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文化界的风气，不说大家也知道，可是，我见到的何先生，始终谦和而从容，在大家谈兴很高的时候，他会笑眯眯地在旁边听着，如果话音稍停，他也会很高兴地说上两句，绝不让大家扫兴。说起来，他的著作和译作等身，我们这一代人对于西方历史和思想的理解，多少都得益于他的翻译和介绍，但他却始终处世很低调。
我常常在想，人怎样才能像何先生那样有修养，“修养”这个词，其实翻过来说就是“文明”。按照一种说法，文明就是人们越来越懂得遵照一种规则生活，因为这种规则，人对自我和欲望有所节制，对他人和社会有所尊重。但是，仅仅懂规矩是不够的，他又必须有超越此上的精神和乐趣，使他表现出一种不落俗套的气质。《上学记》里面有一段话我很同意，他说；“一个人的精神生活，不仅仅是逻辑的、理智的，不仅仅是科学的，还有另外一个天地，同样给人以精神和思想上的满足”。可是，我近来越来越感到，这种精神生活需要从小开始，让它成为心底的基石，而不是到了成年以后，再经由一阵风似的恶补，贴在脸面上挂作招牌。尽管他自己很谦虚地说，他这一代人国学的基础都非常差，没有背过四书五经，但是，他从中学起就读《开明青年丛书》、读冰心的散文和徐志摩的新诗、读顾颉刚和朱光潜、读《神秘的宇宙》和《物理世界真诠》，也看西洋电影和武侠小说，高中时还念Tales
From Shakespeare（《莎氏乐府本事》）。肚子里面积攒了东方和西方的好多文化知识，他也曾看了《英文一百零一名歌集》（The One Hundred and One Best Songs）后，学唱英文歌曲，他回忆那个时候听的古诺的《小夜曲》、舒曼的《梦幻曲》、舒伯特的《小夜曲》和《圣母颂》，觉得“回肠荡气，简直令人销魂……觉得美极了，灵魂都像上了天一样”。
爱德华·席尔斯（Edward Albert Shils）在《传统》里面曾经说道，“何谓传统？凡是代代相传的事物、信念、形象、行为和制度都是传统，自觉性的高低是次要问题，但必须通过三代（时间的长短不拘），也就是通过两传才能成为传统”。我不知道那种从容、自省和乐观的气质，是不是也需要两三代家庭的熏陶和从小浸染才能够获得，但是这种近乎贵族气质的传统，在现在这个变动不居、关系万千重的社会中，似乎是越来越难以见到了。古代中国经常的改朝换代，近代中国太多的底层革命，使得气度好像成了虚伪，风度可能是无能的别名。非得“幸分一杯羹”才能成为胜者，不顾孤儿寡母才能黄袍加身，“我是流氓我怕谁”才无往不利，“千万别把我当人”倒成了可夸耀的名言。世事对何先生这样的人未必公平，社会对有修养的传统也不见得接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在人心中是绝对政治正确的口号，这是很可悲的。席尔斯说，英文字tradition的拉丁语根是traditio，在罗马法中意指一种继承私有财产的方式，但今天英文中的tradition则指一切在传承中能维持不变或重新呈现的东西，但是，不仅在“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古代没法延续，在“你方唱罢我登场”、“天翻地覆慨而慷”的现代，我总担心，那份从容和宽厚，还能够不受世事的冲击而继承下来吗？
何先生在回忆西南联大的生活时，说到日本轰炸时的梅贻琦和吴晗，“大凡在危急的情况下，很能看出一个人的修养。比如梅校长，那时候五十好几了，可是极有绅士风度，平时总穿得很整齐，永远拿一把张伯伦式的弯把雨伞，走起路来非常稳重，甚至于跑警报的时候，周围人群乱哄哄，他还是不失仪容，安步当车慢慢地走，同时疏导学生。可是吴晗不这样，有一次拉紧急警报，我看见他连滚带爬地在山坡上跑，一副惊惶失措的样子，面色都变了，让我觉得太有失一个学者的气度”。而这种气度或者风度，需要长期的修炼和熏染，也需要一个人对一切置之度外的胸襟。
结语
《上学记》谈到一九四九年便戛然而止，这让我觉得很遗憾。
前半生上学的过程，保留在何先生的记忆里，而进入绝大多数读者记忆中的，却是后半生的何先生。何先生曾参加过侯外庐先生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的写作，他自己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思想史》，不仅有中文本还有英文本；对于西方历史学理论和方法，他有精确的评述，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历史与历史学》中就记录了他在这方面的思考；他翻译的许多西方古典，更是影响了一代甚至好几代人，像我印象最深的就有《思想录》、《历史的观念》、《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等等；对于明清两代西洋传教士来华的历史，他也有自己的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论》就广泛讨论了自徐光启到李善兰，明清两代中国与西洋的文化接触。可惜的是，这些在《上学记》里面都没有提到，我曾经向何先生建议把口述历史继续下去，何先生笑而不答。
