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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选择了后一种斗争方式，这种斗争方式与蹲监狱相比是更加困难的并蕴含了极大的风险和艰难。我不得不与自己心爱的妻子和孩子们分离，与母亲和姐妹们分离，在生我养我的土地上作为一名逃犯而生活。我不得不关闭了法律事务所，放弃了自己的职业，像我们人民一样生活在贫穷与困苦中。我将在以后的艰苦斗争中，即将到来的工作阶段里，继续作为全国行动委员会发言人。我将与你们，肩并肩地抗击政府，一寸一寸地、一英里一英里地夺取胜利直至最终全胜。你们将怎么办？我将与你们同行吗？抑或你将与政府合作，致力于压制你自己的人民的主张和渴望？或者你将在关系到我的人民，我们的人民生死存亡的大事上保持沉默和中立？就我个人而言，我已经作了选择。我不会离开南非，我也不会屈服。只有经过艰难困苦、牺牲和采取具有战斗力的行动，自由才会取得。斗争是我的生命。我将继续为自由而战，直至我生命最后一刻。”
第四章 “民族之矛”
二、“靠枪活着的人将死于枪下！”
被禁止的非国大，经过内部讨论，一个由纳尔逊·曼德拉领导的小组承担起“民族之矛”（Umkonto we sizwe）的组织任务。
转向暴力的决定并不是轻而易举就取得了一致意见的：有些人对暴力行动的有效性及时间安排持保留态度；就曼德拉自己而言，虽然自己坚决地提倡这种政策转变的必要性，但由于他自己长达20年的训练有素的非暴力斗争经验将不再有用，因而也显得有些沮丧；另外，显而易见，如果非暴力抵抗过去是被大屠杀粉碎的，那么暴力战术就将会遭受到无以复加的暴力镇压。
非国大是由一群主张非暴力政策的人组成的政治机构，它是不会卷入暴力冲突的。但是如果此类暴力行动能得到很好的控制，那么他也并不反对。西苏鲁将继续待在非国大内，而由曼德拉来领导“民族之矛”（MK）。这样，从非国大成员和共产党成员中挑选出的少量成员开始编组。
从冬天到春天，该计划一直进行着。曼德拉十分想念妻子温妮和女儿们，他经常从各种藏身之处溜出去与妻子见面，这常常令他的战友们惊恐不安。温妮为约翰内斯堡的儿童福利院工作，经常探望居住在城里和郊区的孩子们并出席少年法庭。曼德拉乔装打扮看起来不可能而实际上却很有效，诸如擦玻璃者、小公差、司机等。有一次，温妮的车出了毛病，她在其办公室里接到了一个纸条，上面要她开车到一个特定的拐角处，那里，一个穿蓝色衣裤的高个男人钻入汽车，并要温妮从驾驶座上挪开，然后这个男人将车开进了一个车库，在那里他给温妮买了辆新车，然后又将温妮送回市中心，在一个停车牌下停车，道声“再见”后便消失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说实话，开始连温妮都没认出他就是曼德拉。
当曼德拉在中产阶级白人居住区的一套公寓中居住时，他的房东——沃尔菲·科迪什发现他对有关战争的书爱不释手，并认真钻研，例如毛泽东、格瓦拉、科德尔哈特的有关著作，以及里茨突击队。尤其是克劳塞维茨的一流著作，他阅读时，精神高度集中并力图挖掘其内在含义。这样，便产生一个问题：如何向房东雇佣的祖鲁族的清洁工解释一个作为客人而居住在这套公寓中的黑人——曼德拉的出现以及这个黑人却整天闭门并不外出的事实。他们一致认为科迪什应该告诉这个清洁工“大卫”（曼德拉的化名）是一个准备出国的学生，他将在公寓里学习直到一切安排妥当之后。科迪什出去工作了，等他吃午饭时回来，却发现曼德拉和那个祖鲁族清洁工一边闲谈、一边欢笑。而这已不是第一次了，他总是注意到曼德拉与下人们融洽相处的方式；在另一家中，那个厨师只有在为这个“大卫”办事时才会显得快乐。科迪什每次早上5点醒来时，总是发现他的隐密的客人身着运动服，在房间里原地跑步，这使他略有不安之感——但是这是曼德拉的室内锻炼习惯，如果每天早上他不能外出散步两个小时的话。
10月份后，曼德拉拥有了家庭生活的外在形式。“民族之矛”租了一个小的农场，称之为利里斯利，位于约翰内斯堡郊外的利沃尼亚，一套公寓隐没在一群附属建筑物中，这所公寓对一个至今仍靠乔装从事冒险活动的不被法律保护的人而言，是极其理想的。温妮带着泽妮和津姬先后换乘几次车到那儿。这是许多日来的第一次，使温妮有机会为纳尔逊做饭，也使曼德拉可以带着孩子散步。
马克加图和马卡基韦也来探望了自己的父亲。泽妮是带着自己的梦想——父亲居住的杂乱的屋子将成为自己的家——来到利里斯利的。
