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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媒介还能够通过舆论来影响政治决策。因为大众媒介对舆论有引导作用，所以公民个人或团体都可以利用媒介鼓吹自己的政治主张，阐明自身的利益，并努力使政治决策符合自己的意图。比如，社会各种利益集团总是自觉或是不自觉地维护本集团的利益，他们进行政治参与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自身特殊的利益，他们通常采用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对政治施加压力和影响。其中影响公众舆论是间接参与的主要方式，这主要是利用大众媒介来完成的。利益集团在社会公众中的声望，决定了他们干预政府决策的作用大小。利益集团借助媒介持续不断地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以唤起公众的关注和认同，为他们的主张进入政治程序作舆论准备，进而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
3．塑造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是指关于政治体系或体系之内人们的态度、信仰和感知，也包括关于政治目标的知识和信息”【12】。政治文化直接关系到公众对于一个国家政治制度变化的认可程度，对于议政参政的热情程度，人民对自己与公共权利的关系，以及由此而确定的自身权利的认知度。一个国家政治民主所能实行的程度，政治目标能否顺利推进，政治改革的容忍程度最终取决于政治文化。而大众传媒在塑造政治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或者说，大众传媒对政治的影响力相当程度上是通过塑造政治文化实行的。它不断阐述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合理性，澄清一个国家的政治目标，鼓励大众参政议政，唤起大众意识和政治热情。
4．进行舆论监督
自从直接民主为间接民主所取代，代议制成为现代政治的主要方式，权力的监督就显得格外重要。由于人民并不直接掌握权力，而是将权力委托给他们选举出来的代表，所以监督就十分必要，因而间接民主便要求有一整套的监督机制。对权力的监督应包括：权力的产生过程，权力的运行状况和权力运用的结果。其中，权力执掌者是监督的中心环节，因为权力是由这些人来执行的。
在大众媒介产生的初期，媒介常常是以公开舆论代表的身份出现的。媒介的监督之所以对政府有强大的压力，并不是媒介本身的力量，而是凭借公众的影响。也就是说，大众媒介在实施舆论监督时扮演了一个中介的角色。它将公众的监督传达给政府，同时也将政府的所作所为呈现给公众，以使政府接受公众的监督。如果失去公众的支持，大众媒介的监督作用就不再有效。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媒介在其中无所作用，只是充当被动的传声筒。大众媒介具有相当大的能动性。它不只能反映舆论，还能影响、引导甚至制造舆论。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大众媒介力量的日益强大，这一中介机构的地位越来越显赫了。在某些时候，媒介本身就是一种不可忽视的舆论力量。
第三节 大众传媒与经济
一、现代经济对大众传媒的决定性影响
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是决定大众传媒的体制、规模和运作方式的三大决定因素。在这三个决定因素中，经济是其中最活跃、也最具活力的。我们在第四章“新闻事业的产生”中讲述过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催生了新闻事业。在第六章“新闻事业的发展及其基本规律”里讲述过政治、经济体制决定了新闻体制，生产力水平决定新闻事业的发展水平，都说明了经济对大众传媒的决定性影响。现在，我们再来看看20多年来中国大众传媒的状况，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现代经济对大众传媒的影响力。
从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同时，新闻改革也拉开了帷幕。
短短的20多年时间，中国的大众传媒发生了举世公认的惊人变化。中国新闻改革的直接推动力就是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稳定地推动了经济体制的改革，从计划经济逐步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党的十四大确定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由此进一步拉动了中国经济，也进一步推进了新闻改革。20多年的新闻改革，每一步都和经济息息相关。从这20多年的新闻改革历程看，现代经济对于大众传媒的决定性影响主要体现在四方面。
1．经济体制制约着大众传媒功能的发挥
