作者的品德，是其德操的标记。因此，没有德就不能见之于文，文恰好足以显示其德，文德的意思就是“品德流露为操守言动”。文与德之间，更偏重于德；第三种意思就是指著书作文。如王充＇11＇《论衡》中说：“官虽倾仓，文德不丰，非吾所臧。”意思就是虽然高官厚禄，但是胸无点墨，文无一词，这也不是他所欣赏的。文与德之间，更偏重于文。但是，无论偏重哪一方面，文与德始终互相贯串，德因文显，文因德着，两者既相区别又互为表里，这两种意思都是王充所解释的；第四种意思是章学诚所谓的“文德”，也是钱钟书最赞赏的一种。章学诚说：“凡为古文词者，必敬以恕。……敬非修德之谓，……恕非宽恕之谓……知临文不可无敬恕，则知文德矣。”又说：“德者，何也？谓著述者之心术也。”文德就是提笔为文时的态度，正心诚意，实事求是，不献媚邀宠，不大言不惭地说谎话。钱钟书说，章学诚的文章之德实际上就是今人常说的文学良心，一般道德修养的人，不一定有章氏所谓的“文德”；第五种意思是指成章之后的性能功用。南北朝时期的文艺理论名著《文心雕龙》中说：“文之为德也大矣”，就是说文学的教育功能、认识功能、审美效应都十分显著。“德”即功用或属性。第六种是以能做文章为有文德，与道德修养没有关系。这一含义从未有人明确提出过，是钱钟书从唐朝人的文章里拈出来的。
这六类对文德的分析，或笼统含糊，或粗疏肤浅，只有章学诚才把著书作文时的居心——正心、诚意、不昧良心——作为文德的内涵。但章学诚讲“史德”（修订史书作者的必备之德）比较多，后人的理解也多偏于这个方面，而对他的文章之德，很少有人像钱钟书谈得那么透彻。钱钟书强调的是“文章之德”，即“下笔时”对自己的要求准则。不仅编订史书的人需要遵循这种准则，一切“求道为学”的人，都须遵循。钱钟书引用荀子的话：“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辨；不动乎众人之非议，不冶观者之耳目，不赂贵人之权势，不利传僻者之词。”这才是著书立说的德操。仁心即善心，“以仁心说”指教导别人的时候，应当以善意的开导为主，不用华丽的辞藻，尖利的词锋。学心即虚心，“以学心听”指聆听他人教诲时要谦虚恭敬，不争辩。公心即至大至公之心，“以公心辨”指辨别他人之说时，应本着公正的标准。能做到这三种“正心”，才能做到下文的“四不”。“不动”是说不为众人的非议所动，不随波逐流，坚持真理。“不冶”是不投观者所好，不哗众取宠。“不赂”即不贿赂贵人，不趋炎附势。“不利”指不附和传播者的邪僻之辞。“四不”正是为文的胆识和勇气，是为文的德操。
黑格尔教导学生时说“治学必须先有追求真理的勇气”，钱钟书认为这是以文德为前提的。南北朝时的范缜＇12＇、刘勰、钟嵘＇13＇在他心目中就是有真理之勇的人。他就以他们为例来说明文德。范缜是南朝齐竟陵王萧子良的侍从。竟陵王是齐武帝的二儿子，地位尊贵，极有势力。他深信佛教的因果报应、轮回转世之说，而范缜不信佛教。子良问他，你不信因果，为什么人世间有富贵贫富之分呢？范缜回答道，生命好像开在枝头的花，在同一个枝条上成长，在同一个花蒂上开放，随风飘落，有的落在华美的枕席上，有的落在茅厕里，这就是您和我的差别。子良不能说服他，很不高兴。范缜又写了《神灭论》说明自己的观点。子良做了梁武帝后，旧事重提，发动群臣对范缜口诛笔伐，但《神灭论》的思想严谨周备，尽管发难者气焰甚嚣，范缜却岿然不动。《神灭论》依然成为无神论的典范之作。钱钟书评论道：反对者声势显赫，讨伐之声拥满朝廷，即使这些人强词夺理，虚张声势的样子也足以把人压倒，范缜不但不退缩，势单力孤反而抗辩滔滔，以一对多，使得梁朝君臣好像麻雀群集斗鹰鹞，好像群狐斗虎，人虽众多终究无用。或者范缜的勇气是因为梁武帝的大度，所以他有恃无恐，总之两者都是难能可贵的。《荀子》曾说，若天下的人能了解我，那就和大家一起同甘共苦。若人们不了解我，那就巍然屹立于天地之间，无所畏惧，这是大勇。范缜的为人可称为大勇，能写出千古流传的《神灭论》也并非偶然了。