同住清华，常常看到何先生骑着自行车来往照澜院和普吉院，觉得他真是很健康，从心里为他高兴，有时候和何先生遇见，也只是寒暄几句。可是，当我写这篇小文的时候，何先生因为偶然病恙，却两次住进医院，让人察觉到他已经八十五岁了。八十五岁的老人，那一生经历该是多么丰富而复杂，前些天，我和何先生的学生彭刚一起去医院看望他，被医生命令不准下床的他，手里正拿着《资治通鉴》，看到这一幕，不知为什么我却有一种奇怪的联想，如果说，《资治通鉴》记载的是古代中国的整体历史，而在拿着《资治通鉴》的何先生身上，却是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具体历史，在这个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整体历史和具体历史之间，该有多少故事？
走出医院，我想起了《上学记》里面的一段话：“‘二战’的时候，我们真诚地相信未来会是一个光明的、美好的世界，一个自由的、民主的世界，一个繁荣富足的世界，好像对这些完全没有疑问。”这是一个追求理性和光明的知识分子一生的信念吗？这种信念是否就是支持他一生乐观对己和善意待人的基础呢？
二○○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初稿二○○六年三月七日修改
返回目录魁阁归来
□翟一达《读书》2006年第10期
对于中国社会学界，有一个如同心灵圣地的地方，那就是云南呈贡的魁阁。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就设在这里。费孝通先生是这个研究室的主持人。云南、魁阁与费孝通三者共同演绎了一个至今仍被传诵的故事。
断想——魁阁魁阁又名魁星阁，是古代读书人寄托科举点状元拜祭的地方，是旧时科举时代的象征之一，但至今能保留下来的并不多。呈贡的这座魁阁与费孝通等人有着很深的联系。
怀着“朝圣”的心情，二○○六年二月的一天，我与两位朋友专程拜访了我们心中的圣地——魁阁。一九八六年费孝通先生亲临魁阁时挥毫写下“远望滇池一片水，山明水秀是呈贡”。这两句诗为魁阁的坐标绘了一幅地图——她矗立在滇池东岸呈贡大古城村中部。
当魁阁赫然屹立于眼前时，一座新的石碑上书“‘大古城魁阁，云南大学社会系研究室旧址’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费孝通二○○二年八月亲笔题写”。这是于二○○三年初被彻底翻修了的魁阁，这种翻修是出于对费孝通等老一辈学者的“缅怀”。但是它使得我认不出眼前这座魁阁与历史沧桑有何联系，毕竟她太“新”了。当年魁阁研究成员之一、云南籍的田汝康，对魁阁的记忆是“魁星阁已经很陈旧，风一吹，松动的木板就会晃动碰击，晚上睡眠常常被这种碰击声所惊醒，楼面不大，研究人员挤在一起，另有三个书架，有的书和资料在箱子里。晚上点的油灯，自己用棉线做灯芯。条件十分艰苦”（刘豪兴：《费孝通社会学学术思想述评》，《中国社会科学》一九八八年第三期，157页）。而现在；“松动的木板”已经被换过了，要想推动它们时还会觉得有些吃力。魁阁里通了电，外露的白色电线和开关吸引着我们的眼球。魁阁共有三层，最下一层曾是魁阁研究成员的厨房与餐室，现在成了一个展厅，一些展板图片或挂于墙上，或依墙而靠。阁楼的第二层空空如也，最上一层除了中部供奉着魁星老爷的神像，没有其他摆设。“旧时的学宫多奉祀魁星，它的形象如鬼，蓝面青发，世人却以之为主文运之神，向他祈求科举的成功，考中也要来向魁星道谢。”（王铭铭：《魁阁的过客》，《读书》二○○四年第二期）但眼前的这座神像，面色温和。当我向当地人询问费孝通年代的那座老神像时，得到的答复是“破四旧”时已被“破”了。
现在的魁阁，已经新刷上朱红的油漆，换上了新的青砖瓦，墙上重新绘制了绚丽的花纹，使得今天的魁阁让人感到有些“陌生”，有形而无神。尤其是她好像已经与那些曾经与她共同发生过故事的人以及那个年代离解开来。就在几年前，一些社会学人重访魁阁时，站在门前，还能够“想象这座破旧了的亭阁目睹的历史，能体会到其中的辛酸，也能洞悉它的动荡”，而这一切在今天显然已经再难以做到。另外让人为之一“震”的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时，魁阁的那种山水拥抱下的书院景色已一去不复返，魁阁周边盖起了一些水泥高楼，当地的村委会就在魁阁的右侧，是一座四层高的建筑，大红色的横幅上书十六个字“昆明精神”的标语（春融万物、和谐发展、敢为人先、追求卓越）。在这样一个被现代化侵蚀的，已经跃跃欲试、动力十足的村庄，已不是过去的那个魁阁了。