尽管大众传媒有五大功能，但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中国的大众传媒基本只发挥单一的宣传功能。这倒并非是因为从业人员认识不到大众传媒有传播信息等多种功能，而是社会缺乏对信息的有效需求。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企事业单位的产供销、人财物都采取大包大揽的政策，即：国家对企事业下达生产计划，并按计划调拨生产要素资料；企事业按计划生产，然后由国家全部收购，再按计划分配到各商品供应点。在这样的体制内，信息对企事业基本没有作用。因为他们没有决策权，不可能依据信息做出任何反应。大众传媒所起的作用就是鼓动劳动者的生产热情，保质保量地完成或超额完成国家的计划指标。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企事业，不管是国有经济还是三资企业、私营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都是独立法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在市场经济大浪中，优胜劣汰，它们必须收集各种各样的信息来自主决策。信息，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一个企事业的存亡兴衰。决策主体的多元化使社会对信息的有益需求大大增强。1994年的一项全国报纸读者调查表明，读者对新闻题材最感兴趣的前三位是：国内突发性事件；国内重大人事变动；国家政策和法令【13】。这说明，信息性内容已经超越宣传内容成为人们首选的读报目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大众传媒逐步进行功能转换，到90年代初期，“传播信息是大众传媒的第一功能”在中国新闻界达成共识。快速传递信息、扩大信息量成为各新闻媒介孜孜以求的目标，并以此从机构设置、栏目更动到新闻业务实行一系列改革。同时，信息及时、信息量大也成为各个新闻媒介争夺受众、扩大市场份额的最主要手段之一。
2．经济体制决定着大众传媒的运作方式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大众传媒的基本运行方式是以传者为中心，即从宣传者的需要出发来选择新闻、安排版面（节目）。其背景就因为当时的大众传媒基本以依靠公费（政府财政拨款）办报（台），依靠公费订报，无须操心生存问题，只需按要求做好宣传。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大众传播走向市场，必须争取到足够的受众才能生存下去。为争取受众从而为争取广告，新闻媒介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为争取受众，新闻媒介就必须满足受众的需要。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中国的新闻媒介当然不可能一切从受众需要出发，但目前中国新闻媒介已经从以传者为中心逐步向受者为中心过渡已是不争的现实。
3．经济发展推动了大众传媒快速扩张
20多年间，中国大众传媒增长速度惊人。报纸：从1978年的186种发展到2010年1937种左右，电台、电视台从1978年的100多座增长到2010年的2000多座。这几乎是几何级数的增长。这当然也表明中国大众传媒数量增长过快，存在“散、乱”的状况，但中国大众传媒在规模上的快速扩张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大众传媒的快速扩张是依靠经济增长来支撑的。
这种支撑作用最直接表现两方面。
第一，为大众传媒提供大量的广告，使得大众传媒得以维持日常运转和不断发展。
第二，为大众传媒提供大量消费者。经济发展极大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这为媒介消费提供了广阔空间。报纸的自费订阅率大幅提高，报纸发行量的增长主要依靠居民的自费订阅。
4．经济发展为大众传媒的发展提供雄厚的物质力量
这包括：通讯的发达为媒介提供快速传送信息的便利；交通的四面八达极大地方便了记者采访新闻和报刊的发送；科技发明以及制造业发达为大众传媒提供了最先进的采访、编辑、传送设备，尤其是卫星通讯的发展可以使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的电视台联成网络，使得全国各地的观众可以接收几十个频道的电视节目。这一切都是显而易见的。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经济的发展加速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化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标志之一。从一定意义上讲，大众传媒是依赖城镇而生，依赖城镇而长，尤其是报纸，必须依托城镇的读者群。短短30多年的时间，中国县级以上的城市从100多座增加到目前的800多座，城市人口达到超过6亿。这为中国大众传媒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大众传媒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用传播的术语讲，大众传媒具有监测环境、协调关系、传承文化等重要功能，而这几项功能对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意义重大。
