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生活是文明的最低下状态，可在游客（代表最高级的有闲阶级）身上找到对当的情况。前者因贫苦而产生，后者是为了补救生活上的烦闷。）
比，我们内在的或主观的对立便由此而产生。现在解释如下。所谓迟钝，一般而言，是跟迟钝感觉相关联的，也就是说，各种刺激对其神经影响不大，这样的『性』情对于痛苦或忧虑感觉不强烈。心智的迟钝，说到底，只不过是在许多人脸上所现出的“心灵的空虚”，这一心理状态，从人们对外界的鸡『毛』蒜皮之琐事，都不断热切地关注可以看出。这空虚就是烦闷的真正来源，它总是渴望外界的刺激，冀命名心灵获得藉口有所排遣。因此，在刺激的选择这方面并不挑剔，这从人们所诉求的消遣的可怜方式，他们社交和谈话的『性』质，还有他们在门口闲谈、或从窗口张望，在在都可以证明。主要就是因为这种内在的心灵空虚，人们寻求各种社交、消遣、娱乐、奢华，终而导致荒唐与困厄。对付这些困厄的最佳保证，是心灵的财富，因为人们的心灵财富愈多，愈是没有烦闷的空间。永不枯竭的思想活动！在自我和自然的千百现象中尽有新的可资应用的题材，更可以把它们构成新的结合——除了休闲的片刻之外，我们的心灵随时都可得到激励，“烦闷”是无法跟它高攀的。
但在另一方面，这种高度的智力深植于高度的感受『性』，更大的意志力，更大的热情；从这些素质的结合中，人们就有更大的能力孕育感情、感受身心痛苦，更有耐心对付障碍，更是憎恨阻挠——所有这些倾几进一步会由于想像的力量、各式（包括不愉快的）思想的生动『性』，而获得增强。以上所讨论的人『性』特质，适用于任何人，从下下愚到上上智都是如此，只是程度不同罢了。因此，不管是从主观或客观方面而言，我们要是接近人生苦难的来源之一，我们就远离另一苦难。这样，我们的天『性』会导致我们促使客观的世界尽可能的符合主观的要求；也就是说，我们会采取最大的措施，避免我们最可能遭受的苦难。聪明人首先要争取的是免于痛苦和烦恼，能得安静、闲暇，也就是一种平静朴实不受干扰的生活；因此，他对“世人”略有认识之后，会选择不求闻达，如果他具有大才智，甚至会过独居的生活。一个人的内心愈为充实，他对其他人的需要就愈少——其他人愈不能替他做什么。这就是为什么高度的智慧，会使人不合群。当然如果智慧的“质”能由“量”弥补，那还值得在这个大千世界过日子；不幸的是，一百个愚人抵不上一个聪明人。
一般人一旦免于贫困的痛苦，便不惜一切要消遣、要找友伴，逢人就能交往，惟恐只是单独一人。因为独处时，每个人只能靠自己，各人的自身条件便显『露』出来；可怜的个『性』是人的终身负担，愚人纵然是出身显贵，仍然会被他的个『性』所累，而有才智的人因为充满生动之思想，能使荒地似苦充满人群。塞尼加说，“愚蠢就是负累”，实在是至理名言，可以跟《圣经？德训篇》（excomlesiasticus，xxii。ll）的一句话加以比较，“愚人的生命远逊于死亡”。一般来说，有人喜欢交接朋友，就因为他智慧低下，个『性』随俗。我们在这世界的选择，很难超出一端是独处，另一端是庸俗、随波逐流。我记得一份在法文报纸阅读守，北美有些黑人最爱一大群人聚集在小块地方，因为他们就是喜欢彼此为伴。
头脑可以认识是生命体的寄生物，它好像是寄居于身体的福利领取者；得之不易的闲暇让人能享受自己的意识和个『性』，是人体所有其他部分辛勤劳苦的成果。但大部分的人闲暇能产生什么呢？——除了正在为欢作乐、或是做傻事之时，只是感到厌烦和无趣。这些闲暇的价值太少，可以从大家如何打发闲暇看出，一如亚里奥斯图（ariosto）所说，愚蠢的人空闲时刻是多么可悲啊！一般人只想如何“消磨”时间；有点才智的人是尽量如何“利用”时间。才智有限的人易感烦闷，是因为他们的才智只是意志的动力的工具；当到没有特别的事情需要让意志发生作用的时候，意志就休息，有些人才智随之放假，他们的才智跟意志一样，需要外因来发动。其结果就是人的各种能力的可怕的停滞——简言之，烦闷。为了对付这种可悲的感觉，人们争相从事仅可欢娱一时的琐事，希望这样可以让意志作用，从而得以运用智能；因为完成意志之动机的是智能。跟自然的真正动机相比，这些动机只是纸币和银币的关系；因为前者的价值是随意订定的——纸牌和麻将牌等的发明，就是为着达到这样的目的而发明的。