开六朝文论之先的刘勰、钟嵘属于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不贿赂权势的“文德”之士。刘勰创作的《文心雕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体系的文学理论著作之一。钟嵘的《诗品》是专门论述诗歌的第一部著作。两本书被后世学者誉为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双星”。两人能为文学批评做出不朽的贡献，和他们不随波逐流的文德有关。梁昭明太子、简文帝非常赞赏陶渊明，但刘勰、钟嵘自有独立的见解，并不因皇帝的喜好就对陶渊明另眼相看。《文心雕龙》除了在《隐秀篇》中将陶渊明一笔带过之外，其他地方就不再提及。钟嵘在《诗品》里虽然将其奉为“隐逸之宗”，论及陶渊明的“人德”，却将他列为中品。钱钟书评论说：刘勰、钟嵘不是陶渊明的知音，但是，刘勰作为昭明太子门下的侍从，却不因权势改变自己的立场，不说违心的话，其文德几乎能和范缜相媲美了。对陶渊明的理解如何暂且不论，钱钟书欣赏的是两人作文的勇气和独立品格。
孤陋寡闻却偏要架起空中楼阁，为了维护自己的孤陋之见而诡辩，歪曲真理，说着违心的话哗众取宠，都是缺少文德的表现。本着科学的态度追溯事物的本原，本着好学深思的态度探究事理，不惧怕改正错误，面对打击压制不退缩，都可认为有“真理之勇，文章之德”。钱钟书引用一位17世纪英国哲人的话：深思好学的头脑必须同时有纯正的心灵和端洁的精神。我要把道德作为最严谨的名辩。后一句话含义精深。心灵的辩证法是最严谨的逻辑思辨，任何伪饰的行为都不免留下破绽。心之诚伪无论表现得怎样委婉曲折，都会呈现其本质，逃脱不过心灵的逻辑裁决。所以，没有文德的人怎样伪装也绝难写出天下的至文，除了有才华和学识，追求真理的勇气和下笔时的道德良心才是写好文章的前提条件。借用《文心雕龙》里的一句话“修辞立诚，无愧于心”。尽管作文和做人会有不同的准则，文章和作者也会有这样那样的差距，但一个“诚”字，却是两者共同的品德。正是有那些尽管身处不易之境仍不肯违心罔己的仁智之士，用他们的言行，用他们的文章之德和真理之勇，写下一篇篇光辉的文德论，才有了人类文明精神的绵延传承。历史，因他们而传承，因他们而可信。
要点
1．作文和做人既有相通之处又不尽相同。立身须谨重，文章须放荡。没有曲折委婉的笔触，写出的文章会失于平淡。刻薄人善做文章。
2．虚构创造是作品的生命。不能把作品看做作者的身世自道。以文章判断作者的德行善恶，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把作品的虚构想像和作者的亲身经历混为一谈。
3．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文不一定如其人。文章中的作者和生活中的作者经常自相矛盾。文章的格调境界是作者性情的自然流露，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如其人。文章中的人和生活里的人都是真实的，这说明了人的复杂性、两面性。
4．做人要有道德，作文须有文德。文德的基础是追求真理的勇气。
注释
＇1＇ 诗史：是中国传统的对诗歌本质的看法。中国是一个重视历史的国家，很多人把诗歌和历史混淆起来，认为诗歌要有真实的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