“民族之矛”的密谋者与他们的非国大顾问可以在利里斯利更加高效率地工作。政策上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民族之矛”开始接纳所有种族的人，虽然其核心骨干成员（积极分子）依然是非洲人。在不得已的与世隔绝状态下，一种深邃的同志式友谊在共同分担风险时滋生，当他们制订计划时常感到兴奋不已。
从理论上讲，有四种形式的暴力可供选择。它们是破坏活动、游击战争、恐怖活动以及公开的革命。从它们的政治背景的角度来看，其必然的逻辑选择只能是：破坏活动。曼德拉后来强调“因为破坏活动不会造成生命的牺牲，并且它也为未来的种族关系带来了最光明的希望”。痛苦将被限制在最低限度内，并且，如果这种政策一旦成功，民主政府就会成为现实。
限制暴力程度的决定同时也是基于如下考虑：避免将白人与黑人拖入内战。曼德拉考虑到如果布尔人与英国人之间的战争创伤要经过50年时间才能愈合，那么要消除国内种族之间的战争又将需要多么漫长的岁月呢？
由于南非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国资本与对外贸易，“民族之矛”的成员们希望通过“有组织有计划地破坏能源工厂，干扰铁路运输和电信业”来“吓跑外资”并且“会给商品从工业地区按时运到海港造成很大的困难”。最后，这种对国家经济生活的极大消耗确定无疑地会迫使选举人考虑自己的处境。
曼德拉总结道：“民族之矛”将从事破坏活动；从一开始，其成员就将接受严格的指导，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允许伤害他人，更不要说杀人啦。以曼德拉为首的全国最高指挥部将负责破坏活动的策略安排及确定目标，曼德拉则主持训练与资金筹措方面的工作。地区指挥部则被建立起来直接指导当地的组织。
曼德拉他们面临着大量的问题。在强大而庞大的警察部队的虎视眈眈下，他们不得不将整个机构分散开来，建立若干小分队，这多少都在“M”计划中预见到了。每个人应该知道多少？如何保证不泄密？从历史上看，非洲人民一贯是公开斗争的，因此有些人视秘密活动为胆小行为。由于长途跋涉对非洲人民来说一直是较困难的，那么在电话被监听、录音的情况下，如何保持相距数百英里不同中心之间的联系呢？即使在乔装打扮的情况下，他们也会因为不公的法律而冒着遭受武断质询的危险。
经过半个世纪的公开对抗、抄查与逮捕，警察已经对绝大多数政治活动家，建立起了令人可畏的记录。这里的黑人警察与白人警察几乎一样多，但是整个国家却由于告密者的阴损而千疮百孔。如果你了解到一个告密者可以因告发而获得130英镑奖赏的话，就不会对此感到惊诧了。
就实际行动目标而言，由于主要的设施都有重兵把守，行动会有相当大的困难。最后，破坏活动涉及巨大的个人危险，甚至有被判处死刑的可能性。
伊丽莎白港是长期以来最为重要的军事基地，“民族之矛”很快就在新布赖顿建立起了21个小分队，而在夸扎克里镇则有33个之多。那儿的保安警察对黑人通过蔑视运动所造成的伤害至今仍隐隐作痛，在随后的几年里，他们将要打击的不仅仅是从事破坏活动的人，而且还有一切政治活动。
当时，因为警察布下的天罗地网依然没能抓获曼德拉，他的地下生存斗争给予了他的人民以极大的鼓舞。但是，曼德拉在不断地冒着风险，这其中也不乏鲁莽的例子。在11月份，周游了纳塔尔和开普省之后，曼德拉再一次侥幸逃生。当时，他是司机模样的打扮，正在约翰内斯堡的一条拐角处等候接他的车，但车并没有来。突然，他看见一名黑人治安警察靠上前来，而且那警察盯着曼德拉的眼睛。曼德拉认为那警察认出了他，幸好那个警察经过他面前时，只向他眨眨眼睛，并翘起大拇指对非国大表示崇高的敬意。
1961年的12月份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当非国大领袖艾伯特·卢图利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时，非国大长期以来所坚持的非暴力政策受到赞赏与欢呼喝采。艾伯特·卢图利强调“荣誉不属于我个人，而属于非国大，我只不过继承与坚持了可追溯到50年前的非暴力政策，我很乐意执行这个政策。”然而一周之后，12月16日——英雄节，非国大传统上召开年会的日子，“民族之矛”开始了行动。战斗者们引爆了设置在约翰内斯堡、伊丽莎白港和德班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目标上的炸弹。在此次爆炸行动中，有一名战斗者牺牲。
传单上这样声称：
“民族之矛”将继续采用新的方式去坚持斗争。