一个人无所事事之时，可能玩弄手指，敲打任何东西，甚至拿着一支雪匣烟也好，以代替运用大脑。因此，在各个国家中，玩牌都是社会上的主要消遣，它可以衡量社会的价值观，也是思想破产的表象。因为人们没有思想可以把玩，他们就玩牌，都想赢对方的钱。真傻！为了做到公平，且让我谈一谈玩牌的好处；它能够让人学习世故，如何蝇营狗苟，怎样能巧妙对付由机运决定而不可改变的情况（例如，刚拿到的一手牌），这就是尽力为之，必须要学一些伪装，情况恶劣时还脸上堆满笑容。但在另一方面，正因为是这样，玩牌肯定使人玩物丧志，因为它的整个目的就是运用各种伎俩和计谋，去赢得别人的钱。在牌桌学到的这些习惯，就会深植而且进入实际的生活中；在每日的事务中，人们逐渐把真实人生看作牌局，觉得可以无所顾忌地运用优势，只要不逾越法律的范围。我这里所说的要点，在商业界中每日可见。闲暇是在存的花朵和成果，它让人能掌握自己，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有福了。但大部分的人能从闲暇得到什么呢？——只成为一个无用的家伙，感到烦闷，不知如何是好。因此，兄弟姐妹们，高兴吧，因为“我们不是女奴的孩子，而是自由民的儿女。”
进一步说，正如不需要进口、或是很少需要进口的国土是富足的，具有足够的内在财富、而无需他人帮助或所需他人帮助不多的人，就是最快乐的。进口物品昂贵、显出需要依赖他人、还带来危险和麻烦，而说底，终归不如本国货。我们不应该对别人的期望过多，或是一般地不对外在的世界寄予太多的厚望。一个人对另一人的助益是有限的，到最后每人都需要独立自恃，重要的是能独立生存。歌德在《诗与真理》（卷3）说过，“对于每一件事，大家毕竟都在冯靠自己”，这一道理可以在此处引用；高史密斯（boldsmith）在《旅行者》也说：
我们若要制造或寻求幸福，
无处不需要依赖自己。
“自己”是人的可能发展和有所成就的最佳的和最大的来源。愈是这样的认识——人愈是多在自身寻求欢乐的源头——他愈是快乐。亚里士多德说得真对，“做到自足就是快乐”。快乐的所有其他来源，按其『性』质来说，都是最不确定的、不可靠的、易逝的、任冯机会的；即使是在最为有利的情况中，其他来源都可能一下子用尽；这不仅量不能避免，而且也不是一定可以到手。到老年，下面这几项快乐的来源大多会枯竭：热爱、机智会消失，旅行的意欲会减退，不再那么喜好马、或喜欢实社交；亲友也逐渐死去。那时候我们更要依赖内在的财富；只有内在的财富会长久地跟随我们；在人生的任何阶段，它是惟一真正而持久的快乐乐来源。我们从外在世界所能获得的东西很有限。外在世界充满悲哀和痛苦；我们要是离得开那些烦闷又在各处等待我们。不仅如此，邪恶一般都占尽上风，愚蠢的叫闹声最为洪亮。命运是残酷的，人类是可怜的。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内在丰富的人好比圣诞节之时的一间明亮、温暖、充满快乐的屋子，而外边是结冻下雪的隆冬夜晚。毫无疑问的，世上最快乐的命运是个『性』丰盈的珍贵秉赋，而更为特别的是具有可羡的才智；这是最幸福的命运，虽然可能不是最光辉璀璨的人生。瑞典女王克丽丝汀娜（queen christina）在十九岁的时候，笛卡尔已经在荷兰渡过20年严格的静修生活，她除了听到的有关报告之外，对笛卡尔的认识只限于一篇文章，她当时谈到的笛氏的一句话，颇现出高度智慧，她说，“笛卡尔先生是最幸福的人，他的一生似乎最值得我们羡慕。”当然，外在的环境一定需要相当有利，才可让人掌握自己的生活和幸福，笛卡尔的情形就是这样；或者，像我们在《传道书》（vii。ll）所读到的一样，“有智慧加上家业更好，见天日的人得智慧更为有益。”获得上天和命运所赋予智慧的人，将会热切而小心地维持开放内在的快乐泉源；要做到这些，独立和闲暇是需要的。要获得独立和闲暇，他会自愿节制欲望，珍藏他的资源；因为他不像别人，他的快乐不只限于外在的世界，这就使他更会是那么克制而谨慎。因此，他不会为了期望官位、金钱、或是他人的好处和赞许，而出卖自己以迎合低级意欲和粗俗品味；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尊从贺瑞斯在信中给米西纳斯（maecenas）的劝告：为“外我”而牺牲“内我”，也就是为了光辉、官职、排场、头衔和荣誉而放弃个人全部或部分的安闲和自主，是莫大的愚蠢。歌德竟然这么做了，幸运拉我往另一方向发展。