由于生产和经济活动在现代社会中所具有的极端重要地位，任何个人、组织与社会必须不断地获得可能对其经济生活产生影响的任何信息，并且根据这些信息调整相应的筹划与行为。因此，大众传媒对于社会经济的促进功能首先表现为收集与发布经济信息，引导生产和消费。从威尼斯手抄小报刊载商品行情开始，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收集和发布经济信息已经成为现代大众传播最为重要的日常实践之一。报纸有经济版，电台有经济台，电视台有专门的财经节目，出版社与杂志社印刷发行大量的经济类书籍与杂志，经济信息成为了现代大众传媒的宠儿。
大众传媒对经济信息的收集与发布，主要以刊载经济新闻的形式实现。由于经济信息既可以涉及宏观的关于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政策与经济形势，又可以涉及微观的关于某种产品、市场或者企业的具体情形，因此经济新闻具有丰富多彩的内容与形式。从内容上，经济新闻可以细分为工业新闻、农业新闻、科技新闻、金融新闻和贸易新闻等；从体裁上，经济新闻又可以划分为动态新闻、新闻评述等。由于经济新闻的特质是反映社会经济活动，因而现代经济新闻总的趋势表现为解释与分析性加强。
事实上，许多学者认为，解释性报道作为一种文体的出现，就是针对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复杂性并超出一般人的理解的艰深性。解释性报道最早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当时美国公众普遍认为，日常的新闻报道既未能预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又未能使其对30年代美国经济的大萧条做好准备【14】。针对这种批评，美国新闻从业者抛弃了以往为达到“客观性”而在报道中严格分割“叙述者”和“评论者”的角色的做法，在报道复杂的社会与经济事务时开始注重提供背景和解说成果，以便更好地为人们的经济决策提供依据。
目前，世界范围内存在一批影响很大的专业性财经报纸与杂志，如美国的《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幸福》（Fortune）和英国的《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经济学人》（Economist）、《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n Economic Review）等，这些媒体对于国内、国际经济问题的报道和评论，历来为世界各国人士所关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也涌现出许多新兴的全国或地方性财经类媒体，如一批证券和计算机类报纸和杂志崛起，对于宣传和解释国家的经济方针和政策、提供相关信息与知识、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大众传媒对于社会经济的促进功能同时表现为监督市场秩序、反映社会舆论、纠正经济生活中的不公正现象和其他偏差。
市场经济虽然形成了一整套的法律和制度，但正如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M·布坎南认为的，“在任何交易过程中，参加者有一种作伪、欺诈、骗取和违约动机”【15】，尤其在社会经济转型时期，由于市场的游戏规则往往不够健全，上述动机很可能会得到强化，从而在经济生活中侵害其他经济主体的正当利益。大众传媒在这种时刻应该担负起公众赋予的责任，行使监督职能，这是大众传媒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另一种形式。
在很多国家的大众传播发展史上，大众传媒的这种作用都得到体现。
从19世纪80年代末到20世纪初，美国社会中的经济权力逐渐高度集中化。当社会财富日益掌握在洛克菲勒和摩根这样的财团手中时，“三分之二的男性成年工人每年工资不到600美元——社会学家根据当时生活水准制定的维持像样的生活所必需的最低工资数”【16】。一批记者和作家针对这种社会现象，撰写了大量揭露像美孚石油公司、纽约人寿保险公司等大企业托拉斯通过不正当竞争或欺骗手段聚敛财富的真相，这些“揭丑者”成为这一时期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先锋。
从1950年至1970年，日本经济实现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严重遭到破坏，但企业资本家与政府联手掩盖事实真相，直到“熊本县水俣病”等四大公害事件被《北日本新闻》等披露，“公害报道”对于企业与政府形成强大压力，才最终使受害群众得到赔偿，日本政府成立了环境厅，制定并通过了“公害罪法”【17】。
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过程中，中国的大众媒介同样以稳妥、积极的方式推进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例如，1997年至1998年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媒介对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报道就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
大众传媒对于社会经济的促进功能还表现为：刊登商业广告、激活或满足消费需求。
刊载或播出商业广告是目前大众传媒主要的收入来源，但这并不意味着商业广告仅仅维持了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