声明说：我们“民族之矛”一直在追寻着，正如解放运动所追寻的一样，要通过不流血、没有国内冲突的方式寻求解放。甚至在这一最后关头，我们也真诚地希望我们的首次行动将使每一个人清醒地认识到种族主义的政策所造成的灾难性局势。我们希望能让政府及其支持者清醒过来，而不至于太晚，这样政府及其政策能被改变，以免濒临内战的绝望境地……任何一个民族都会遇上这样一个时刻：要么屈服要么奋起反抗，只有这两种选择。现在，在南非，这一时刻来到了。我们不能屈服，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用我们的力量，通过各种手段，狠狠地还击，以保护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未来以及我们的自由。
政府曾经错误地将和平运动视为软弱；将人民的非暴力政策视为对政府暴力的大开绿灯……我们正在致力于探索一条解放全国人民的新的道路。＇1＇
1962年1月初，曼德拉偷渡出境。他出境前的最后一个晚上是在北部郊区的一个多年的老朋友家里与温妮一起度过的，那是一个安全的地方。曼德拉飞向埃塞俄比亚，海尔…塞拉西皇帝正在主持一个全非洲自由大会。这次飞行是曼德拉生命的头等大事，完全是一次令人狂喜的经历，他有生以来终于第一次成为了一个自由人。在亚的斯亚贝巴，曼德拉会见了奥利弗·坦博，正是他安排曼德拉在这次大会上发表演说。曼德拉受到来自东非、中非以及南部非洲代表们的热情接待。在向那些对南非实施制裁以及给予难民和自由战斗者以政治庇护权的国家表示感谢过后，曼德拉谈到未来的斗争，他说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艰苦的，需要民族运动的最大限度的团结。他说：“赤裸裸的武力与暴力是南非政府在镇压非洲人的斗争以及压制他们的渴望时公开使用的武器。”曼德拉描述了压迫政策、对政治领导人的迫害、叛国罪审判以及在沙佩维尔和特兰斯凯紧急状态法中的大批的拘留、扣押。他谈及在50年代广大农村的广泛的不满与抗议以及1961年的“闭门不出”运动，这些都被警察和军队的更加野蛮的暴力所镇压。然而，人民没有被吓倒。当非国大被宣布为非法之后，非国大立即发表声明，宣称它无视政府的禁令将继续地下斗争。
“南非现在的自由斗争力量有多强大？”这是一个经常被提出的问题，曼德拉说：
“在南非以外的某些地方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在我们国家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我们的人民靠自己的努力是不可能赢得自由的。持这种观点的人强调南非政府手中有可以利用的难以应付的暴力工具，及其高压统治，军队的庞大规模，对公民自由的粗暴压制，以及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迫害。结果，在这些地区，我们被怂恿要超越国境线，以拯救我们自己。除此之外，我们别无选择。”
确实，国际上对南非政府政策的谴责极大地加强了，同时确保对南非政府实施有效制裁的行动也获得了支持。南非也由于加纳、尼日利亚、坦桑尼亚三国采取的有效主动行为以及通力合作，而被排除在英联邦之外。“这些不断增强的世界压力，极大地削弱了南非的国际地位并给国内的自由斗争以极大的鼓舞。”
曼德拉对莫桑比克、安哥拉抗击葡萄牙的压力所采取的勇敢行为致以崇高的敬意。然后，他接着说：
“但我们相信：如果认为外部压力已经使我们没有必要从内部打击敌人，那么这样一种幻想将是致命的错误。南非寻求自由和民主斗争的关键和核心之处在于南非自己内部的行动……在过去十年里，非洲人进行了许多自己的战斗，包括平民反抗、罢工、抗议游行、禁运以及各种各样的示威。在所有这些运动中，我们反复强调了纪律、和平、非暴力斗争的重要性。我们之所以这样做，首先因为我们觉得这里还有和平斗争的机会，所以我们真诚地为和平变化而努力奋斗。其次，我们并不想将我们的人民置于这样一种环境中：他们很容易成为那些嗜杀成性的南非警察的目标。但是，现在，形势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南非现在是一个在枪支统治下的国度。政府不断地扩充陆军、海军、空军以及警察……大量军事（弹药）工厂已被建立起来……
“和平鼓动及斗争之门对我们已经关闭了。非洲人甚至不再有和平地待在家里以抗议政府的压迫政策的自由。在去年5月的罢工运动中，警察挨家挨户地搜寻，打伤非洲人，强行赶他们去工作……危机正在酝酿。”
最高指挥部事先并没有宣布它的战略、战术，但曼德拉补充道：“一个领导机构如果在需要磨砺已经变得不很有效的政治武器时，显得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