我从魁阁前新立的石碑上看到了：“魁阁图样由邑人赵凤兆赴陕西褒城县知事时提供，于清嘉庆二十三年（一八一八）呈贡知县赵怀锷主持倡建，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重修。”魁阁历史渊源的澄清，使得对她的过去有了一个交代。
魁阁飞檐上挂的风铃仍随风敲响，在一座现代化的村庄里，我们的思绪只有随着响了一百多年的古老的铃声才能回到过去的年代。
一场战争将边陲云南——这个不起眼的地方一下子放大并置于人们的眼前。首先，吴文藻先生在云南大学创办了社会学系，他要在这里为社会学调查培养人才。费孝通在英伦获得博士学位后，迫于战争也来到了云南昆明，并进入吴文藻主持下的云大社会学系。为方便农村实地调查，费先生当时建立了一个挂靠社会学系的研究工作站。后来日军轰炸昆明，这个研究工作站搬迁至昆明附近的呈贡县，几经波折最后定址于呈贡县的魁阁。费孝通在后来的随笔中专门提及了他与魁阁先前的主人陶云逵先生的一些事情（费孝通：《山水人物》，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从中可以看出他是很怀念陶先生的。
在费孝通的个人魅力感召下，魁阁陆陆续续集结了一批优秀的学者：张之毅、史国衡、田汝康、谷苞、张宗颖、胡庆钧、许光等，而这些人在抗战时期的魁阁，这样一个艰苦的研究工作站里辛苦地工作，费正清的夫人费韦梅（Fairbank Wilma Cannon）一九四五年参观魁阁后感叹“物质条件很差，但坚韧的工作精神和青年人明确的工作目标，给人以深刻的印象”（阿古什：《费孝通传》，董天民译，时事出版社一九八五年，78页）。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魁阁研究室结出了像《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昆厂劳工》、《洱村小农经济的研究》、《化城镇的基层行政的研究》、《芒市边民的摆》、《内地女工研究》等具有相当价值和地位的学术成果。魁阁，这个抗战时期社会学的工作站，因此也被后人总结为中国现代学术集团形成的雏形（谢泳：《魁阁——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的雏形》，一九九八）。
回想——费孝通战时经济资源的匮乏使得内地知识分子的生活困窘和严酷，但是即使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居于云南呈贡这座小城里的学者“不计困苦，追求理想”，取得了“魁阁小小，成绩多多”的丰硕研究成果。这与魁阁研究室的领头人费孝通的工作是分不开的，但他常常自称自己只不过是魁阁的一个“总助手，帮着大家讨论和协作，甚至抄钢笔板和油印”（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一九八六年，90页）。
那时魁阁的研究者们互相友爱，团结合作，能够形成学术集团，受到当今人们的推崇；他们在山水秀丽的风景间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做学问的条件为后人羡慕；费孝通尽心竭力指导学生，平等地同同事们共同讨论问题的大师风范，成为现在人们追昔怀念的对象。
许多人都归纳总结过“魁阁精神”，像费孝通那个年代的学者，他们的学术研究即使纯粹出于热爱，背后也伏藏着一个更大的理想，他在《云南三村》的序言中写道：我当时觉得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建设成怎样一个国家。在抗日的战场上，我能出的力不多。但是为了解决那个更严重的问题，我有责任，用我所学到的知识，多做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科学地认识中国社会（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年，3页）。
费孝通对自己是“自负重担”，这是一种完全的自觉。他的老师们的道德情操对他也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费先生后来回忆：“我深切体会到他们脑子里经常在想的是怎样把中国搞好，人民怎么富起来，别的都是次要的事情。”（费孝通：《逝者如斯——费孝通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