我在这里所强调的真理——人生的幸福主要来自内心，得到亚里士多德所作出最为正确的观察的确认：亚氏在《尼可马氏伦理》（i。7）中说，“每一乐趣都必须先要进行某种活动，也就是先要运用某些能力，做不到这些，乐趣不可能存在。”亚氏主张，人的快乐幸福在于自由运用一己的最大才智（vii，13，14），司徒伯斯（stobaeus）在阐释消遥学派的哲学时，也说出同样的话：快乐幸福就是有力地进行自己要做的工作，达到所期望的结果；他解释说，“有力”就是能掌握有关问题和技术（eclogae ethicae，卷2第7章）。上天所赋予人的那些能力，原先的目的是让他跟大自然的困难搏斗。但如果无需作这样的搏斗，未能使用的能力或精力倒变成人的负担；因而我们就得用工作或玩耍消耗精力，其目的只是为了避免生活烦闷的痛苦。感到烦闷的最大受害者是有钱的上层人士。古代诗人及哲学家卢克雷夏斯（lucretius）曾经描写那些人的可怜景象，其真义仍然可在今日的每一大都市的生活中见到：
有闲的富人很少待在家里，
因为他们在家感到烦闷，
他还是回家，因为外边并不更好；
要不然匆匆地赶往乡间的邸宅，
好像那边的房子着了火一样；
他一到达那边，又觉得烦闷，
只好试想在睡梦中忘记一切，
或者又匆匆赶回城里。
（iii，1060…7）
年轻时，那些人都必然是体力充沛，精力旺盛，只是体力和精力跟心智能力有所不同，无法长时期维持高峰状态；到后来，那些绅士淑女或是缺乏心智能能力，或是心智能能力未能获得发展，或是未能储存材料让心智能力有所作为；他们的困境是可悲的。然而，他们仍旧保有意志，因为只有意志力是不会枯竭的；他们于是用极度激情、例如输赢巨大而必然会令人堕落的财博，来刺激他们的意志。一般而言，人要是无所事事，他一定会选择适合他能力的娱乐——打球，下棋，狩猎，绘画，跑马，搞音乐，玩牌，做诗，研究宗谱、哲学、或是其他业余嗜好。我们可以有条理地把这些举分别划归为人体的三大基本能力；然后，纯然就这些能力本身所能给予人的三类可能的乐趣来源（我们都根据自己的专长寻求乐趣），不涉及它们可能完成的一定目标而加以考虑，所得结果简述如下。
第一类是维持和满足“生命力”，诸如从食物、饮料、消化、休息和睡眠所得来的乐趣；世界上在若干种族就以这些作为他们典型的民族『性』的乐趣。第二类是从“体力”得来的乐趣，这些包括步行、跑步、摔跤、跳舞、斗剑、骑马，以及类似的体能活动，有的当做运动，有的成为军事生活或真实战争的一部分。第三类是满足“感受力”或感『性』所得来的乐趣，包括观察、思考、体验、欣赏诗文或音乐、学习新事物、阅读、静修、从事发明、搞哲学等等。有关这些各类乐趣的价值，相对的作用和时间的久暂，可加说明之处很多，我想让读者自己补充。但是大家都晓得，我们所运用的能力愈为高尚，它所给我们的乐趣就愈大；因为乐趣总是涉及我们如何运用能力，而“快乐”就在于“乐趣”不断地重复。在这方面，感『性』所带来的乐趣，无疑会超过其他基本的两类；其他两类在畜生中同样地存在，甚至更为显著；让我们跟其他动物有所区别的就是这独特的感『性』。我们的智力包括感『性』的各种形式，充足的感『性』使我们能享有心智方面的乐趣，即所谓“知『性』的乐趣”；感『性』愈为充分，乐趣就愈大。
一般人感到兴趣的事，只是能刺激自己意志、也就是跟个人利害有关的事。经常去刺激意志，怎么说都不一定是好事；换言之，它牵涉到痛苦。玩牌是各处“高尚社会”的普遍消遣，是提供这一类刺激的工具，因为涉及的刺激甚小，所造成的痛苦不大而短暂，并非真实而永久。事实上，玩牌只是跟意志搔痒罢了。
在另一方面，智力高超的人有能力对纯粹是“知识”、跟“意志”无关的事物感到浓厚的兴趣；不但如此，这类的举对他是必需的。这可以让他生活于痛苦、十足是神仙安居的境界中。于是我们见到两种景象——一般大众的生涯，全力地为个人的微小利益、为所有不幸，作长期无奈地争斗和努力，一旦这些目的达到、略能返回自我，又为无法忍受的烦闷所包围，这时惟有靠激情的野火才可以使自己再度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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